杨东莼同志又名杨人杞，1900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八）生于湖南醴陵县，别号岂匏。因为他比我年长19岁，从认识他以来，我一直称他匏公，以示尊重。

　　1936年我在武昌读大学时，认识了刚从伦敦牛津大学专攻西洋史的杨人楩，他是匏公的胞弟；1943年才同匏公见面。大革命失败时，我正在醴陵读小学，见到县城到处张贴悬赏银洋五百元，缉拿杨岂匏归案的布告，在我童年的心坎里留有深刻印象，特别是在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腥风血雨日子里，我对这个早期共产党人的安危是关心的。后来只听说他逃亡上海东渡日本，但一直无缘晤面。

　　1943年，我到四川乐山警备司令部工作，杨氏两兄弟都已经在武汉大学担任教授，虽然我和他初次见面，但由于人楩的介绍和小同乡关系，彼此一见如故。其时，他两兄弟同住在乐山嘉乐门外武圣祠一个四合院内，通过他们向房东交涉，拨了一个三开间的卧室给我们一家居住。从此朝夕相聚，无话不谈，逐渐建立了忘年交的深厚友谊。匏公和蔼可亲，对年轻人更是循循善诱，奖掖有加，所以我始终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当时，他家订有一些进步书刊，我每晚去他家阅读《新华日报》和摆“龙门阵”，谈家常、论国家大事，天南地北，常常谈到深夜。那时《新华日报》要经重庆新闻检查所的审查才能付印，新闻检查所经常对一些事实报道和老百姓的正义呼声加以删改或干脆取缔，以致报纸上常出现一块块空白版面——“开天窗”。匏公对国民党反动派这种控制舆论的卑劣手段极为不满。他气愤地说，蒋介石对外屈辱妥协，对内积极反共，迫害爱国志士，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当了臭婊子还要建贞节牌坊，真是无耻之尤！蒋介石就是师承蜀人李宗吾“厚黑学”的衣钵，是“厚黑学”的徒子徒孙。所谓“厚黑学”者，即脸厚、心黑之谓也。他说，蒋介石这种法西斯统治企图掩人耳目的勾当，适足以表现蒋家王朝的虚弱、丑恶与惶恐，从历史上看，凡属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当时已是抗日战争进入到第六个年头了，日机经常狂轰滥炸，四川各地防空指挥部在空袭警报之前还有“预行警报”，每逢“预行警报”发出，我机成群结队起飞，不是去堵击敌机，而是仓皇逃逸。同时又盛传陪都重庆有迁西昌之议。他非常愤慨地说：登堂入室，国已不国，自己不战，却还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煮豆相煎，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其结果将是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他说，值此国亡无日之际，竟有人大发国难财，在美国大买橡胶园，连马桶、哈巴狗也从香港空运进来，弄成“民国万税（岁）、天下太贫（平）”水深火热的局面，而我们这些堂堂大学教授，却穷入骨髓，当局美其名发给所谓研究费，实际上连“烟酒费”犹嫌不够。那时他仅43岁，春秋鼎盛，精力饱满，而在仪态上却颇衰萎。夏天穿一身白土布唐装，冬季着深灰色精布棉袍，头戴瓜皮毡帽，脚上穿的则是他夫人冯爱莹亲手做的布鞋布袜，一年四季剃个大光头，左手夹一个用黑布包裹的书包，右手拄一根拐杖，龙钟老态，酷似衰翁。抽的烟则是地摊上摆的五十支一扎、质劣价廉、一擦火柴就燃旺火的“纸烟”。他这种形象与其当时年龄比较是很不相称的，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情。他对马寅初提出“对豪门资本家及发国难财者课征重税”的主张极表赞赏。后来听说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寅初进行迫害，他义愤填膺地说，对他们提意见有屁用？病入膏肓的人是不能起死回生的！

　　他平易近人，言语风趣，常常深入浅出，寓教育于诙谐之中。有一次，我同他谈到国民党警备部官吏的一些贪污腐败情况，他对我说：“你大名‘有为’，顾名思义，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说，我这次由重庆坐黄包车（抗日战争时成渝道上汽车不多，黄包车就成为长途交通工具）到成都，夜宿荣昌县衙门口的“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的伙铺里，看见县政府门口有一副雕刻对联，据说某位县太爷下车伊始，看见邑中父老前来迎接，当场一挥而就，大意是：“三乡一里（荣昌县境仅三乡一里）进斯城，齐察看这官员好否”，下联是“万水千山来此地，常回顾我子孙昌么”。我说我常常用此联警惕自己，力求做到“君子和而不同，清而不浊”。他听了以后，颇为嘉勉，大有“孺子可教”之慨地说：“我将来如有任人权时，一定聘你当秘书。”1950年他任广西大学校长时，写信要我来西大充当校长办公室秘书，我们见面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总算实践了诺言吧，只是没有想到会在桂林见面。”事隔多年，他竟然把一句戏言记得如此清晰。

　　当时，武汉大学不少进步师生经常到他家串门，漫谈有关国家大事、世界风云、社会花絮等等，常常谈到深夜。每逢周末或星期日晚上，他高兴地说：“花好月圆人寿，红中白板发财，咱们搓四圈‘卫生麻将’嘛！”这就是我们当时惟一的余兴和消遣。武大有些名教授偶尔也逢场作戏，参加“筑城之战”。朱光潜、刘永跡、叶石荪、石声汉、邓初民等名流学者，就是在他家介绍认识的，并蒙他们不弃，赠我墨宝留念，可惜在史无前例、人妖颠倒的“文革”中，都当作“四旧”被抄家抄去了！乐山还有一位年逾花甲的湖南同乡阎幼甫老先生，据匏公告诉我，他曾在国民政府做过大官，因不满稗政，抱着入山惟恐不深态度，毅然解甲归田，宁愿屈就久大精盐公司驻乐山办事处主任，而不愿再投宦海。每逢例假节日，匏公总邀我一道前往拜访，表示敬老崇贤之意。阎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施政及社会风气各方面的腐败情况，讲得绘声绘色，特别是讲到要害地方，激昂愤慨，唾沫横飞，切中时弊。匏公说他一身傲骨，两袖清风，几十年宦海浮沉，刚正不阿，看破红尘，品德形象都很高大，洵属“国难出忠良”的难得之士。当时乐山也有几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他也虚与蛇委，勉强应付，但一转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莫看他这副神气，其实是个饭桶、脓包，国家就是这般家伙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