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六安的全国道德模范何涛因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撤销省、市道德模范称号，中央文明办也正在按程序办理撤销其全国道德模范称号事宜。从占据道德高点到触犯法律，何涛事件虽为个例，却折射出道德模范这一群体的困境所在。

　　一是认知困境。从道德模范树立与宣传的过程来看，曾经风靡一时的“以个人牺牲换取集体利益”的观念和苦难叙述模式却引发诸多争议。比如2007年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的乡村医生刘玉莲却因2012年的一条微博反而被推上了“道德审判台”，有网友甚至指出因忙于工作而导致女儿夭折是“反人性”的体现。在思想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公众对道德模范的认知存在着不同判断。对于道德模范的认知困境反映的不仅是价值观的变迁，更是宣传理念与方式的落后。首先，宣传报道重结果不重过程，对人物心理、细节的挖掘不够细致，固化的宣传模式为公众所反感。同时，在报道时缺乏度的把握，有时为了表现人物的“道德”而片面追求苦难效果及泪点，没有给予道德模范隐私及感情充分尊重。其次，报告会、讲座、网络评选、电视传播、电影叙事等等宣传手段，尽管看似丰富，其实质却是单一化的，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比如，报告会、讲座、网络评选，如果没有相关部门、单位对于参与人员的硬性要求，究竟会有多少人主动去听、去看？这恐怕是值得商榷的。另外，道德模范的事迹被拍成电影这种行为也基本与市场脱节，观影活动变成了各单位的分派任务。在电视传播方面，除了央视的《感动中国》之外，其他地方台或卫视基本没有关于此类的节目，相反，各类娱乐性的颁奖节目却长期占据电视屏幕。

　　二是融入困境。道德模范其实也是普通人，他们面临的融入困境首先源于媒体与公众的苛刻。对于道德模范一些言论、行为的求全责备，对于他们过高的要求，都成为了道德模范们身上的枷锁，使他们在作出生活选择与努力时力不从心。比如有些道德模范被社会组织与单位强迫免费上课、作报告；有些想增加收入做些小生意却遭到批评与指责。其次，“另类”的背后往往存在着社会问题，体制上的缺陷使得一些道德模范只能独善其身，这反映了道德层面号召力的匮乏。比如重庆道德模范刘英在坚持自己的餐饮企业食品安全标准的同时，却面对有些同行的失信行为无可奈何。中国好人余竹云面对企业家信仰缺失发出呼吁，却无人响应。道德模范们的“另类”值得有关部门深究其背后的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三是成长困境。以何涛为例，她违法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思想的“停滞”。或者说，没有成长。她被作为一个称号固化了。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和文明办对道德模范的宣传与塑造只追求短期效果，忽略了长期性和复杂性。首先，重物质帮扶，轻思想交流；其次，对于道德模范的关怀只局限于某些时间段与场合，忽视了长期性；再次，对于解决工作的道德模范缺少职业方面的培训。从普通人到道德模范，环境与思想都会发生变化。如果将道德模范的当选视为一个结束，那么这一品牌将很可能面临垮台的命运。

　　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道德模范的树立能够起到示范与助推的作用。因此，需要对这一群体所面对的困境给予足够重视。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创新宣传理念，畅通认知渠道。建议文明办等部门与媒体在道德模范的宣传中一要重细节挖掘。不是简单地叙述、展示事迹，而是深入其在人生的判断、选择、磨练中的经历与收获，激发受众的更多共鸣。二要有度，对于牵涉到个人伤痛与隐私的事件，建议慎重报道，给予道德模范们一定的空间与尊重。三要提升民众的参与性。评选活动渠道下沉，深入到各行业、各社区，让他们对周围人的影响与感召更为直接；报告会、讲座等活动要精心环节设计，改变原有的演讲模式为交谈方式，使民众更乐意参与；道德模范的事迹影片应走出影院，免费在学校、社区等播放；各地方电视台应给予各类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以关注，制作有深度的节目吸引受众。另外，以宣传促行动，将对道德模范的宣传与各类志愿者行动相联系，调动公民参与道德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其次，关注“另类”现象，完善相关机制。一是相关部门要引导媒体建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尊重并倡导道德模范凭借自身努力改变生活的行为，各类组织、单位邀请道德模范开展报告、讲座，应适当给付报酬。对于不尊重、诋毁道德模范，炒作负面消息的言论或行为，要给予批评或处罚。二是对道德模范“孤军奋战”现象给予充分重视，深究其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要推动道德模范的“另类”走向“普遍”，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做大量功课。好的例子是，“感动中国”的邓飞致力于山村学校的免费午餐项目，并最终推动国家出台覆盖全国贫困地区的贫困学生营养餐活动。这就是“道德模范”的力量所在。

　　再次，建立长效化机制，塑造道德模范品牌。一是建议各地文明办、社区建立道德模范个人档案，全面掌握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实际困难，适时开展奖扶救助工作；二是完善法律保障与奖惩条例标准；三是定期组织道德模范开展座谈等交流活动，及时了解其生活、工作及思想状况，适当提醒他们注意自身形象、提升其荣誉感和责任感；四是对于组织上解决其工作、身处特殊岗位的道德模范，要由劳动部门牵头，定期组织其参加职业、法制等方面的培训活动，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和法制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