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永远和学生站在一起
和学生们站在一起
马叙伦又回北京大学教书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又向华北进犯。马叙伦再次拍案而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支持学生还是不支持呢?北大的教授们对此发生了争论,在一次讨论会上,马叙伦首先发言:“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国共两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们也应明确表示态度。”
“对!”许多教授赞同马叙伦的主张。
可也有唱反调的。文学院院长胡适一向主张不抵抗。他说:“国家大事应该让政府去主持,我们北大教授不必另作主张。”马叙伦早就对胡适等人的论调不满,于是就反驳起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校方竟让胡适作为校长代表,到南京向政府报告。马叙伦立即反对说:
“胡适先生不能代表我们。他既然是代表校长,校长是官方任命的,他也就代表官方。我们教授要另派代表,不让他代!”
事后,马叙伦和一些知名教授发起成立了文化救国会,他当选为主席。救国会在发表的宣言中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说:“他们所以风起云涌地参加救国运动,完全为爱国心所驱使,为民族争生存,愿意牺牲他们的宝贵光阴,愿意以赤血洗白刃,为民众的前驱,作救国的斗士。中国危机已到最后关头,只有抵抗,别无出路,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朋友”和“学生”
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马叙伦因为对投降论调不满,后来离开了北大,回到南方。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上海租界居住,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为了避免已经占领上海的日寇注意,他蓄起胡子,改名邹华孙。邹是他母亲的姓,“华孙”是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这年12月的一天,一位陌生人突然找上门来,对马叙伦说:“我是从北平专程来上海拜访您的。这里有汤总长的亲笔信,请您过目。”
汤总长是谁?就是汤尔和。他是马叙伦年轻时候的同学。当时,他们俩和另一位同学模仿刘关张(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样子,拜了把兄弟。马叙伦和汤尔和三十多年来,关系很融洽。可是,没想到,在民族危亡严重的时刻,汤尔和钻进了日本侵略者支持的华北临时政府,出任伪政权的教育总长(即部长)。马叙伦听说了这件事,十分气愤。汤尔和在信中说,请他到北大当校长。
“汤总长请您快些动身呢!”来人又说。
马叙伦冷冷地说:“我是为了坚持抗日救国才离开北大的。现在又怎么能够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请你回复汤尔和,我是绝对不去的,就不写回信了。” 从此,马叙伦与当汉奸的汤尔和一刀两断。不久,汤尔和死了。马叙伦写了《汤尔和晚节不终》的文章,对这位过去的老朋友,做了深刻的批判。
还有一个叫陈公博的大汉奸,是投降日本的汪精卫的主要助手,也是马叙伦的学生。他追随汪精卫准备投敌。马叙伦知道后,特意找他谈话,劝他回到正路上来。陈公博竟无耻地说:“如果汪先生要干,我也只好跟他了。还要请师友们帮忙呢!” “办不到!”马叙伦严正地回答,“我决不出来,劝你也慎重考虑!”
陈公博投敌后,当了上海市“市长”,几次托人问候“老师”,要求会面,都被拒绝。有一次,他还派人送来大米。马叙伦知道后,立即赶到,不让卸车,对来人说:
“你告诉陈公博,我不能领这个情,大米不能收!”
马叙伦在民族大义面前,公私分明,立场坚定,不愧是杰出的爱国者。
第二次受伤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已经六十多岁的马叙伦在高兴之余,又很担心。因为蒋介石又在策划打内战了。和平,民主,这是人民最希望的,马叙伦决心为此奋斗。
这年12月,他和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是主要领导人。“民进”作为民主党派,积极投入民主运动,提出组织民主政府的倡议,产生过很大影响。
可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在1946年6月,发起了内战。全国局势紧张起来。为了反对内战,恢复和平,马叙伦带头,一百六十四名上海的著名人士发表呼吁书,要求和平。可蒋介石不加理睬。
“我们到南京请愿去!”马叙伦说。
“对!”
6月23日,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各界代表,坐火车来到南京。他们要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停止内战。十万多上海人民在车站欢送他们。不料,火车进入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刚走到站台,忽然笛声乱响,几百名化装成“难民”的特务拥上来,把他们包围了。
“不许他们出站!打!”特务们狂妄地喊叫着。
马叙伦被挤进一个候车室,特务们破窗而入,大打出手,桌、椅、汽水瓶乱飞,马叙伦的头被打出几个血包,腹部也被踢伤,当时就昏倒了。女代表雷洁琼也被打出血,手表、眼镜、皮包被抢走,连在场的新闻记者也被打伤。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下关事件”。
马叙伦被送进医院抢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赶来慰问,对马叙伦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
“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站起来!”马叙伦在为中共代表团题书上写道。他把血迹斑斑的衣衫脱下来,交给女儿说,“替我收着,这是国民党罪行的物证!”
下关事件后不久,从昆明传来了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教授被暗杀的消息,马叙伦立刻写抗议文章说:
“政治斗争要用暗杀手段,是反动派日薄西山的象征!革命者是杀不完的!……我的历史一部分与李、闻两先生相同,我们就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我也预备送还他们一颗原子弹!”
马叙伦从此更坚定地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
新中国教育部长
早在20年代,马叙伦就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关系很好。他在担任教育次长的时候,还帮助过他们躲过追捕。在长期斗争中,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坚决走上了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道路。 1949年春天,马叙伦来到解放了的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政协副主席、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主席等职务。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马叙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
建国初期,各地学校的设备普遍简陋,人民的生活还十分困难,加上学生的课外活动过多,负担过重,影响了他们的健康。马叙伦了解到这种情况,非常焦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作了汇报,并提出了解决办法。毛泽东主席看了,十分重视,很快给马叙伦写了回信,信中说:
“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
马叙伦看过信后,高兴地说:“为了培养具有健全体格的建设人才,必须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增进师生健康。”
在马叙伦的主持下,教育部一面争取在国家财政许可的情况下,尽力提高教育经费和学生的人民助学金;一面又精简课程教材,减少学生学习时间和课外开会时间,保证休息,加强体育,注意卫生,改善伙食 ,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和大量工作。
1952年11月,高等教育部成立,马叙伦又出任第一任部长。他为创建新中国教育新制度做出了宝贵贡献。由于在过去的斗争中,头部两次受伤,晚年的马叙伦患了严重疾病,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之后,不得不长期卧床。
马叙伦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博学多才,有很多建树。他在语言学、文字学、哲学、文学、书法、经史各方面都有著述。抗日战争中,他隐居上海,专心研究语言文字,写出《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全书共二百多万字,三十卷。马叙伦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