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大的年纪，力不从心了。但是，我还不服老，还要为我们东北人民的教育事业卖卖力气，要做人民的一个勤务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领导号召，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要死而不已，培养我们的子孙后代献身革命，为革命前仆后继。——车向忱

　　车向忱，辽宁省法库县人，1907年入本村小学堂读书，17岁入法库县中学，21岁赴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学习，参加“五四”运动后入中国大学法科，1925年毕业后回到东北家乡任教。

　　1929年，车向忱同阎宝航、张希尧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并被推选为该会主任，宣传反日爱国。“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赴北平,与东北同乡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等共同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委。1932年2月后,他多次往返关内外, 联络义勇军将领共同抗战,先后在哈尔滨、珠河、延寿、方正一带，慰问李杜将军。

　　1934年，他在北平接办了救国会领导的东北难民教养院，主持东北义勇军眷属生产自救和流亡儿童协议书学习工作。1935年在西安创办东北竞存小学校，“西安事变”时，他有幸见到周恩来、叶剑英，并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对东北军将领进行说服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

　　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成立，车向忱被选为政府委员任教育部长。东北大区撤销后，历任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遭到迫害，1971年，车向忱含冤逝世，1978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唤醒民众，要打破万恶的迷信

　　车向忱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随着知识的增长，车向忱对哲学、教育产生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亚里士多德追求真理的热情，耶稣献身救世的精神，他都十分钦佩。对于杨朱的“重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处世态度，十分鄙视；相反，对于墨翟的布衣草鞋，粗饭淡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刻苦精神却羡慕得很。他觉得，为了改造社会，就应当仿效这种精神。为此，还求人画了一张墨子像，挂在自己的房中。

　　当时，《每周评论》上，胡适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所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车向忱都看过。他觉得胡适所说的“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是有些道理的，但是，仅仅“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零打碎敲也是不行的。为了改造社会，“必得先知道这社会病根在哪”，必得“既知即行”，“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他觉得，如何唤醒民众，认清这一病根，并切实地挖掉这一病根，应该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心。

　　中国社会的病根在哪里呢？车向忱依据自己的调查，认为：“社会上最深、最大，还最久的病源，就是迷信了。现在虽然是科学时代，我国仍有300多万的庙堂，许多的巫人，许多的卜相家，许多的假和尚、道士，做出许许多多害人的事。”这不仅使人拜神、怕鬼，陷入地狱的神牢中，影响家庭生活，影响工作、劳动，甚至，相信巫婆、神汉，损身丧命。而且，它还是影响中国学术和思想发展的严重障碍，“束缚我国人民的思想，最甚又最久了”。于是，他在学生时代，就把“打破这万恶的迷信”，唤醒民众，当作自己为改造社会所应尽的职责。

　　为了实现这一心愿，车向忱想为知识薄弱的劳苦大众，写一本通俗浅显破除迷信的书。于是，从1921年年初开始，他便利用课外时间，广泛地搜集中国历来的迷信传说，运用科学的观点和知识，加以分析批判。他坚持每日总要挤出一两个小时，写出一段破除迷信的文字。写作时，总是煞费苦心，一段、一句、一字地斟酌，常常数日不能自决，唯恐广大民众阅读时，不能一目了然。他夜以继日的，写了改，改了又写，直到成书，历时两年之久。1923年年初，他写完了最后一段文字，然后，又挥笔在书面上写了《打破迷信》4个大字，还在书稿的末页上破例地注明：“不要版权，欢迎翻印”，并请同窗好友杨荣久为该书写了一篇序。

　　全书共计37000多字，除两篇序以外，共分神类、科学类、方士类、人事类4章。总共列举并批判了各种迷信传说100条。这本书通俗、具体、生动、科学地阐明了“神是人造的”；神不能给人造福。什么“扶乩”、“鬼火”、“旋风”、“阴城”、“死尸变”；什么“龙王”、“雷公”、“风婆”等等，都是人们对于一些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理解，相信了迷信的传说。还有什么“算命”、“卜卦”、“修来世”等，都是些骗人的把戏。

　　在撰写和出版《打破迷信》一书的过程中，车向忱更深切地感到，不识字的劳苦民众太多了。广大民众不识字，缺少文化知识，这是影响国家富强的最大危机。“救国先要救民，救民先要教民”，为唤醒民众，挽救国家的危亡，必须大力兴办平民教育。

　　抵抗入侵，推动成立“救国会”

　　1929年夏，车向忱与阎宇航、张希尧等，共同发起成立了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以进一步唤起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大家公推车向忱为主任干事、总干事（会长），负责日常工作。

　　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是“以灌输常识造就健全国民为宗旨”的群众性爱国反日团体。沈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踊跃参加，并立即制订了该会的工作大纲，开始了爱国反日的宣传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车向忱撇下了当时已怀孕4个月的妻子翟重光和3个孩子，联络了东北大学的张希尧、苗可秀、张雅轩等40多名学生（均为国民常识促进会的骨干），怀着报仇雪耻，收复东北失地的急切愿望，相继奔赴北平。

　　到了北平后，“当即会同东大同学百余名，组织东北学生军”。训练学生军是为了给抗日义勇军培养骨干力量。但当时的形势紧迫，东北各地的民众已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车向忱又同原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几位骨干成员商量，决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的成员，除张希尧因病留在北平从事抗日活动外，其他都回东北老家，参加到抗日义勇军的行列中去”。1931年9月23日，车向忱首先找到在北平新婚不久的原国民常识促进会的干事黄宇宙，动员他先回东北，去辽东肩负起慰问、联络，并协助组建义勇军的使命。

　　1931年9月26日，从东北到北平的流亡同胞越来越多，住在旧刑部街奉天会馆的就有四五百人。大家对政府“不抵抗”的消极态度议论纷纷，都觉得我们东北人不应沉默，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救国组织。车向忱与先后到来的同乡好友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陈先舟等，共同商议，决定在“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扩大组织，成立一个东北民众抗日团体，定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该会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并决定于9月27日召开成立大会。当年，曾被推举担任成立大会主席的卢广绩，在回忆中写道，“救国会由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委员31人，由执委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９人）。常务委员会下设3个组：总务组由金恩祺、卢广绩任正副组长，以后由高崇民任副组长；政治宣传组由阎宝航、车向忱、李梦兴任正副组长，以后有杜重远、霍维周担任；军事组由王化一、熊飞、彭振国任正副组长。在会内工作的有许多是东北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最多时有数十人”。11月初，受“救国会”派遣，车向忱率领杨毓秀、莽大林、任子平等７名青年，去南京“如‘哭秦延’一般”，费尽周折见到蒋介石。当时，提出了“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团结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中苏复交”等7项要求。可是，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竟说“我很忙啊！没有时间答复”，挥手而去。但此事却深深教育了东北流亡同胞，必须抛弃“想中央，盼中央”的幻想，激发了大家“自己去干”的决心和斗志。

　　1932年１月14日，在救国会的一次常委会上，车向忱自告奋勇，要求出关潜入敌后，联络与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提议，得到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和支持。于是，他化名杨秀东，扮作去关外讨账的卖药先生，并动员了东北大学的宋黎、李述全扮作他的徒弟，一同出发。

　　对于这一段经历，车向忱生前有着详细的叙述：“由南京归来后，即率领东大同学苗可秀、张雅轩、宋黎等30余人潜入东北，分别推动马占山、李杜、唐聚五、李春润、邓铁梅等抗日将领，往返3次，虽在虎口余生之情况下，但各位同志均极为奋勇，颇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西安事变”，认识了中共的可靠性

　　1936年1月，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等，为汇报学运情况和宣传团结抗日来到西安。此时正在西安办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车向忱，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还主动把竞存学校的油印机拿了出来，赶制宣传品；组织师生协助他们进行宣传活动。8月29日晚7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在西北饭店逮捕了宋黎。与此同时，车向忱受张学良的委托去找宋黎，恰与特务挟持宋黎于饭店门前相遇。他见势不好，急忙返回去见张学良，报告宋黎等被国民党省党部捕去，并说：“这表明省党部根本看不起张副司令。”张大怒，当即传令卫队营长带领全副武装的战士，于次日拂晓包抄了国民党省党部，救出了被捕的马绍周、关副官等（宋黎已被西北军宪兵营的巡逻队救出），抢出了文件、材料。这一大快人心的“艳（29日）晚事件”，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西安军民反蒋抗日的情绪。

　　“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东北流亡同胞与西安各界群众联合召开了纪念大会，车向忱带领竞存小学的师生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说。大会开过之后，为了使东北流亡同胞团结起来，担负起“救亡图存，收复失地”的重任，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他与洪钫、金锡如等十余人经过紧张的筹备，于10月4日在竞存小学礼堂，召开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成立大会，有150多人前来参加。他被大家推选为大会主席，并在会上被选为“东救”的执行委员、主任委员。他在开幕词中说道：“……诸君均为流亡，各方皆非我们的故土，所以，收复失地工作，应由我们做先锋，死和牺牲，我们应站在前面。但是，仅这样还不够，我们更应发动全国民众，联合起来，继续不断地永久地为中华民族谋解放，图生存，争独立与自由……”

　　“东救”成立后，立即发表了《援绥募捐启事》，掀起了援助绥东抗战的热潮。

　　两天之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车向忱代表“东救”参加了14个救亡团体的紧急会议，并共同联合署名发表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12月16日，在革命公园举行的拥护张、杨主张的市民大会上，根据车向忱的倡议，“东救”散发了《告西北各界同胞书》，热情地赞颂了张、杨二人为救国家、救民族而发动的兵谏。

　　12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应张、杨的邀请，乘飞机来到西安。为了使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变成群众的行动，周恩来立即开始同各方面人士紧张的商谈工作。第三天晚上，周恩来在长安县公署邀请了包括车向忱在内的2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进行座谈。会议由中共地下党员杨明轩主持。当杨明轩向周恩来介绍车向忱时，周恩来还详细询问了东北流亡儿童的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怀。

　　周恩来的这次会见和谈话，使车向忱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进一步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心，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道：“由于‘西安事变’见到周恩来同志，更辨别出哪党好，哪党坏，更认识了中共的可靠性。”此后，他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也就更为自觉、更为坚定了。

　　尽量节省，少给国家添麻烦

　　1948年8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华侨的一些代表人士，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陆续进入了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

　　11月25日，中共中央的代表与来哈市的民主人士（包括高崇民、车向忱等）就新政协筹委会的成立、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1949年9月中旬，车向忱以东北区代表的身份，同林枫、高崇民等，来到了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是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9月21日，这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来自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地区、各部队、各人民团体的634位代表参加。25日夜晚，住在北京饭店的政协代表车向忱同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等，都收到了一封由周恩来、林伯渠联名发出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接到这封“请柬”的二三十位代表，多为70岁上下的老人，其中也有少数不到60岁的，车向忱（52岁）就是其中之一。

　　当日，周恩来主持宴会，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国有句老话，叫作‘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民建代表黄炎培认为老百姓受的还是落后的教育，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非常必要的。何香凝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

　　“归隐”38年的前清进士周致祥、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则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司徒美堂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我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司徒美堂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马寅初、陈嘉庚、张澜、陈叔通纷纷发言，表示赞同。

　　车向忱听完各位老前辈的发言后，站起身来，表示赞同司徒老前辈的意见，还从教育方面补充道，“如果说，老百姓可能一时还不能接受新国号，这只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通过宣传教育，让人民认识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之后，沈钧儒也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补充，与会者再无不同意见。

　　9月27日，政协的全体会议上，一致同意和决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掉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三次会议，车向忱带领警卫员王崇云由沈阳前去北京参加会议。会议临近结束，宋庆龄副主席请东北几位老同志去她家吃饭。当时，外出本来都是由国家事务管理局或东北驻京办事处派车。车向忱却领着王崇云在大街上雇了两辆三轮车，一前一后地前往宋公馆。快到宋公馆时，车向忱下了车，付了车钱，同小王步行到宋公馆。吃完饭后，宋副主席送出门来，还问道：“车老，您的车呢？”车向忱往右一指说：“我的车在那边。”走了一段路，照旧坐上三轮车，回到饭店。王崇云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有车不坐呢？后来，车向忱向小王提起此事说：“现在会议期间，国家事务管理局和东北驻京办事处压力都很大，车辆比较紧张。抗美援朝还在打仗，咱们要尽量节省，少给国家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