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收到民进中央宣传部发来的“给民进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的书面采访函”，要求以书面方式谈一谈一年来的履职体会与思考。这让我想起2012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的一篇题为《追赶太阳的人们——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者》的文章。编纂者之一 ,晁继周写有这样一段话：《英语词典》主编约翰逊（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每一个词典编纂者，都应该做追赶太阳的人。词典的每一次修订，都是我们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攀登。这段话讲的是人的精神和境界，是人在不尽的追求中所拥有的感悟与体验”。借用这段话，作为我谈“履职体会与思考”的开篇语，是因为它对人的启示与价值的追求。

　　2014年11月19日，《人民政协报》在第4版刊发了一整版有关《推进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文章。早在2013年11月22日，我就参加了湖北省政协组织的全国政协委员赴随州进行“随州大遗址保护片区”的考察。看到大片古遗址现场，大批珍贵的出土文物，听到考古工作者介绍的重大考古新发现，让人深为震撼，对古人创造的古文明、古文化充满敬意与赞叹。

　　“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是湖北省政协2014年的界别协商会课题，由民进湖北省委会承担，省政协主席杨松同志亲自督办。省委会将这个课题安排给出版传媒委员会。8月21日，我带领出版传媒委员会部分委员和调研室同志再次赴随州叶家山古墓葬群开展文物保护与利用专题调研，他们写出了调研报告，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拟写出界别协商座谈会的发言材料。为写好这篇发言材料，参加调研的出版界会员和调研室有关同志，花费了时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写出的材料整体质量较好。但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如：发言材料篇幅较长，对问题和建议的表述条理较散乱，不够清晰；发言材料中只提“保护”的建议，没有提“利用”的建议，而界别协商会课题的落脚点是“保护与利用”；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是一项较大的文化工程，需逐年分步实施，因此提建议必须考虑“十二五”规划已到收官之年，“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只有列入国家与省“十三五规划”中，其工作才能后续绵延；对材料中有关大遗址文化与文物的表述有质疑之处，需向对随州大遗址进行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请教、核实等。一份好的调研报告或发言材料的形成，需要参与者相互配合，发挥彼此不同知识和专业优势，凝聚群体智慧和力量。在“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界别协商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随州大遗址片区保护与活态利用》能获得好成效，源自于每次的调研工作扎实充分；注意发挥参与者的智慧和力量；发言人查阅资料，反复推敲修改的精细工作。

　　议政建言的关键是要有思想、有观点，有见地，但又不同于我们的专业研究或写理论文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是议政建言的重要内容，其核心还在于提出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能解决问题的建议。回想我对《随州大遗址片区保护与活态利用》发言稿的修改工作，花精力最多，反复推敲、做大幅度修改的就是建议部分。将原来较大篇幅谈随州大遗址情况与问题的内容进行精简，对原来4个方面的8点建议，结合有关实情，经再三考虑，作整合增删，修改为3个方面9点建议：第一个方面：将随州大遗址片区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的建议；第二个方面：加快推进大遗址保护片区规划建设的建议；第三个方面：实现大遗址片区文物整体保护与活态利用的建议。这三个方面的建议是整篇发言的核心内容，有参与者的知识和智慧，更有我个人的思想与观点。比如：“随州大遗址片区是我省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唯一性、无可比性，在适合开发旅游业的古遗址保护区以古遗址文化与实景为核心，根据各古遗址的特点和地理位置重点考虑建设三类景区”；其中“建设‘大遗址特色文化产业园区’，提出从3个方面做整体策划：一是以曾随文化为核心，以编钟、铭文青铜器等为主牌，以文化产业园为载体，将曾（随）、厉、唐等国的考古成果转化为文化产业，相互依托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是将随州大遗址保护片区的编钟音乐文化、“以药作珠”的治珠产业等特色文化资源，通过现代技术研发手段，进行活态保护和有效利用，以增加文化旅游特区的底气和特色。三是将西周手工业作坊演示、模拟考古、宗教祭祀活动；曾侯生活情景展示；各类青铜器、陶器文物、西周服饰、装饰品、祭祀用品的仿制和销售等，以增添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2014年10月20日，省政协在随州市召开“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界别协商座谈会。参会的有关人员注意到了我在界别协商会上的发言与收入“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界别协商座谈发言《材料汇编》中的材料有很大不同，认为发言材料中的一些建议更切合实际，具有很好的参照性和操作性。发言完后，即要去了我在会上的发言稿。在这次界别协商会上共有六位专家学者发言，但在《人民政协报》第4版刊发的《推进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一组文章中选用的个人发言只有两篇，一篇是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伯谦先生的《随州古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另一篇则是我在“随州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界别协商座谈会上的发言《实现随州大遗址片区文物整体保护与活态利用》（原标题为：关于随州大遗址片区保护与活态利用的建议）。

　　履职工作是常态，议政建言最重要的是水平与质量，这是在履职工作中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民进的主界别是教育、文化、出版，我想以出版界别的参政议政为例，谈点想法。最近重读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先生的《亲历出版30年》，书中有一篇专写《民进中央关于出版工作向中共中央的建议》。“1982年12月10日，中央统战部根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将民进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出版工作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胡耀邦于12月11日批示：‘请仲勋同志要中宣部认真研究和抓起来（我未细看）。’胡乔木12月5日批示：‘民进的这个建议我细看了一遍，认为调查考虑的比较周到。总的看来值得采纳。’”这份建议书共有六点建议：“一、加强对出版工作的思想指导；二、加强对出版方针和出版规划的具体领导；三、制定适合出版工作的经济管理体制；四、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五、改革图书发行的管理体制；六、调整与充实印刷、装订的生产能力”。建议书受到胡耀邦、胡乔木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六点建议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刚刚复苏的出版工作，对解决出版工作中的诸多问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它被宋木文先生写进自己的著作《亲历出版30年》，我想这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充分发挥主界别优势，为中国的出版文化事业作出的一大贡献，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中创造的一个优秀典型范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早已记入出版史册。

　　宋木文先生在这本书里还讲到，“民进中央对出版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是一以贯之的。其后在雷洁琼、许嘉璐担任民进中央主要领导职务时，同出版界的关系更密切了。我在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版协主席的任上都得益甚多。”宋木文先生的评价很高、很真诚。他在“宣传贯彻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一篇里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对出版和版权界来说，是作者、是领导者，也是朋友。他对出版和版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曾说他是‘有请必到，有求必应’。”说许嘉璐先生是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高度，来谈对著作权利的保护。从以上对出版文化工作的建言实例中，我们了解到民进前辈的参政议政工作，正如宋木文先生说的“站得高、看的远、说的圆通”，在主界别行业中发出了有影响、有权威、有成效的声音，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新闻出版署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奠定了民进作为参政党在出版文化工作领域中的社会地位。2015年，中国民主促进会将迎来70周年庆典，我想在民进70周年的“会史”中，有关参政议政工作的篇章里会有这段佳话的文字记录。

　　如何学习传承民进前辈的履职风格和精神，做好今天的履职工作，很值得我们深思。就我个人而言，想到三点：一是民进的主界别仍然是议政建言的主阵地，应给予高度重视。作为身在主界别工作的会员更是要利用行业优势，发挥专业能量参政议政；二是议政建言需要高度的责任感、专业知识、行业功底和综合文化素养；三是议政建言需要选择与自身相匹配、熟悉的领域、课题，努力做好，坚持不懈。如：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冯骥才先生多年来一直在为保护古村落，文化建设议政建言，在《中国文化报》《光明日报》《中国政协》等多个报刊中，常能读到有关他谈文化建设，谈古村落保护的文章，很有成果。

　　我做出版人时，平时想得最多的是选题与出版，最关心的是编辑出版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长达20多年的编辑出版管理工作，让我的事业积累主要在出版文化、和所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方面。在出版工作中，我用心拓展自己所学专业的范围和领域，形成了我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作品品评，译史译论史研究、翻译文化、翻译名家、翻译实践等方面的工作优势。2011年，我离开了编辑出版管理工作，但在文化、出版、阅读、翻译工作与翻译文化，中国出版、文化走出去，以及妇女儿童事业方面我仍然关注最多，并努力在这些方面履行职责，建言献策。“随州大遗址片区保护与活态利用”只是大文化中的一个子课题，也是我对2013年《人民日报》采访我时，自己所说一段话的实践：在履职中，发挥自己最熟悉的行业优势与专业优势，是建言献策，撰写提案和发言材料的底气与智慧源泉。

　　我想，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每一次成功作为激励自己迎接新课题、新任务的动力与挑战，就有如我在前面写到的，“做追赶太阳的人”。新形势、新目标，新常态下的履职工作，要求更高，任务更重。提高履职水平没有止境，只能追求更好，在追求中前行，则是建言者“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攀登。”（作者系民进湖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