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说《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刊登了一篇长文，是怀念张守义先生的。怀念？不会吧。就是怀念书籍装帧设计大师张守义的。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急急跑过去拿过报纸一看，上面的照片果然是老先生的。再看文中，有一行文字特别刺眼，张先生10月14日凌晨去世。

　　只能是真的了。把文章复印了份，带回来，看着那张我非常熟悉的面容，十一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点滴一一浮现于眼前。

　　1997年5月参加中央社院举办的杂志编辑出版培训，一天下午张守义先生来给我们上装帧设计课，先生来了，一只手拎着个大塑料袋，一只胳膊夹着一摞杂志，将这些在讲台上码好，然后从上衣口袋中掏出四瓶啤酒，也在讲台上码好——背心是搞摄影的人穿的那种多口袋的，由于先生很瘦，背心显得晃里晃荡的，先生留着长发，脸同样很瘦，突然他指着自己说，熟悉吧，不是熟悉我，而是熟悉鲁迅先生，有一次一个导演对我说，张先生，你要是穿上鲁迅先生的长衫，贴上胡须，不用化装也可以演鲁迅先生，试试，换上长衫，贴上胡须，果然说着张先生拿出一张那天拍的“定妆照”，真是果然。

　　一片啧啧声。他接着说那为什么没演啊。我毕竟没有演过戏啊。下边开始讲课吧。啪，打开啤酒，开始讲了。那天他没有讲过多的理论，而是就这样喝一口酒，打开一本杂志，连说带比划，有时还带表演评说它的好与坏及其原因。

　　回来我写了篇《酒仙张守义》——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胃不能正常吃东西，连喝茶也不行，只能靠喝啤酒过日子。文章寄给他后，我们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尽管我是学生。

　　为了将我们部里的杂志做得漂亮，想请他做装帧，又不知他是不是看得上，写封信试探着询问，没想到他很快回信同意。这以后直到2004年杂志停办，每到新的一年开始，我都要把下一年杂志封面的设想和一些背景资料寄给张先生，他也会提前两个月将新的封面设计连同光盘寄来，一般会准备三种方案，让我们遴选，如果我们还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可以再提出来，他会再修改。老先生的随意让我把他在老师之外又当作了一个可亲可敬的长辈。再去北京，只要有空，就会跑他那儿看看。那时他的工作室还在方庄，一次我和同事王新去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徐学文编辑也在那儿，先生问我们去没去过“老北京”的馆子，我们说没去过，他说自己也好久没去了，今天我请你们，就去那儿。

　　我本来认为这“老北京”是个招牌，没想到是卖老北京小吃的饭店。老北京的格局，伙计是老北京跑堂的装束，也是老北京味的吆喝。找一张靠窗的方木桌坐下，老先生点菜，过一会饭菜上来了，这是豆汁，这是焦圈，这是芥末墩，没吃过吧，老北京人可喜欢这些了，尝尝。那会儿，我那位女同事不自觉有点吸鼻子，就那豆汁，稀稀的，黑乎乎的，还有股臭咸菜的味道。老先生似乎看出来了，臭干子吃过吧，闻着臭吃着香，这个也是如此，不过这要就着焦圈吃才够味。什么是焦圈，就是把煎饼中间掏了再放进油中炸酥。而那个我至今叫不准的芥末墩，是取大白菜菜心的一截，似乎是浇上了芥末汁，一口咬下去，呛得我差点将前面吃的那些食物全喷出来。既然是酒仙，肯定少不了酒，当然是啤酒。几瓶啤酒下去，老先生和那内蒙古的那位老兄说起一次到内蒙古采风的事，蒙古包内，蒙古族少女边唱着民歌边献酒。说到这儿，老先生竟然手敲桌沿唱了起来，那位内蒙老兄也唱，那老兄唱了，老先生反不唱了，而是站起来，利用桌子之间的空隙，扭腰松胯，手一上一下地跳了起来。一堂的人全惊呆了。

　　那当口，我们将单买了。老先生疯尽兴了，要买单，我们买了，老先生一下火了，你这不是看不起我吗，你不是在说我虚情吗？

　　我知道了老北京人又一“习惯”，这以后去他那儿，他说要请客，我们再不会去干这类傻事了。

　　这以后，我和他，当然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设计上的愉快合作。2003年重庆全国统战部研究室主任会后，我和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几位领导坐在游三峡的轮船上聊天，他们说到准备编一本《文化建设手册》，将研究室每个人的座右铭采用配图的形式印出来。我说图不好，不如配漫画。我是无心说的，过后就忘了。可回来没两天，电话来了，让我替他们设计，还没等我说同意，所有的座右铭全传过来了，又帮我在部长那儿请了假。只好硬着头皮干吧。打电话找漫画家吕士民、韩一民二位先生配画，再跑印刷厂设计版式。都弄差不多了，我这设计行吗，这可是要经刘延东部长的法眼的，求助老先生修改吧。一个电话过去，老先生说，你过来，我俩一同琢磨吧。

　　那会儿他的工作室又搬到德胜门外了。下火车直接赶过去，大冬天，老先生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坐下来，先从开本做起，然后封面扉页内文一页页推下去，我讲我的设想，他再指导电脑操作员加以修改，每次修改，他都要问我行不行。当几个小时后将全书每页都敲定时，我的脑子一阵发晕，老先生喝了口啤酒，怎么样？我也累了，请你再吃老北京去。那天做这本书，还出现了这样两个小故事，做封面时，为了突出“文化”内涵，老先生说增加一个“文化”篆刻的图案会更好，可谁来篆刻呢。好办，找来一块肥皂，切出一个方形，用铁钉画出字形，沾上墨，印在纸上，再扫描加工；里面一位领导的座右铭吕先生画了一个女士，没想到这位领导那时仍没结婚，配画送审时没通过，可这时已无法再请吕、韩二位先生配画了，老先生说这好办，我不就是画画的吗，随即拿起笔画了个抽象却又动感十足的“人”。封底最后在署装帧设计姓名时，我的名字怎么能和老先生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坚持不挂我的名字，老先生说，一切毕竟是你先操作起来垫底的，必须写上，我仍然坚持，说到最后，老先生发火了，你这个小家伙怎么这样呢？

　　这以后，我们的杂志不办了，但去北京只要有空仍会去老先生那儿坐坐。要知道，他的工作室不仅是艺术家的天地，还是我国老油灯收藏的天地。他曾在北京办过展览，封面设计中出现的不同油灯的图案都来自于此，他还专门出版过一本老油灯图集。去他那儿，说过了图书设计，他会一一指点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油灯让你欣赏。前年元月10日，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兄带我去参观了一年一度的国家图书展览，我又跑到老先生那儿去了。老先生见我来了，坐在椅子上没站起来，很抱歉地说，大概是这么多年喝啤酒喝的，酒里什么酸导致我这大拇指大脚指都患了风湿病，伸不直打不了弯，常常痛得厉害，现在画画不了，设计也做不成了，痛得厉害时，连站起来都困难，这不，你来我只能坐在这儿迎接你。

　　那天他虽然坐那儿，却没闲着。

　　老油灯散放得桌上地上全是，一个同他年纪相仿的老人家拿着把尺子对每一个老油灯进行立体测量，将长宽高记下，再拍照，编号，同时把号码写在一张小白纸条上贴到灯上，老先生再告诉这是从哪儿怎么得到的，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民族的油灯，那位老人家一一记下来。

　　老先生介绍说他是我亲家，退休了，要来陪我，我就请他帮我这个忙。以前那些老油灯都是散乱地摆着，搬一处工作室，堆到箱子里带走，到底有多少，并没统计过，虽然展览过，也只是挑其中精品。这次就利用这个机会彻底地将它们清理整理一下。

　　我对他的手和脚很关切。老先生倒很乐观，正在治，好多了，我想他还会拿起笔来的。我说，我出书还想请你帮助设计一本呢。他点点头，好。说到书，他说，旅游出版社请他写一本设计的故事，由于这手，拖下来了，本来要抢这次书市的，现在只印了个书型，拿去订货，他说准备写写给陈桂棣设计《淮河的污染》封面的故事，你也知道那个故事，那封面上的鱼骨头还是请你带给陈桂棣的，你就帮我写一下怎么样？

　　陈桂棣此书是报告文学集，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老先生在设计封面时，淮河污染让鱼都死了，封面就用鱼骨吧。哪来鱼骨头，亲自跑到菜市买了条活鱼，蒸了，将鱼肉剔出，将完整的鱼骨架拍照，封面设计完了，鱼骨老先生没扔，一次我去时，他托出了鱼骨，用宣纸包着，让我带给陈桂棣，怎么带呀，想了半天，突然他看到扔在地下的大可乐塑料瓶，捡起，从中间割开，将鱼骨放进，再用胶带裹好——当天下午我在旅馆里就写好了关于这个封面的故事，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他。

　　这以后，我也动不动打电话过去问他的手脚怎样了，每次他都说好多了。记得2008年初还打过电话，前不久去北京时还想去他那儿，打了电话没打通——对，就是上个月他去世的那几天。没想到现在他竟溘然仙逝，我相信他肯定是因患有风湿病走的。

　　也许他开始整理老油灯时就已经有了生命的某种预感。

　　那么此刻，不是此刻，而是他走的那一刻，我相信他会再次看见那些灯，那些他宝贝的，从各个不同地方历尽艰辛搜淘过来的，照亮着人类创造历程的灯，会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在路的两边，突然地大放光明。

　　（作者为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宣传办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