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冬天一个落雪的下午，一位朋友来取字，要挂在书店出售。他选了十幅魏碑楷书，说像赵之谦。

　　我当时不写赵之谦。认为既然赵之谦写魏碑，我也写魏碑，直接学魏碑就是了，为什么要学赵之谦。

　　这年十一月，购得吴昌硕题签《二金蝶堂尺牍》，其中收入赵之谦尺牍五十六通，也不是为了学赵之谦。那时，有位写魏碑的老朋友每次见面都要我给他的书法提意见。他魏碑写得端庄古朴，但行书落款总不理想。我建议他用赵之谦碑体行书落款，以求风格协调一致。《二金蝶堂尺牍》成了指导朋友落款的蓝本。不知不觉间，我的书法也受到赵之谦的一些影响。

　　同年，得《赵之谦印谱》，刻印时有参照。

　　有一天，在文化馆看到一幅题款“蛟龙盘拏肉倔强，快剑长戟森相向”的古柏图，心中一震。问谁画的？说是临赵之谦的。心中暗自称许。画好、款佳，可见其胸襟气度。题款出自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亦非等闲之辈所能想到。

　　此后，对赵之谦便多了几分关注。

　　二

　　报社对面百乐厅的地下室，曾经是书法家聚集的地方。那时年轻气盛，仿佛古代的书法家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等着我们评判似的，未来的书法似乎都在我们的把握与掌控之中。谈到赵之谦，一位刚从广西师大进修回来的朋友说，赵之谦很聪明，在很多方面都有开创性，魏碑楷书、碑行书、印章的各种样式都有尝试，但什么都没完成。结论是赵之谦不能学。讨论归讨论，并没有妨碍我对赵之谦的研究。

　　1994年，我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赵之谦的短文。通过这篇短文的撰写，知道了赵之谦对金石学了解的广博和吸收的自如。

　　三

　　1995年到1996年，我把《鲁迅全集》和《王国维全集》读了一遍。这种阅读似乎和赵之谦不搭界，但恰恰使我对赵之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们三个有个共同点，就是识见高，总看到世人的愚蠢和世事的荒诞。

　　鲁迅和赵之谦都爱嘲讽。王国维不怎么嘲讽，但比嘲讽还决绝。

　　鲁迅和赵之谦的嘲讽肯定是对的，但他们每对一次，就像错一次似的，会遭到一次攻击甚至围攻。他们遭遇的悖论是，你越对，处境越糟糕，你的识见和才华越非同凡响，你在这个世界上就越孤立，越难生存。

　　赵之谦的研究者邹涛说：“他是被那个时代气死的。”鲁迅也是。王国维则是冷着脸转身而逝。

　　这样谈赵之谦，急于学书法的人会不耐烦，会说，我要学的是书法技巧，说这些干什么？

　　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小说《追寻者》中萨克斯风天才乔尼说：“爵士乐不仅仅是音乐，我也不仅仅是乔尼·卡特。”书法也一样。

　　把赵之谦书画印的技巧分析一遍，真能说明赵之谦的书画印吗？真能说明赵之谦吗？学像赵之谦，就是学会赵之谦了吗？学会赵之谦，你就成为书法家了吗？穿戴上赵之谦的衣冠，化装成赵之谦，装模作样地到处摆谱，那是什么德行的书法家！

　　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也点明了这层意思。

　　李邕自刺史入京听候考核升迁，一向负有才名，却屡遭贬斥，被奸相李林甫迫害致死。“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说的不仅是书法，也触及生死大义。

　　由李邕之死，让人想起另外一些彪炳史册的书法大家：蔡邕、颜真卿、苏轼……

　　光绪十年（1884）秋，五十六岁的赵之谦困苦劳顿而死。

　　从理解赵之谦，到理解人，理解人生，理解世事，才能更好地理解书法。

　　四

　　赵之谦写过一幅横批“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邹涛考证为赵之谦四十三岁前后所书。魏碑楷书，起笔圆浑，行笔劲健，收笔圆转中见方峻，转折处有刀刻斧劈般的刚毅，结体略趋扁方，横画排布如汉印满白文之茂密，撇捺舒卷开张，如关云长挥刀入阵。

　　“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为崔儦署户语，应潘祖荫之请而写。这何尝不是赵之谦的自许。

　　赵之谦两岁即能把笔作字，稍长读书过目成诵，且好深湛之思，出口诘问，人不能答。六岁学古文。九岁学诗。十岁后潜心宋学7年，后来二十五岁复为汉学。学问日增，兼擅多能，卓异超凡。他书画篆刻天分极高。篆刻合浙皖两派为一，融古开今，可称一代宗师。绘画开海派先河。书法诸体皆能。著有《章安杂说》《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国朝汉学师承续记》《勇庐闲诘》，主编《光绪江西通志》等。传世有《二金蝶堂印谱》《悲盦居士诗剩》《悲盦居士文存》。

　　赵之谦于学问力求精深。他在编修《江西通志》时说：“诋諆前人一字一句，须勘正数十县志，书检数十年档案，方敢开口。艰难遍历，甘苦自知。”

　　“不读五千卷者无得入此室”是治学为艺的一道门槛，也是衡量文人艺人修养的一个标准。

　　赵之谦为之潜心修为，为之自负，并因自负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备受煎熬。

　　五

　　赵之谦“上自经史，下迄百家，名物之赜，性道之微，口颂心记，旁通贯中，务通所以”，博学广识，尤其精于文字，但科举并不顺利。二十一岁考取秀才，三十一岁中举人。后三上京城，四试礼部不第。因博览群书，通晓文字，喜欢引经据典，爱用奇字，三十七岁在会试中，以“次场经艺贪用讳书子史，致主师有不识之字三十余”而被斥落。这让他颇感意外，愤愤不平。

　　科举的挫败，在他的内心掀起波澜，也引发了他的深思、怀疑和反叛。

　　他在致胡子继信札中说：“书至此，则与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这种和馆阁体分道扬镳的态度，不仅是书风的变化，书法取向的转变，也是基于人生际遇，对现状和体制的反叛。

　　他二十岁前学颜真卿《家庙碑》，“日五百字”。反观他以前的颜体书法，戊午（1858年）所写行书五言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不以为佳。如果他在颜体字的道路上走下去，未必胜过刘石庵、何蝯叟。他在书法上的转向与反叛对他来说是找到了更好的方向。这种艺术取向是听从生命内在的召唤，从而达成了人和艺术的统一。

　　六

　　如果科举一帆风顺，赵之谦可能会一直写馆阁体，或者像刘石庵、何蝯叟那样在颜真卿的体式上略加变易，中国书法就会失去一位碑派的开拓者。

　　把思维略微展开一点，会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在改变，艺术随之而变化，拓展出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

　　自唐太宗李世民喜好王羲之，众臣随顺，举国风从，流风斯远，约定俗成，成为书法的绝对典范，具有了宗教一样不可动摇的地位。

　　清代随着考古挖掘和文物发现与整理的进展，金石学用于书法，碑学大兴，书法的法统受到质疑和动摇。正如1830年前后，一向被视为关于数量和空间形式真理的数学面前突然出现了几种相互矛盾的几何学，而且这些不同的几何学似乎都是正确的。欧几里得几何最终交出了他的绝对统治权，这意味着绝对真理统治时代的终结。数学在丧失绝对真理和权威的同时，也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遇。

　　G.康托尔说：“数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充分自由。”法国历史学家勒南在《马可·奥勒留》中写道：“人类的最高标准乃是自由。”高尔泰说：“美是自由的象征。”艺术的本质同样在于自由。

　　赵之谦基于金石学研究，在魏碑楷书、碑行书、篆书、隶书、篆刻和绘画等领域找到了自己的自由，智慧和才华得到发挥。

　　赵之谦的魏碑楷书写出了魏晋的慷慨与风骨；碑行书，尤其是小字书札，写出了六朝的神采和敦煌残纸的风韵；隶书，具有汉隶的朴厚、大刀阔斧的笔势、宝墨沉光的墨气、阵云层叠的气势；篆书，如龙山方竹，自成风范，非玉筋铁线所能比拟。

　　七

　　庚午（1870年）三月，赵之谦集龚仪部《乙亥杂诗》句作篆书联：“别有狂言谢时望，但开风气不为师。”气象整饬庄严，虽自属“戏集”，但用心寄意颇深。这两句诗，虽然是借定盦的诗表白自己，但基本上概括了赵之谦的艺术态度与追求。“别有狂言谢时望”，是走自己的路，绝不随顺；“但开风气不为师”，透露出高度的自信和洒脱。从此，他不囿于陈言藩篱，走新路，开新风，在诸多艺术领域开疆拓土。

　　吴昌硕、齐白石等后来的大家，都受他的影响，受他的启发开创出一条又一条艺术之路。

　　八

　　艺术是心灵和意识深层次的东西，不是聪明、智慧所能解释清楚的。聪明的人能成为大艺术家，比如毕加索，也有看似很笨的人成为大艺术家，比如塞尚。还有精神异常的人成为大艺术家，比如凡·高，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自闭症的孩子有异常突出的艺术表现，展示出极其震撼人心的内心世界。艺术是内心深处的宝藏，不是浅表的东西。所以把艺术纯技术化，是对艺术的曲解。没有意义的技法“笔墨等于零”。

　　赵之谦是一个内心深沉的艺术家，他表达的是心灵深处的声音。他有时拍案，有时诅咒，有时呐喊，有时欢笑。他写《急就章》，“列侯邑有土臣封，积学所致非鬼神”是他认可的语句；写东汉哲学家、经学家桓谭的《新论》，因为桓谭博学多识，喜非毁俗儒，有同道之感；写苏轼，是由于苏轼的因才受妒，直言获罪，让他感到心有戚戚焉；写龚自珍，是对他的思想认同。

　　九

　　1852年（咸丰二年壬子），赵之谦二十四岁。这年他写的《除夕示周双庚》诗中有句“有腹为战场，肺肝作横祸”，意味深长。

　　赵之谦为琴子楷书自作诗册，诗中写道“若言觅举者，剽窃而已矣。金多位自尊，一钱胜八比（八比指八股文）。”直刺科举和官场的狰狞黑暗。

　　1859年（咸丰九年乙未），赵之谦31岁时为英叔作花卉册题诗：“冷淡自足，赫奕亦可。打破圈子，就是这个。”世事沧桑让他看破人生，了悟艺术。

　　十

　　赵之谦喜欢集苏东坡的诗写楹联。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四十二岁的赵之谦于闰十月为孝侯写篆书联“雨后月前天欲冷，寸田尺宅今谁耕”。用笔饱满圆劲中有自然潇散之致。内容是对时事、境遇的感喟与诘问。赵之谦上款写道：“集东坡句为孝侯二兄大人属书。”邹涛查核下联为苏轼《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中句，上联未详，待考。据我核查，上联出自黄庭坚《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其二（中华书局《黄庭坚诗集注》全五册，第二册459页）上款当以“集东坡山谷句”为妥。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书法卓异，草书当为宋代第一。其诗为江西诗派开山之祖。才高命舛，人生多难，诗意时与东坡通。“雨后月前天欲冷”更类东坡句。这也是赵之谦误记的原因。

　　同是同治庚午年，为感谢杨憩亭而书写的篆书集苏轼联：“高人自与山有素，老可能为竹写真。”多圆笔，婉约舒曼，得汉篆法，而多出己意，亦为盛年力作。集联上联出自《越州张中舍寿乐堂》，下联出自《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诗中“才多事少厌闲寂，卧看云烟变风雨”“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付卧轮”的感触与情怀也能与赵之谦的内心相呼应。

　　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赵之谦五十四岁。他为竹亭行书“诗书好在家四壁，天人几何同一沤。”这是一幅碑行书，行笔舒缓自在，从容不迫，人书俱老，苍松成龙。不再着意于行笔的洗练，转折的方峻，而是复归天真，大朴不雕。这幅也是集东坡句。邹涛考证，下联集自《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诗，上联没考证出来。据我查核，上联出自《陈伯比和回字复次韵》“田里冯生宁屑去，湖海陈侯犹肯来。诗书好在家四壁，蒲柳蓊然城一隈。骑上下山亦疏矣，鯈从容出何为哉。市桥十步即尘土，晚雨潇潇殊未回。”录出，以备检读。

　　五言联：“南窗罕悴物，虚室有余闲。”也有与上面对联同样的风采。这幅对联尺幅很小，但气势恢宏，犹若巨制，显示了赵之谦晚年大气磅礴的胸襟气度。

　　十一

　　赵之谦在《鹤斋丛书·序》中叙及少年苦难说：“终日奔走，卖衣续食而已。……俯仰身世，十数年中，悲悯穷愁，噩梦忽觉。”到江西上任后，“劳心劳力，亦五六年。须发白者且过半矣，前未有也。”

　　赵之谦到江西步入官场后，“事忙于旧年数倍”（《至梅圃函》）。致梦惺函云：“弟一作吏，俗更十倍于曩时。兼以奔走终日，片刻少闲。”可见他做公务员期间的窘困。

　　鄱阳任上，致王懿荣函云：“足下方刻成书，而弟在此八年，竟不能一日摊书案头。”

　　早年困顿，晚年疾病，累相伴随。

　　赵之谦和朋友的信函中经常以《易经》卦象说事，可见其诸多事端踌躇难决，或事先打卦，或事后以卦求解。社会的龃龉在赵之谦身上参差深浅的齿印和持续的创伤始终困扰着他，折磨着他的灵魂。

　　一向恃才负气的赵之谦，后来被官场磨得棱角残缺。五十三岁，为潘祖荫楷书四言联：“勤攻我短，靡恃己长。”这幅北碑楷书，不求什么整饬修美，也不在意是否方峻刚健，倒是多了几分“随便”和古意。这幅联虽然落款说是“伯寅世叔大人命书”，又何尝不是他的退守之意，或者说是命书者与书者两个才华横溢的入仕文人的共同感受，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文化人的防身之术，其实它是所有中国人基于世事的千年伤口上的结痂。

　　赵之谦信佛。苦难可能是他倾心佛教的原因之一吧。

　　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赵之谦三十五岁，为魏稼孙用宋纸篆书“佛”字。

　　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年初致梦惺函云：“顷接手示并木槵珠子一串，色甚好。”槵是一种树，即“无患子”，落叶乔木，果皮可代肥皂，核可作念珠。“无患子”念珠，捻之念佛，保佑平安也。赵之谦念佛，期望得到佛的保佑，“希冀多活数年”（《致梦惺函》）。这年赵之谦四十七岁，冬仲，为陶斋楷书十字格言联：“阴阳风雨，晦明受之以节；梦幻露电，池影作如是观。”人生如梦幻泡影的幻灭感在他心中游荡。

　　大约在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赵之谦为魏性之行书自作诗折扇，曰：“幸我今是波罗蜜，只是可见不可吃。若是波罗揭谛时，从前性之或相识。”佛教的前生来世观念在他心中游弋。

　　赵之谦曾水路遇险，念观音颂佛号，波涛平复，转危为安，感念灵验，信行受持。

　　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赵之谦五十一岁。八月，为小初楷书十二言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高处立，拣平处坐，往稳处行。”反映出佛家和儒家中庸思想的混合。

　　人不可信时信佛，才华和努力无用时只能听天由命寄希望于神灵。但神灵于时事似乎也无能为力，不能减少和解除赵之谦接踵而至的苦难。面对命运的无情，赵之谦不免觉得人生不过是一个黑色的玩笑。

　　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赵之谦五十四岁，这年二月二十八日致魏性之函云：“弟年来亦善病，病辄数月，须发白其七，又健忘，非昔时之强悍。……江西官场，混混闷闷，人兽一关，人绝兽活。”世事荒诞，让他突发奇想，集乡间言语而成异词，词句曰：“满天月亮一颗星，沓沓滚水为结冰。……世间多少不平事，老鼠咬断饭篮绳。”此等词句如今日现代派，以打破逻辑常规的方式点破世态真相。

　　此时赵之谦内心的荆棘已经颖出儒释，任何谎言和安慰都无法抚平他的伤痛，他看破了世相。

　　1883年（光绪九年癸未），赵之谦五十五岁，端午作《钟馗图》扇面并题《满江红》词：“什么东西，是纸扇，遮将面孔。可怜见，满腔恻隐，周身懵懂。黑地昏天翻旧谱，朝更暮改装冤桶。大老官，不费半文钱，凭挪动。仗师父，方填空，赖兄长，且增重。打灯笼本有，外甥承奉。细作神通军帐坐，娄罗鬼混天门洞。凑眼前，节物写端阳，题词总。调寄《满江红》。光绪九年岁在癸未五月五日南昌县写。”嬉笑怒骂中对当时官僚体制的黑暗以辛辣的嘲讽。

　　十二

　　赵之谦名号甚多，号铁三、冷君、子欠、次寮、憨寮、悲盦、思悲翁、无闷、婆娑世界凡夫、支自头陀、笑道人等，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悔读斋。从铁心奋发，到冷对世界，信佛求安，生活始终苦不堪言，以致后悔读书，对天大笑，这既是世道的悲哀，又是天道的悲哀，既是世道的笑话，又是天道的笑话。

　　他曾刻“穷鸟”“仆本恨人”，痛恨那个腐败的王朝，痛恨那个荒诞的时代，痛恨世界的无道。

　　三十五岁，客京华。《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序中说：“同治初年，航海入京师，屡师皆黜，栖迟逆旅，煮字为粻。幸积数金，复稍稍置书，钻以故纸。”其实他的一生都是“栖迟逆旅，煮字为粻。”

　　《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写道：庚辰（1880年）春猝病，终日危坐，梦入鹤山，闻空中大声，猎猎如烈风，仰视则群鹤翔舞而出，羽翼遮天蔽日。已而清唳闲发，变异殊甚，齐飞过前溪，偶俯瞰，则水影中鹳鹅鸡凫皆有之，且杂螳虻蜣蚈蝯蠮螉之属。那些借势翱翔于九天之上的东西落到地上原来都是些鸡鸭虫蠖。这就是赵之谦亲历的社会现实。

　　当赵之谦终于明白“做官之术不出卑鄙无耻四字，断非我辈所能”时，人生没给他返璞归真重返山林的时间，治国平天下的文人情怀把他的黄金岁月耗损在污浊的官场上，毫不留情地夺去了的性命。

　　十三

　　再回到书法上，说赵之谦的书法。

　　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赵之谦三十五岁，《二金谍堂双钩汉碑十种》装成，赵之谦题耑。汉碑十种为《赵廿二年上寿刻石》《甘泉山元凤残字》《杨量买山记》《莱子侯石刻》《南武阳功曹墓阙》《沙南侯残碑》《文叔阳食堂记》《李禹表》《陈德残碑》《杨叔恭残碑》。赵之谦对每件碑刻作详细考证，并作序文一篇。

　　三十五岁时，为沈均初藏六朝造像二十品题记。徐珂的《清稗类钞》有条目题为《赵撝叔选定魏齐造像二十品》。据此可知，此乃开《龙门造像二十品》之端绪。

　　赵之谦对《郑文公碑》最称赏，也最得力。《郑文公碑》指《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亦称《郑义下碑》。郑道昭书，北魏永平四年（511年）立。赵之谦到北京后即得此碑，用心学习，书风改变。他在致胡培系信函中说：“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称郑道昭为汉以后第一人。

　　赵之谦对《汉酸枣令刘熊碑》研究颇深。“据洪氏《隶释》全文，补以天一阁宋拓阙本，复校翁氏摹刻江秋史巴予藉双钩本，书于每行之下，以资考证存字。”查漏补缺，做成完本，并多次临写。可知赵之谦在书法上研究和实践并重。

　　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补寰宇访碑录》书成，沈均初跋文云：“……撝叔近集六十年中所见碑版文字著之，以补孙氏访碑之录，为之十余年，复失之，失而再为之，未敢自为成书。余既促成之，且决之刻之。以其出不穷录，必无尽也。”足见赵之谦于碑学搜求考证之苦心。

　　1872年（同治十一年壬申），赵之谦四十四岁。这年李文田在南昌获汉《西岳华山庙碑》拓本，赵之谦为之双钩补缺九十六个字，为题记一则。此碑为东汉延熹年间刻，原石明代初叶尚存。1552年（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原石拓本有四本传世，即“四明本”“长垣本”“关中本”（又称“华阴本”）“顺德本”（又称“小玲珑山馆本”），“长垣本”流入日本，“顺德本”因毁两页，被认为是“半本”，赵之谦完善了“顺德本”。

　　赵之谦于古碑帖广搜精研。钟鼎碑碣、铸镜造像、瓦当砖记、泉文残纸、篆隶真行，莫不融汇贯通，奔走腕底，气象峻迈，浑穆渊雅，而有飞动之势。

　　他对六朝书法也有极高的评价：“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

　　赵之谦论书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认为艺术最可贵的是纯真与学识。

　　十四

　　赵之谦晚年的书法渐趋拙朴苍茫。用“人书俱老”说他后期的书法有些勉强，因为他仅得中寿，未至老年。苦难可以缩短他的寿命，但消减不了他艺术的光辉。

　　2017年11月1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