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创，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帮助过郁达夫、巴金、庐隐、许地山等人走上文学道路。

年轻的季羡林也曾慕名旁听他在清华的课程，因他“完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而赞他像“一个宋江式的人物”，“不失赤子之心”。

他提携青年才俊，与鲁迅并列，时有“南迅（鲁迅）北铎”的美誉。

他就是郑振铎。

作为一个文化人，出版《鲁迅全集》、《列宁选集》、翻译泰戈尔诗集，都少不了他的功劳；1948年从中央图书馆运往台湾的善本藏品，几乎全是他组织同仁从上海的战火中抢救出的……

这许多不可磨灭的往事，都发生在郑振铎短暂六十载的生涯当中。

一

1898年12月19日，“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到三个月，郑振铎在温州乡村一个坠入困顿的书香门第诞生了。

祖父给孩子取名振铎，其中的寓意，颇可见一个维新派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大铃，《周礼·夏官》中载：“司马振铎，群吏作旗”，注曰：“振铎以作众”，“振铎”即摇铃发出号召的意思。郑振铎又字“警民”，与名字相应，都有“唤醒民众”的意思。

只是在起名的时候，祖父或许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后来的一生，实实在在地完成了这个名字所赋予他的期望。

郑振铎的好学也得益于母亲的期望。尽管家境贫寒，母亲仍希望孩子“好好读书上进”。她熬夜为人做工，有时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多省一些钱，只为让儿子得到更好的上学机会。

皇天不负有心人，母亲的坚持让郑振铎遇到了他铭记终生的启蒙老师，县城一所高等小学的校长兼教师，黄筱泉。

科举出身的黄老师并不像一些旧式文人那样迂腐。尽管生活同样不宽裕，黄老师还是订阅了一份新式教育杂志。这在他们那里鲜有人看报读杂志的小县城里，是极为罕见的。

在那个“新”、“旧”过渡的时期，语文是极为难教的。黄老师不像私塾的老先生那样拖着长音带学生读书，他也教学生读《左传》，却用新的方法，激起了童年的郑振铎对这部艰深古籍的兴趣。

而这位老师从不把学生当做小孩子来看待，在郑振铎的记忆里，黄老师总是和蔼可亲、出于至诚地对孩子们说话，即使学生犯了错，他也从不面露愠色。

二十多年后，即使在他已成为著名教授之时，郑振铎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幼年时期的国文老师，在《记黄筱泉先生》一文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了黄筱泉老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老师，这对于我爱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并称之为他“真正的‘启蒙先生’”。

年纪稍长，郑振铎的兴趣不再止于古书，他也开始关心起国家以及民族的大事来了。

祖父在家中收藏了一些宣传民族革命的书刊，如《新民丛报》、《黄帝魂》、《浙江潮》等，即使是过期的刊物，仍然被他充满热情地一再翻阅。上中学时，因为好友陈闳憩家藏书甚富，郑振铎便常常去他家借书，有时到了吃饭时间都舍不得离开。

而陈家所藏的几本梁启超的书，郑振铎都仔仔细细地读过，读完后还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一道讨论。

二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文科学院费用昂贵，郑振铎在叔叔的建议下报考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后来的北方交大）。

大学的专业无法改变郑振铎的志趣。业余时间，他如饥似渴地四处找书读，还曾咬紧牙关省下吃饭的钱在各处的旧书店里淘书。

不出意外，毕业后的郑振铎还是决定放弃上海铁路南站的稳定工作。

他来到商务印书馆，找到通信已久的沈雁冰（茅盾），又拜访了《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张东荪和商务主编高梦旦先生都对这位人品、学识俱佳的年轻人印象深刻，使他得以担任《时事新报》下《学灯》栏目的编辑工作，也在商务印书馆谋得了编辑职位。

除了工作之外，郑振铎还收获了意外的爱情：商务印书馆总编高梦旦先生甚至还有意“撮合”他与自己女儿的婚事。

原来，郑振铎在商务做编辑时，也在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职教书。这位比学生们大不了多少的老师对一位叫做高君箴的女生暗生情愫，而这位女学生，正是高梦旦的千金。

1922年12月8 日，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郑振铎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因为有过一段曲折的初恋经历，他颇多顾虑。同事郑心南与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便答应帮忙去探探高梦旦的口风。

没想到的是，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欣然同意，还说，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只怕女儿还配不上他呢！

其实高梦旦早就看中了意气风发的郑振铎，他很快问了君箴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高梦旦还在带女儿去杭州旅游时特意安排了与郑的“邂逅”，一路上，郑先生的温文尔雅和渊博学识终于打动了高君箴。

就这样，1923年10月10日，当时的国庆节，两人便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了婚礼。尽管因门第悬殊而遭到高家一些亲戚的非议，但高梦旦却坚持：穷，不怕，我女儿要嫁的是年轻有为的人，而不是钱。

高先生的眼光并没有错，郑振铎的真诚品格也体现在工作和教学上。也许是受到了启蒙恩师黄筱泉的影响，他每每看到有才华的年轻人，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

上文提到，郑振铎负责过《时事新报·学灯》的编务。郁达夫的试作《银灰色的死》，曾遭遇被《学灯》退稿后又被刊登的曲折命运。

郁达夫当时对此颇有不满，在1921年的《<沉沦>自序》中，他提到了这部作品：“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的，《学灯》栏目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

郁达夫知道郑振铎是主编《学灯》的，这番话也是有所针对。可他当时不知道的是，他投稿时，郑振铎还没有从北京到上海，《银灰色的死》得以刊登，正是因为郑振铎从前编辑的积稿中找出了这篇作品，才将它连载在《学灯》上的。郁达夫此番不满实在是因不知情而冤枉了郑振铎。

巴金在他的文章《悼振铎》中曾写道：“他关心朋友，也能毫无顾忌地批评朋友，而且更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他为人正直、热情，喜欢帮助年轻人，鼓励人走新的前进的道路。三十几年来有不少人得过他的帮助，受过他的鼓舞，我也是其中之一。”

确实，巴金的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被虐者底哭声》，就是响应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的号召而创作的诗歌。他还在郑振铎的帮助下发表过一系列创作。

使巴金一举成名的小说《灭亡》，也是发表在郑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的。郑在小说连载完后盛赞了这部作品：“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是谁，这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认为它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

可想而知，权威杂志编者的话，对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巴金来说，是多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