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还有一种难得的习惯。每逢得到赠书时必给作者回信致谢，虽然不过寥寥数语，也写得风趣盎然。手头还保存着他的几封来信，大半是得到赠书后的覆信。1981年12月信上说：“承贶新印《山川•历史•人物》，今日拜领，感之无极。甚爱读兄书，而目力不争气，未能通读。然刊于《读书》诸篇皆分次勉力徐读，得大欣悦。

今于此册，亦当如是，然未知何日得卒业也。”1982年6月信说：“今日接惠赐《榆下说书》，喜不可支。敬申谢忱。此事由兄说之，可喜一。不切边装订久不遇，徐徐翻之裁之，别有妙趣，可喜二。最重要者兄之笔墨，娓娓谈说，悉具佳致，可喜三。我虽以视力衰退，鲜亲书册，兄此书或将勉力阅览其一部分也。”

1982年11月19日信谈到巴金伤腿及沈从文新著事，说明他对出版事业之关心和对新出好书的渴望，是一封很有意思的信：“黄裳兄惠鉴：正欲作书，而十五日手示先到，敬诵悉。《淮上行》登出之时必令家中人念与我听之。此法虽颇迟缓，总较对书兴叹为胜。得巴金之女小林来信，云用牵引法治伤腿，可不须动手术，然牵引须历六周，卧床动弹不得，思之亦复可虑。蜀中书信，先友王伯祥先生家保留前期之一部分。

今分两次载于《收获》，渝州书载今年之末期，嘉州书载明年之首期，依尊意补人前曾删去者，小引中且叙及尊意也。所云正欲作书，请道其详。闻知从文研究服饰之著作已出版，屡与至善至诚商量，何日往访从文一观之。既而思访晤之顷，听念文稿既不可能，翻看图版亦不能遍看且看清。即令假归，其文亦未能遍听，其图仍未能看清，遂作罢。近接《读书》十月号，知刊载尊作介绍从文此书，亟令至诚诵之，分两次诵毕，我听之大感欣慰。兄之文边叙边评，精当扼要，俾我宛然如读从文之书，洵可感佩。而从文二三十年来潜心著述，言必有据，思无虚骛，虽其凭藉之赡富，亦由识力之邃密也。

此书由何家出版，尚未探悉。闻非国内出。我以为如此著作而不由国内出版社出，实为出版界之羞。不甚识货，印刷技术差，皆堪羞也。我耳目均极差，极感不方便。惟念有涯总跟不上无涯，聊以自宽耳，余俟后叙，敬候撰安。

叶圣陶。1982年11月19日上午。”

此信用钢笔写于稿纸上，字迹清晰有力，可见此时老人精力尚未大衰。

听见有一本好书，就亟想一看，跃跃欲试之状如见。隔了不到两个月，他又来一信，还是有关沈从文的新书的。

“黄裳兄惠鉴：接到赐寄《金陵五记》，欣感如前度屡蒙赠书时，多谢多谢。即将全册徐徐裁开，此裁书亦为一乐。至于听受，须待有人得闲乃可，已成习惯，不亟亟矣。于《读书》听台从介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作，兴不可遏，即托范用同志代向香港购之。书去数日而巨册已送来，讶其迅速，听来者说明，乃知系范用同志出版社所藏。云尽可观玩，不急于交还。此本价昂，国内亦将印行云云。范用同志之意深可感。惟观玩此巨册，言之亦复可懂。字体不小，墨色不淡，而我凭二镜亦不能看清。只能看图，图之细微处固莫能辨，其说明亦依稀仿佛，看明白者不逮其半。如许文字不便听人诵读，只得放弃，其怅惘可想矣。近赴医院，请问眼科大夫，可否认真检验，配一副较便于阅览之眼镜。大夫悉心检验，断言配眼镜先须去白内障，而此非小手术，大夫亦不言为我动手术。我则从此断念，不作重配眼镜之想。得便时即令人念诵，不便时即不与文字为缘，只能如是，非安之不可。琐琐叙个人事，有渎清听，深歉。即请撰安。叶圣陶。1983年1月10日下午。”

关于蜀中书信及报告文学事，又有一长信：“黄裳兄惠鉴：上月廿九日手书敬诵。前载于文学集林之书信，系徐调孚兄所摘采。当年蜀中寄沪之书极多，汇存于王伯翁处，嗣以孤岛情势紧张，伯翁毁之。伯翁逝世之后，其子湜华发现遗而未毁之一包，截至1939年秋止。

今已令志诚钞录。因来示提及，故以奉告。大著《榆下说书》不能自观，日来令孙媳于每夜读四五页，已听得三篇——《杨龙友》、《阿英一封信》、《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杨龙友》令我长见闻甚多，议论至公平允当，极为心折。听《日记……》之篇，始知日记文学已为通用名称，自愧所见之不广。前些时姜德明同志来书中提及日记文学，我谓日记即称日记可矣，何须加称文学。既有日记文学，殆将有书信文学游记文学等名陆续新生。未免巧立名目，近乎赘矣。诸种文学中又有所谓报告文学者，或称报导文学，其名殊不可解。据云其作法系叙真人真事，而又不必切合其人其事，作者尽可驰骋想象，出以虚构。由此而引起被叙者家属之不满，已颇有所闻。

尊见于此如何看法，如有兴不妨提笔论之。尊集中尚有多篇欲一听，惜诵读者暇时不多，未能连日不断为我念若干页耳。执笔闲谈，字不成字，良愧。

敬请撰安。叶圣陶（1982年）7月7日下午。”

80年代初，报告文学兴起，一时颇有讨论。其主要弊病，如圣老所说，正在想象与虚构。惭愧得很，我未能执笔参加讨论。其后此道大行，又衍化为纪实文学，作者蜂起，书摊上陈列的大都是这类东西，虚构益多，去事实愈远，读者也以读“×宫+×朝”的态度对之，消闲解闷之余又可窥见某些政坛秘闻，一时畅销，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可惜圣老已不及见矣。

叶老自己不藏书，也不讲究版本。抗战中郑西谛在上海发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惊为国宝，电重庆教部拨重金买得。圣老对此是不以为然的。1938年7月2日信中说：

“铎兄代购之元曲，中间有无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闲钱，亦殊可异。

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也。以教部而为此，亦不知大体之一证矣。”

话虽如此，他也能理解并同情朋友们的搜书，有他为《西谛书话》写的序为证。这也是他胸襟宽阔的一个方面，也决不从钱眼里看问题，以为这只是倒卖钱财的手段。我自己做过一件荒唐事，请俞平伯先生为一本《拙政园诗余》作跋后，又再请叶圣老也写一篇，还寄去了几页备用的旧格子纸，却全然没有想到叶老已不能写小字了。书寄去后不久就得到他的回信：“黄裳兄惠鉴：大札接诵。前日平翁来访，携来拙政园诗余及所撰题辞。

我亦勉书数语，先以裁贴之一纸写之，模糊歪斜，只得易一纸，写到第七行又写错。附来旧纸只余一张，不敢再写。因钞录拙稿，敢请兄缮录之。平翁题辞附词集中挂号寄上。写错之一纸附此书寄上，藉见我确已不能作小字。

匆匆，即请著安。叶圣陶。（1980年）5月3日。”

接此信后真使我有惶悚无地之感，同时更感到老人嗢噱的温暖，自己的荒唐举动正如一个顽皮孩子在大人而前撒娇放肆一般。多年来一直在老人的提携护惜之下，当此老人百年冥诞之时，只能缀辑遗文，少抒怀念。殊不能尽其感念之情于万一也。

1994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