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浙江民进医卫界力量强大是有历史渊源的。浙江民进的创始人、第一届及第二届主委陈礼节曾任杭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是医卫界的知名人士；第三届主委厉矞华是浙江省医学儿科学的奠基人，省儿童医院院长。民进领导人吸引和带动了很多医卫界知名人士加入民进，深刻影响了后续的会员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服务工作以医卫帮扶为重心，自1982年浙江民进妇幼保健咨询服务站迈出医卫咨询服务的第一步以来，这项工作如滚雪球一般，随着医卫服务活动的推进，形势的蓬勃发展，服务队伍越来越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妇幼保健咨询服务站可以说是民进医卫咨询服务的开路先锋。从1985年开始，因社会需要，服务对象就不再只是妇女和儿童了，从妇科和儿科的咨询扩大到接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痔科、肿瘤科、五官科等七个科的咨询。参加服务的医卫人员除了退休医务工作者外，在第一线工作的在职医卫界会员和民进之友也积极投入进来。为了更好地指导浙江民进医卫活动的开展，民进浙江省委会在1987年4月成立了医卫工作组，由省委会常委项声壎担任组长。工作组成立后，咨询服务更加活跃。因工作开展的需要，医卫工作组于1988年7月向省委会请示，要求成立医卫工作委员会，得到省委会批准。 1988年8月19日，医卫工作委员会筹备会议召开，研究医委会的工作范围、职责、组织机构、人员组成以及近期工作。1993年2月21日，医卫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杭州大厦“百乐宫”召开，参加人员有省委会领导、来自医卫界的省直会员、兄弟党派代表等，总共250多人。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民进浙江省医卫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原医卫工作组同时撤销。医委会第一届主任由陶祥洛担任，历届主任分别为：陶祥洛、余海、陈亚岗、陈怀红、许茂盛。

　　何洪成医生是民进浙江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的委员，第一、二届医委会副主任，从80年代初就开始参加医卫服务活动，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励英英同志于1984年进入省委会机关社会服务处工作，从事社会服务近二十年，她筹划、组织、落实并参加多项医卫服务活动。因此，特采访了这两位会员。

　　前期活动回忆

　　励英英：我是1984年4月进入省委会机关的，在社会服务处工作，直到2003年才调任办公室主任。我刚进入省委会机关半个月左右，接到一个任务，丽水卫校缺少护理方面的人才，急需培养，请省委会派两名高年资的护士长前去指导。我们通过浙医二院护理部主任，邀请了蓝湘筠、李亚仙（均非民进会员）这两位骨科急救、烧伤护理的护士长，我陪同她们前去丽水卫校讲课、指导。正式讲座有两场，礼堂能容纳六七百人，每场讲座来听课的人都将礼堂坐满。除了讲座，她们还手把手地指导当地护士提高技能，反响很好。虽是一次讲课活动，但对我触动比较大。因为我刚从教育系统调入恢复活动不久的民主党派工作，工作不熟悉，党派性质也不太了解。但看到活动那么受欢迎，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特别是王永馥老师（浙医一院退休的护士长，终生未嫁），从浙江民进妇幼保健咨询站创建开始，她一直在义务工作，而且和在职干部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她是我进行民进工作的带路人，她当时已经70岁左右，为了带我，亲自陪我和两位护士长去丽水讲课，她对民进的那份挚爱，对医卫服务工作的热忱和奉献，是我学习的榜样。浙江民进医卫人才荟萃，医卫服务是我们浙江民进对外最好的形象。

　　我记得，1987年，民进浙江省委会医卫工作组（可以算是医卫工作委员会的前身）正式成立，成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工作组带领医卫界会员，为解放军服务，为边远山区的群众服务，为儿童和教师服务。

　　其中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1986年6月，省委会响应省政府的号召，受省政协委托，对“浙江西藏”——浙江西南地区的丽水庆元县进行医卫帮扶，杨松森副主委（时任浙医一院院长，泌尿科专家）带队，组成十七人的医疗队，成员有李文俊、何善娣、何英堑、龚理征、陈信宝等来自内科、外科、妇科、肛肠科、神经外科、儿科、眼科、放射科、化验科、中医科、泌尿科、护理科的医生，其中年龄较大的医生比较多，我们帮扶的内容有义诊、查房、培训，帮扶时间长达八天。这次活动是省委会第一次组织大型的医疗帮扶活动，也是庆元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大型、科室齐全的医疗队来帮扶。因此，当地前来就诊的群众非常多，多到要武警出来维持秩序。每到中午用餐时间，都是由当地卫生部门工作人员来劝阻病人，我们的医生才能抽出一小会儿时间吃饭、休息。我们的医生日夜工作，当地卫生局领导和我商量能否再多留几天，考虑到好多是在职医生，本职工作要保证，所以我婉言拒绝了。这里我讲一个小花絮，有一天，杨院长和我悄悄地说，想吃大块的红烧肉，但是不要麻烦当地领导。我就立刻和医院掌勺厨师去说，厨师一口答应，说要做出精致美味的红烧肉给杨院长吃。到了用餐时间，当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桌，我们的医生眼睛都发亮了，顾不上斯文，纷纷大口吃肉，吃个精光，杨院长只吃到了一块肉。现在想来，都觉得非常有趣。这次的医卫帮扶工作，医生们虽然工作辛苦，但心情很好、干劲十足，感觉自身价值得到体现，再苦再累都值得。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活动是，1987年6月，医卫工作组受省政协委托，组织了十一人的医疗队，在杨松森副主委的带领下，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景宁畲族地区进行医卫咨询；同时，应庆元县的强烈要求，浙江妇保院的陈信宝等三名医生，组成了医疗小组，再次前去，进行医卫服务。当时，景宁是国家级贫困县，省内最贫穷的地方。医生们白天在咨询，我就到附近农民家里走走，发现当地农民家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家徒四壁，房间只有一个炕，破烂棉被，一张桌子和墙上挂着的几件像样点的衣服，家里谁出去谁穿。山区人民生活贫困的程度可想而知，缺医少药的情况相当突出，交通又不方便，得了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都热切盼望着能有省城来的医师为他们解决病痛。当他们知道省城医生来了，从四面八方涌到当地医院。我们医疗队的医生对病人高度负责，诊断病情也非常准确，在八天时间内，接受咨询1500多人次；晚上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为急诊病人看病。另外，还进行专题讲座15次。我们医疗队的医师们态度和蔼可亲，技术高超，在景宁地区和庆元山区的医务工作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们学习的楷模。这次活动，意义重大，不仅将温暖送到了边远山区，还加深了与畲族人民的友谊，使当地人民群众了解了我们民进这个组织，知道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中的作用。

　　难忘的赴黔支边之旅

　　何洪成：我从1984年开始参加浙江民进的医卫咨询活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10月到贵州毕节和黔西南边远山区进行以医卫讲学和临床指导为主的医卫扶贫，全程共25天，行程过万里。

　　这项智力支边活动是由国家民委牵头的，民进中央对我会下达了这项帮扶任务，具体工作是由浙江民进医卫工作委员会负责的。省委统战部、浙江医科大学党委和统战部都非常支持这项活动。这次的支边团队由省委会副主委、浙江医科大学脑外科教授陶祥洛带队，还有我、项声壎、孔慧琴、何善娣、龚理征等七人参加。我们坐火车到达贵阳，毕节卫生局局长来接站，贵州省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我们到贵阳后，又乘坐汽车去毕节，由于大路塌方，只能绕小路走。贵州“地无三尺平”，路途十分颠簸，从贵阳到毕节就整整颠簸了一天的时间。

　　这次赴黔支边，主要是医卫讲学。毕节地区、黔西南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都十分艰苦。我们针对两地区疾病流行的特点，临床上多发病、常见病的诊治问题，又结合了一些国内外医学发展动态，进行了20多场专题授课，每场讲座大约有四五百人来听，听课的人是来自两地区的医、药、护、技各层次人员。根据听众的要求，陶祥洛教授又在夜晚加班讲课两场。听众总共约有4000多人次，成为毕节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医卫讲学活动。除了讲学，我们还来到当地医院，进行了查房指导，对疑难病例会诊，为远道而来的病人看病。我们这20多天日程排得非常满，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工作，受到了两地区的领导、医护人员和群众的一致好评。他们从讲学中更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又解决了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收获非常大！毕节卫生局长说：“这次讲学，对毕节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毕节地委副书记也到场讲话，表示感激。我们的讲学还受到了民进中央的表扬。陶祥洛教授在1990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授予了荣誉证书和奖杯，1993年，被评为“全国智力支边扶贫先进个人”，出席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召开的表彰会。陶教授还有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把这次在两个边远地区所了解到的群众和干部的呼声，整理成材料，带了回来，向全国政协上交了提案，反应了民情。

　　这里我讲两个小花絮。一是讲学结束后，毕节地区卫生局领导陪同我们到名扬中外的织金溶洞参观。当时毕节地区很贫穷，旅游还未开发，整个溶洞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在参观。二是在回去路上，我看到有汽车在运输利群香烟，原来是浙江利群烟厂为了扶贫，在贵州开设了生产基地，拉动当地人民的就业。而利群烟，当地人是消费不起的，只能运回发达地区销售。

　　通过这次边区支边活动，我自己的感受也非常深刻。毕节和黔西南地区都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虽然交通闭塞，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但当地人民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特别是医护人员，热忱工作，为了提高技能，自费远道赶来听课，这使我们民进的同志们也深受教育。如果边区人民需要，我们随时听从民进组织的召唤，愿意再次无偿地将知识、技术和服务奉献给边区人民。

　　励英英：去贵州的这次医卫帮扶，路途非常的艰辛。贵州的路不平，坑坑洼洼，十分颠簸，医生们和我都晕得想吐，靠吃一种叫“胃腹安”的药来止吐。我看何洪成医生吃两粒“胃腹安”，我晕得比他厉害，就吃了三粒，结果胃痉挛。还好，多亏了陶祥洛院长在车上一直抓住我的虎口，让车子开到最近的县卫生院，我吃了“阿托品”后胃痉挛终于缓解。一路上，我们看到一座座的露天煤矿，小学生们赤脚上下学，不由得感叹当地人民“守着金矿讨饭吃”。医卫帮扶结束后，民进贵州省委会、毕节地区领导想安排我们医疗队去云南周边转一转，但是陶院长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能多花。这里我想谈谈我个人对陶院长的印象，他是一位非常低调、生活清贫、医德高尚、工作严谨的慈祥老人，他待人非常的平易近人，不善于表达，对人的感染是靠行动，润物细无声。

　　这次贵州帮扶，我再插一个小花絮。我们回杭后，贵州民进省委会的同志告诉我，由于我们在黔西南兴义的讲学影响大、反响好，兴义各大医院的医务人员纷纷要求加入民进，不久民进兴义市委会成立，医卫界会员为中坚力量。在民进中央开会期间，民进贵州省委会的领导专门向我们浙江省委会的领导表示感谢！

　　如火如荼的省内医疗扶贫

　　励英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民进医委会将智力支边扶贫的重点放到了浙江省内的一些贫困落后县。遂昌、衢县、文成、武义等地，无论乡村或城镇，都留下了我们医委会专家的足迹和汗水。医疗扶贫、送医下乡，已成为医委会专家的自觉行动。

　　90年代医卫扶贫，最大的亮点是对遂昌中医院的帮扶。这里我不得不提起两位尊敬的老人。一位是省妇保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陈信宝，尊称“外婆”；一位是浙医一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马崇敏，回族人，身体不好，退养在家。他们是最早赴遂昌工作的两位医生。1990年6月底，遂昌县人大副主任汪益林向省委会求助，希望省委会派医生，和县里的医生一起，在七一前夕，去门阵、岭根这两个革命老区，对老区的老党员、老交通进行慰问。这些革命老前辈们年事高、身体多病，需要好的医生看病慰问。陈信宝、马崇敏都退休在家，有时间空余，而且他们都非常乐意为老革命服务。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派这两位老人前去遂昌。由于他们都已70岁左右，身体也不太好，我就陪同他们坐火车到了衢州，汪益林在衢州火车站接站，我把两位老人交给汪益林，就回来了。两位老人从衢州到遂昌，又是乘车，一路颠簸。他们在遂昌，对老革命看病耐心、细致，没有一点点的架子。白天看病，晚上住在农民家里，生活条件很差，在那里工作了五天时间，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民进的医生在遂昌打响了第一炮。

　　我再来说说为什么选择遂昌中医院进行帮扶。1990年，遂昌已有不少民进会员，但由于各种原因，支部尚未成立。萧继河（遂昌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民进会员）从1991年初调到遂昌中医院当院长。那时，遂昌县中医院是一家年年亏损的中医院，因此他的工作困难非常大，他希望民进省委会能帮扶遂昌中医院。省委会邱镕鈞副秘书长和我商量，能否帮帮萧院长。一来民进有医卫界的资源优势可以发挥，二来两位民进老人已在遂昌打响了第一炮，三来对遂昌进行帮扶，可以树立良好形象，推动当地基层组织的建立，因此吴畏同志（时任省委会副主委）也十分肯定这件事。第一批赴遂昌的医疗帮扶队在1991年5月10日至13日，对遂昌中医院进行了帮扶，带队人是杨松森院长，当时他74岁。连建伟医生名望高，当时找他看病的人最多。有天中午，一个病人跪下来求助，连医生有求必应，饭也顾不上吃，连续给病人看病。1991年6月，遂昌县民进支部成立了，萧继河担任支部主任。1991年的医疗帮扶活动，对于推动遂昌民进支部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此开始，医委会开始了对遂昌中医院十多年不间断的医疗帮扶，前前后后派出十多批医务人员，帮助该医院健全了妇产科、耳鼻喉科，增设了眼科、肛肠科、皮肤科和手术室。在我们的帮扶和努力之下，这家一度濒临倒闭的中医院恢复了生机，被评为一级二类中医院，并获得了“省级先进医院”称号。在帮扶遂昌的十多年， 出现了许多值得称颂的先进事迹。我举个例子，1994年7月底， 77岁高龄的杨松森院长在去遂昌王村口的帮扶活动中，冒着酷暑，连续十几个小时地奔波（搭乘火车、汽车、轮船），途中，杨院长就脸色刷白，手脚发抖，幸亏许国强医生采取急救措施，杨院长的状态才平复下来。在晚上将近10点，到了遂昌县王村口，他有些中暑，村民很着急，他却爽快、乐观地对人们说：“没事，我年轻时是个运动员，挺得住。”第二天一早，他和医生们就投入了紧张的门诊服务中。经过这次事件，我不敢再让杨院长参加医卫帮扶活动了。但是杨院长私下里却经常和我说，英英，有什么活动，让我去参加吧，近点的地方我可以去的。这令我非常感动。

　　当晚还发生了一件事，医生们正要睡觉时，王村口卫生院院长急匆匆地来敲门，说一个7岁的小女孩昏迷、抽筋，要立刻抢救。年轻医师许国强立即穿上白大褂，飞奔到卫生院进行抢救。小女孩脱离了危险，她父母把许医生当成救命恩人，感激万分。民进医生的无私奉献，在遂昌县百姓中广为流传：“民进专家来山乡，治病解困为人民，十进山城风格高，脱病致富暖人心”。当地老百姓甚至把省民进当成了省民政。

　　1993年，医委会在浙西设立了新的医疗扶持点：衢县航埠镇卫生院。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看病的痔科专家陆琦，为多名痔疮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陶祥洛教授也亲自前往医院指导工作。《衢州日报》发表了专栏大特写——“精神永存、风范长在”进行宣传报导，影响很大。

　　何洪成：1995年，医委会与省扶贫基金会、省卫生厅一起，组成了一支扶贫医疗队（医疗队医师均为民进会员），在陶祥洛教授的带领下，对国家级贫困县文成县进行医卫扶贫，历时八天左右。去文成县的路上遇大堵、下大雨，堵在半路，直到半夜12点车子才发动，第二天一早摆渡到了文成县，十分不易。这次扶贫活动是近十年来省级医疗队第一次为文成山区人民服务，医疗队受到了文成县党政各级部门及老区人民的热烈欢迎。一周时间内，共接待门诊病人600多人，大手术10例（有宫颈癌清扫，肾结石、甲状腺瘤切除等），小手术若干例，还进行夜间查房、疑难杂症会诊。医疗队利用晚上的时间，举办了好几场医学讲座，每场听课人数差不多有二三百人。前来做手术的病人太多，文成县医院临时增加了一台手术台，我们因地制宜，开展手术。泌尿科专家朱选文放弃午休，连续作战，一个下午连开三例大手术，才下手术台，他看到排队在外面翘首盼望的病人，于是不顾劳累，又继续为病人看病。年近70岁的陶教授当时身患好几种疾病，他曾三次大手术，但他不顾自己的身体，耐心地为贫困山区人民服务。他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令文成山区人民感动，山区医生说：“陶教授是孔繁森式的好医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扶贫医疗队还对文成县的医疗保健事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回杭后撰写了提案，石楠副主委在1996年的省政协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受到有关单位和贫困地区政协代表们的高度赞同，该提案被列为省政协重点提案。

　　1996年，在陶祥洛教授的带领下，医疗扶贫队来到武义县第二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扶贫活动。当时，病人多得连医院走廊上都挤满了人，除了武义的，还有的是从松阳、丽水、金华、遂昌等地赶来的病人。在短短五天时间内，专家门诊达到了2000多人次，手术13例，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了实事。已经70岁的陶教授是全国著名的脑外科专家，这次来到了老家，他每天连轴转，能为家乡百姓做好事，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这次医疗扶贫，金华广播电台、《金华晚报》、《武义报》、武义电视台等各大新闻媒体都派出记者进行采访，并且跟踪报道，在武义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金华晚报》头版刊登了专版报道，宣传、赞扬了浙江民进专家送医到山区的先进事迹。

　　只要社会上有什么重大事情，比如抗台救灾（赴温州平阳）、春蕾结对、从第一个教师节开始至今为教师义诊，等等，我们的医卫服务总是赶在最前面。我们民进的医生都是可亲可敬的，至今是我美好的回忆。

　　二十多年来，医委会在省委会的领导下，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浙江民进在医卫界的强大力量，将医卫领域的社会服务工作开展得蓬勃而有生机，在全国来讲，这也是独树一帜的。为此，医委会于1998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的光荣称号；曾被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和省老区办评为“革命老区工作先进单位”，被民进中央评为“民进全国先进集体”。

　　作为省委会的专委会，医委会的工作也处于不断的转型过程中。过去医委会主要功能是开展社会服务，同时兼顾开展参政议政工作。1998年，余海校长（原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接任第二届医委会主任后，除继续保持传统、发挥优势外，亲自抓调研，形成多份有分量的调研报告。自2004年全省专委会工作会议以后，专委会被定位为我会参政议政工作机构，开展参政议政工作逐渐成为医委会工作的首要任务。当然在转型过程中，医委会的社会服务功能并没有弱化，且在新的形势下有新的开拓。

　　（整理　吴静）

　　何洪成　1983年加入民进，浙江省妇女保健院主任医师，民进浙江省第四、五、 六届委员会委员。

　　励英英　1984年加入民进，原民进浙江省委会办公室主任。曾任民进省委会医委会副主任，民进省委会机关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