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

1949年9月25日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记录中的一页

马叙伦提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

　　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是新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各民主党派代表们积极建言献策，经过集思广益，最终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民主党派领导人参与制定国旗国歌往事

　　人民政协成立以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历史使命感，围绕国家工作重点和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提出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提案，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国旗国歌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和象征，所以，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是新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项工作中，各民主党派代表们参与其中，各抒己见，经过集思广益，最终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民主党派参与国旗国歌的征集

　　1949年6月16日下午8时，周恩来主持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草拟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由第六小组负责。第六小组以民进负责人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成员有张奚若、田汉、沈雁冰（后为副组长）、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和廖承志等。

　　7月4日下午三时，第六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征求条例，并设立了以叶剑英为召集人的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以郭沫若为召集人的国歌辞谱评选委员会。稍后，新政协筹备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征集启事。7月14日，新政协筹备会新闻处给各报社发了关于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的通知。通知说：“请在贵报，以最显著地位，自即日起连续刊登五天，五天以后，每间日刊登一次，直刊至八月十五日为止。”征集启事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刊登。内容主要包括：“一、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二、国徽，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三、国歌，（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四、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五、截止日期：八月二十日。六、收件地点：北平本会。”

　　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第六小组收到大量应征稿件。其中，国旗：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694首；意见书（不附图案或词谱者）：24封。

　　张治中力排众议否决“复字第3号”图案

　　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第六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专家顾问。经过三天的选稿，8月22日，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翦伯赞、郑振铎、马叙伦、沈雁冰、徐悲鸿、罗叔章（代蔡畅）、梁思成、张奚若、艾青出席会议，吴作人列席。会议决议初步选定了16幅国旗图案。

　　8月24日上午十点，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初步选定的国旗图案进一步进行了讨论审议，张奚若等16人出席。马叙伦说，今天要把国旗符合标准的拿来挑选一下。大家把国旗图案摆出来，对国旗颜色和图案进行热烈讨论。决议认为：国旗图案中与美国及国民党之国旗相似的不拟采用；为避免与苏联相同，拟不采取斧头镰刀形式；一致意见以为“初选第11号”较好，红白二色分配适当，制作容易。白色象征光明，红色象征革命政权，红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将进入复选的17幅进行编号，提请常委会审核。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后，开始觉得“初选第11号”图案好，后觉得“初选第17号”图案好，但发现一条黄线把革命阶段分截开了，遂将图案之黄线修改了一下。9月2日，陈嘉庚对马叙伦表示，第六小组决定采用的“初选第11号”图案有三个缺点，一是和印尼国旗相似，二是图案上头白色在太阳底下看不见，三是没有表示工农联盟之义。

　　9月14日上午九时，第六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饭店东餐厅召开，14名代表出席，马寅初主持会议。李立三发言说，赞成第17号图案。马寅初也说，我们小组决定采取图案第17号修改案。郑振铎建议把图案第11号列为第二选。马寅初当场请大家表决哪个第一，哪个第二。表决结果为，图案第11号4票，图案第17号7票。决议把选出的国旗图案第17号和第11号修改图提供常委会参考。会议还决定，把来稿中较好的国旗图案印成小册子，由第六小组组员召集全体代表，分组商讨。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等制定工作移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由第六小组向全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第六小组从国旗应征稿件中选出共38幅编印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以“复字第1号”至“复字第38号”顺序编号后，提交全体会议代表审阅。其中，将由曾联松设计的“复字第32号”大五星图案中的镰刀锤子图案去掉。第六小组在9月21日给主席团的报告中对38幅设计稿进行了分类评价。

　　22日，第六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马叙伦为召集人。关于国旗问题，决议采用“复字第3号”（即“初选第17号”修正图）或者“复字第4号”（即“初选第11号”修正图），以其构图庄严，简洁美观，并决定23日邀请全体代表讨论国旗问题。

　　9月23日，政协会议代表分成11个小组对国旗图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第六小组人员分别担任了11个政协代表小组的召集人。第二组在勤政殿第二会议室召开，胡厥文、李烛尘认为“复字第32号”（即后来的五星红旗图案草稿）较好，理由为图案简明而意义深长。

　　当晚7点，第六小组第六次全体会议又对政协代表讨论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各分组征求意见的结果统计显示，出席人数共519人，填表人数共496人，赞同“复字第3号”者最多，有185人。其次为“复字第4号”，有129人赞同。而主张采用“复字第32号”的仅有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总之，大多数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黄条的类型。唯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等细节略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也属意此旗。但有的代表坚决反对，其中张治中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认为黄条置于红旗中间，有把国家分裂之意，坚请另作考虑，并得到许多代表赞同。张治中的意见不同于大多数代表，也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同，表现了很大的勇气。

　　小组讨论结束后，9月24日，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沈雁冰致政协大会主席团关于讨论国旗等事项报告。报告提到“艾青、徐悲鸿、梁思成等顾问认为‘复字第3号’不是很美观。”还提到“大多数代表赞成第1、2、3以及36、37、38号图案，但反对这种形式者不少，他们觉得国旗中这一黄条有些小气，且像一个棒子，而且这些人都是对美术较有研究的。这种情况希望组织考虑。”报告最后建议，“今天我们与艾青同志商量，觉得还是‘复字第4号’为好，或一面红旗左角上加一五角星。”

　　9月25日，吴藻溪也就国旗样式给周恩来写信，认为从光学上红黄两色在日光和照相中很难鲜明表现出来。大家都觉得在一整体上画一条直线，不免引起一种分裂的直觉。

　　就在代表们发表不同意见之时，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国旗等事项协商会座谈会，邀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参加。

　　会上，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划上中国特色，因此划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特点。”毛泽东接着说：“因此，我们这个图案（毛泽东拿着五星红旗指着说）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后，大家鼓掌表示完全赞同。陈嘉庚说：“我完全赞同毛主席所讲的第32图案。”梁思成也说：“我觉得第32图很好，而且与军旗也不相差很大。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人也陆续发言，一致赞同第32图为国旗图样。

　　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绝大多数代表都同意以曾联松设计的“复字第32号”图案为国旗，并对说明进行了修改，指出“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7日，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协第一届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等议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至此，庄严、美观、简洁的国旗诞生了。

　　马叙伦提议《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开幕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而国歌尚未定下来，引起与会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关注。

　　在9月25日召开的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马叙伦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做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在抗日战争年代，这首战歌鼓舞了亿万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

　　关于国歌争论比较多，主要是歌词方面。对于马叙伦的提议，有的代表表示赞成，一部分代表提出需要修改歌词。

　　马叙伦发言后，有人说：“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把词修改一下。”

　　张奚若和梁思成说：“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要保持她的完整性，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

　　徐悲鸿发言说：“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

　　郭沫若表示：“我赞成暂用她当国歌，因为她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歌词修改一下好些。”

　　黄炎培说：“我觉得词不改好些。”据黄炎培回忆，“虽原词为抗日而作，安不忘危，张奚若与我皆坚决主张通过。”

　　有的委员说：“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好，他解释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周恩来对田汉说：“田汉同志，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愈进展，敌人愈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

　　周恩来的一番话，使田汉和其他与会者豁然开朗。最后，毛泽东表态：“大家都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他转而严肃地说：“同志们，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田汉同志，我得跟你打个招呼，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好。”话音刚落，在场的代表立刻热烈鼓掌。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9月27日下午3时，在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上有25人发言直到下午6时。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政协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共筹大计的真实场景，体现了民主党派人士精诚建言的爱国之心和担当精神，也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采众议、纳嘉言的民主作风和宽广胸怀。

　　10月1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近3时，在《东方红》的庄严乐曲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新中国的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上城下欢声雷动。3时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在《义勇军进行曲》和28响礼炮轰鸣声中，由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中国正式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