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成就往往代表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高度。享誉世界的作家、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民族文化自觉、自信的程度。而权威的奖项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目前，我国比较知名的文学类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新概念作文大赛等，虽已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奖项种类设置不够“专”。成熟的文学类奖项应该涵盖文学的各种类型。以日本为例，文学奖的设置极为细化，纯文学类的芥川奖、通俗文学类的直木奖，光是有关推理小说的奖项就多达十余类；美国为鼓励科幻艺术创作而设置了雨果奖和星云奖。反观我国，文学奖项的设立多侧重于“体裁”或“作者”的角度，比如“新人奖”、“批评家奖”、“评论家奖”；同时，奖项的内容偏于泛泛，特色不够，比如鲁迅文学奖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作品等七项奖项，几乎涵盖了绝大部分的文学体裁，反而不容易让人对奖项产生深刻印象。

　　其次，奖项的国民认知度不高。一是对奖项本身的认知度不高。相较于各类娱乐奖项，媒体对于文学奖的热情和关注度并不高，导致文学奖缺乏被社会公众认知的渠道。二是即使报道，往往也只报道评奖结果，对获奖作家缺乏有效的宣传（当然这也与部分奖项获奖作品数量太多有关）。三是奖项没有与读者市场很好地对接。文学固然有“阳春白雪”的艺术性，不应过多地迎合市场，但如果安全不考虑市场反响和读者需求，也终究难以获得持久发展。有些专家评出的作品完全不合乎读者的口味，这对于文学作品、作家的推广是不利的。

　　再次，出版社的参与度不够。出版社连接了作者与读者，是市场的风向标，英国的“布克奖”是由出版商从当年出版的长篇中选出一批推荐给评委会，日本的“芥川奖”和“直木奖”则由出版公司文艺春秋社创立。我国的文学奖也有出版社运作的成功案例，比如捧红了韩寒、郭敬明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就是由《萌芽》杂志社发起的。但纵观整体的文学奖，出版社的参与度还是不够，尤其是在获奖作品的出版方面存在很大欠缺，很多作品甚至没有被读者阅读的机会就匆匆消失，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和惋惜的。

　　为此，建议如下：

　　一是推动奖项更“专”，培育出奖项的特色。一方面要精简奖项内容。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不宜混淆，使各个奖项更好地突出遴选作品、作家的特色。比如鲁迅文学奖可以以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为特点，与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评选相比对和呼应。另一方面，在奖项设立上加以细化。近年来历史类小说在我国当代文坛迅速崛起，二月河等作家脱颖而出，与姚雪垠文学奖以奖励优秀长篇历史小说不无关系。目前，我国的儿童文学、科幻文学、讽刺文学等发展迟滞，缺乏优秀的作家作品，可以加大此方面文学类型奖项的设置力度，促进此类文学更好地发展。

　　二是提升奖项的认知度。首先媒体在文学奖的传播过程中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此方面，电视媒体尤其需要发挥作用。其次，加强对作者的宣传。作家的产生既要凭借作品质量说话，也需要合理的包装，适度的报道宣传有利于作家创作道路的延伸和拓展。再次，在设置专业性评委的同时，以市场原理为标准，邀请一些“非专家”型的普通读者来评选，评审员可以公开招募，评审渠道可以多元，尤其要注意运用网络。文学与市场并非决然对立，其实只要敏感地把握读者的需求，必定会产生新一代的名著。

　　三是出版社可以发挥更重要的角色。首先，有实力的文学出版社可以自己设立奖项，挖掘出版社需要的作品，培育新人，开创出一种更加稳固的作者与出版社的合作关系，达到双赢。其次，各类文学奖要积极吸引权威出版社的参与，利用后者的影响力与市场更好接轨，同时及时将获奖作品出版，使优秀作品能够尽快进入读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