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次见到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第一次是在1961年的秋天。那时我刚参加文艺工作不到两年，在吉林市歌舞剧团当学员，边学习、边实践，在各种合唱、表演唱和歌剧中担任群众角色。每月工资二十七元五角，粮票三十一斤。时逢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非常愿意到宾馆为外宾和中央、省市领导演出，为舞会伴唱。因为到宾馆吃饭不花钱，不用粮票。

    那天，我们很早就到了吉林市宾馆（就是现在的江城宾馆），排练、合乐。听说是中央首长来参加舞会，所以大家都很兴奋，也很紧张，但准备得比较充分。为舞会演唱的曲目多为《红莓花儿开》、《深深的海洋》、《含苞欲放的花》、《红河谷》等三步、四步舞曲。排练也相当地井然有序。

    傍晚近七点钟时，宾馆舞厅灯光都暗了下来。我知道首长来了，舞会要开始了，便眼睛紧盯着舞厅门口。这时舞厅门打开，掌声四起，特别热烈。有人说：“是周总理来了。”我当时感觉呼吸好像停止了，只是跟着热烈地鼓掌。我看见周总理了！我看见了！要是现在我肯定会大声喊叫，欢呼雀跃，可是那时候不时兴，只是在心理欢呼，只能使劲的鼓掌。等掌声稍落之时，只听周总理大声说：“舞厅不要搞这么暗嘛！要把灯都打开嘛！”马上大厅亮了起来，大家又一次地热烈鼓掌欢呼，舞会在乐曲声中开始了。

    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外，我的眼睛便一直盯着周总理。我发现周总理不是和一位女同志跳完一首舞曲，而是半圈一位，并亲切交谈着。当周总理邀请管正娴同志跳舞时，管正娴问：“周总理，您怎么还穿带补丁的衣服？”周总理笑着说：“家里还有一套新的。那是外交部给做的，接待外宾用的。”（当时，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这时我们才发现，周总理穿的衣服真是有一块从里向外的补丁，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周总理这时较凝重地说：“这次来吉林省是向吴德同志和吉林省讨要粮食来了，吉林是农业大省嘛！现在四川很困难……”

    周总理除了邀请大家跳舞，还点唱了《南泥湾》。过后，我们的老大姐肖西和秦茵同志，都激动地含着眼泪告诉我们周总理邀请她们跳舞时，向她们询问工作、生活情况，目前有什么困难等等……很是关心。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63年的夏天。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朝鲜民主共和国崔庸建委员长来到长春。

    当时我们吉林省歌舞剧院承担整台的歌舞演出任务。演出地点是在南湖宾馆的剧场，第一个节目是大合唱。我们唱了中国新歌《歌唱祖国》和朝鲜新歌《金日成将军之歌》后，全体合唱队员都到楼上休息室等候，只有我被留了下来，担任拉幕工作，名曰“司幕”。我当时21岁，虽然“出身不好”，但个儿高，身体棒，表现还不错。和当时的舞蹈队长黄希文同志（志愿军转业军人、老共产党员）一起拉幕（那时大幕的开闭是很沉重的，不像现在用电脑控制、按按钮即可）。演出进行的很顺利，外宾、周总理和陈老总也很满意。演出结束后，领导同志到舞台接见全体演员。合唱队队员大都在楼上休息室休息，陈老总笑呵呵地用浓重的四川话喊，你们快下来照相嘛！就是在这几分钟的空闲时间，我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周总理笑呵呵地越过侧幕条，向我伸出手和我握手。我赶紧松开拉幕绳的手，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周总理、陈老总和崔庸健等外宾同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事后，我的同志和朋友们对我能和周总理单独握手表示了羡慕和“嫉妒”。

    第三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66年的秋天。那时我已经24岁了。

    从1963 年我开始在重要场合担任独唱任务了，在吉林省歌舞剧院歌剧团的各种歌剧中担任重要和主要角色。可是当时，我刚被扣上了“地主的黑狗崽子”、“走资派的干儿子”、“文艺黑线的黑尖子”等罪名。在省歌大院批斗台上，我被红卫兵押到台上，给当时已经被押到台上接受批斗的吉林省文化局长高业同志（已故）陪斗。和我们一起进行陪斗的还有青年女指挥家张眉和青年唱演员宋玉荣。“8.18”、“8.19”大会批斗连省长赵林、省委副书记郑季翘，还有剧院院长、书记，都无一幸免。

    全国实行红卫兵要自己解放自己，搞全国大串联，坐火车不花钱。我也在自己教育自己的口号下，登上赴北京的火车，在北京住进了和平里没盖完的大楼里。

    没过两天，我就跟人到北海公园旁边叫作“三座门”的地方，那儿还有个什么“揪斗刘少奇指挥部”。在一个台上，我看到红卫兵正在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和财政部长李先念。正在一片喧闹声中，有人喊：“周总理来了！”周总理从人群后面直接走上批斗台，站在中央偏后一点的地方，一动不动。有人给周总理拿来了椅子请周总理坐。周总理说：“陈毅同志不坐，李先念同志不坐，我也不坐！”这时又有人给陈毅和李先念搬来椅子坐下。有人指着陈老总和李先念副总理喊：“他们态度不好，不坦白、不交待。”这时陈老总很坦然的用浓重的四川话说：“请红卫兵小将们打开毛主席语录。”大家都静了下来，翻开毛主席语录。陈老总继续说：“第271页，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话音没落，全场就炸了起来！有的喊：“没有271页，骗人！”“态度不老实！”等等，现场一片混乱， “打倒声”此起彼伏。这时周总理站了起来一招手，全场安静了下来。周总理说：“红卫兵小将们，国务院有个紧急会议，（总理看一下手表）我和陈毅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还要开会。”说完就陪同陈毅和李先念一齐走下台，互相牵着手走了，这次批斗会也就自行解散了。我当时离得较远，发现周总理好像瘦了……

    我的家就在离吉林市仅70华里的乌拉街娘娘庙附近的一个农村。一岁半我就没了妈妈，父亲又当爸爸、又当妈妈养育着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孩子，我是真正在松花江边长大的。在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时，学校教导主任找我谈话，没让我考大学，“祖国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我直接参加了工作。我父亲是高级社的会计，非常坚持原则。1962年，有一次社长吃饭店他不给报销，人家找初级社的会计报了销。我父亲在查账时批评了初级社的会计。这样那位社长和初级社的会计联手，利用“整顿落后地区”的机会，把我父亲打成地主分子。我不知家中的情况，在我们单位弄了个隐瞒家庭出身的罪名。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斗被打，游街游乡……等到落实政策、平反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故去。因为出身不好，1967年在造反派双方打派仗、搞武斗时，我被单位造反派点名，美其名曰“要看我的政治表现”。攻打市医院，我被扔下来的暖气片把胳膊砸折了。同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遭遇相比，我们这点家事又算什么！

    第四次见到周总理是在2001年的秋天。别不信，是真的！

    正当我在大连演出时，接到现吉林市歌舞剧团副团长兰景龙同志的电话，说吉林市委、市政府有个重要会议，邀我去。我刚好演出完，便欣然接受，没回长春，直接去了吉林市。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将我安排到了西关宾馆。多少年来，西关宾馆在我心中都是吉林市最高档的宾馆——那是当年周总理来吉林市曾经下榻的地方。我激动得站也站不稳当，坐也坐不消停。看看这儿，摸摸那儿，思来想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怎么这么幸运啊！这也太巧了，今年距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正好是40年啊！

    有一篇报导写得太好了，我记忆犹新。报导说，一名外国驻联合国大使指责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联合国降半旗是吊唁联合国成员国的总统、元首的，周恩来只是一个国家的总理，您给降半旗，那对吗！为什么？”瓦尔德海姆义正言辞地回答：“如果哪个国家的总理能像周恩来先生那样，在国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子女，又兢兢业业为祖国和人民谋利益，在他故去时，我也给他降半旗，有吗？”说得太好了！说得太棒了！我要大声欢呼，周总理，我想念您！我看见您来了！我又和您握手了！我哭了，我大声地哭了，哭了……天亮了，我醒了，发现枕头全湿了。是的，我又第四次见到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今年三月五日是周总理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再过几天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愿我这篇短文能化作一束小花，献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作为永远的纪念。

2008年3月15
（作者系民进会员、吉林省文史馆馆员、原吉林省歌舞剧院一级歌唱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