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还保留了多少？
编者按 关于北京大学的精神，北大人及社会上有很多讨论，官方和民间也有不同的解读。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官方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来概括北大精神的核心内涵，民间流行的解读则认为北大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由此看来，北大精神是什么依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还需进一步的深入讨论。经作者授权，我们在此刊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军解读北大精神的演讲，以期引起大家对“北大精神和大学精神到底是什么”的深入讨论。
北京大学精神的解读
主持人：这是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理系的第一场。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哲学系的副系主任胡军教授为我们讲授北京大学精神实质解读。哲学系社会文化心理系的讲座世界论坛已经成为哲学系的一个传统的活动项目。在今天的讲座开始之前我想为大家放一段短片：很美的一段片子，看完以后每个人都很感动。我想作为北大的一员，我们很希望听到真正的北大精神实质，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胡军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一下，大家欢迎。
胡军老师：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讲解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北大的精神和北大的传统有些什么看法？因为这方面的文章不少，好像有不同的理解，我一直是搞中国近现代哲学，也搞对知识论和知识概论方面的一些研究。从前年开始，韩国的一个大学新生入学一百多个人，托人联系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让我给他们讲一下北大的历史与传统。后来我答应下来，暂时放下手头的其他事情，查阅了相关的材料。也就是从前年开始，我就经常在考虑北大到底有什么的传统？或者北大有什么理念？思考了很长时间，查阅不少材料，有了想法。我想今天出席本讲座的各位肯定对北大的精神很感兴趣。就此机会，把我思考的结果和大家共享。我的思考结果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北京大学精神一种解读》，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7月份的第四期，如果各位感觉兴趣可以去看，我这个题目所以叫“一种解读”，因为我的解读是比较低调的。因为对于北大精神事实上就有好几种解读。如大家知道的官方对于北大精神就有一种解读。你们知道官方对北大的精神解读吗？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严谨、求实、创新。但是你细想想，对北大精神的此种解读似乎也完全适合于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其结论也就是。这种对北大精神的解读没有充分反映出北大所应该有的精神个性。我到过很多大学，比如今年9月初有个高校的两办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是为了迎接本科的教学评估，他们希望找个专家就该校的精神或理念等事项帮他们出出主意、把把关。于是他们找到北京大学有关领导，我们学校的领导说：你们找哲学系的一位教授，让他帮你出出主意吧！于是，我去了，我一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严谨、求实、创新这样的解读也完全适合于这所学校啊！因此这种解读放在什么大学都适用。既然适用于所有的大学，那么这样的解读肯定也就必然不能反映北大精神的特性。当然，我没有说这样的解读不对啊，对是肯定对的，并且也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关键是，这样的解读似乎没有了北大的精神个性。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重点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如果了解中国现代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其实中国现代哲学基本上就是一部北京大学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够真正了解或弄懂北京大学的理念或精神，那么研究现代哲学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哲学”这一学科的最初设立就是在北大，是蔡元培提出并同意设置的。“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和教学模式也是在北大确立起来的。另外，中国现代哲学史涉及的名家也基本上是北大的教授。由于上述的原因，我是比较关心北大的历史及其办学理念的。
今天这个讲座我计划讲一个小时。大家来听我的讲演，是因为大家对于北大精神感觉着兴趣，所以讲座后留下半个小时给大家提问题，我们共同来讨论。在讲演其间，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诸位可以随时提意见，我们可以对话，可以讨论。你不同意我的，你站起来，就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比如我在某个著名大学讲过北大精神这样的话题。有个学生不满意，因为我在提倡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你到北大来了，你不能搞别的运动去。有个学生说老师这样讲不正确吧，因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那时我突然感觉到我与他之间缺乏共同的话语，没有办法交流。我的想法是，你要是不同意我的看法，有自己的看法是很好的。但要反对我的看法你自己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说老师你讲的不对。我是很欢迎有充分理由为基础的意见。这样的话，你的意见可能会进一步促使我思考，丰富我的思想。
今天的讲题是个人长久思考的一个结果。就这个题目我写过文章，而且我计划进一步研究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或者说北京大学应该具有的理念或精神。
上面我讲了我不同意官方的解读。其实民间也流传着不同的解读。还有一种解读在社会上相当流行，特别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时候。这种解读认为北大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这样的解读，你们都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不同意的？我今天的讲座重点讨论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北大精神到底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呢？“应该是吧”（听众）。你不坚定，到底是还是不是？“有，不是全部”（听众），你们都很稳重，这话永远是对的。你千万不要说某一思想或观点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这是不可能的。我很同意他这种观点。我的观点是“有，但是不全面”。我为什么不完全同意说北大精神就是“自由主义”讲法呢？因为讲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精神好像离不开蔡元培。比如你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区别吗？现在学界基本把两者捆绑在一起。蔡元培把两者区别开来了，而且蔡元培是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他对五四运动是有成见，那么他为什么对五四有成见？我先把我的观点亮出来，因为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就是因为这次运动而不能落实甚或夭折。在他看来，大学是供老师研究学问，学生去学习学问的地方，所以说蔡元培对学生运动有成见。
那么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自由主义的问题。说北大精神是自由主义的，那么我们首先得明白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根据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罗尔斯的看法，所谓的自由主义包含如下的一些基本原则：（1）自决原则：个人的生活只有在他们是自我决定的即自由选择的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2）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国家应当保障每个人与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大的个人自由；（3）多元主义：由于个人确实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简言之，存在善的观念的多样性；（4）中立性：从前三项原则可以推出，国家应当在各种生活方式与善的观念之间保持中立，反对至善主义；（5）善的原则：应当公平分配资源，以使所有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善的观念的公平机会；（6）正当对善的优先性：正义（正当）原则约束个人对其自身善的观念的追求。从上述的关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思潮，可以说是一种经济思想，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当然更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态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确切无疑地断定，北京大学显然并不是政党或其他性质的团体，也不是经济运作的场所，当然更不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因此，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是自由主义似乎并没有能够准确地表达出北京大学的真正的传统或精神。
第二，从事实层面来看，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的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不仅仅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有其他的种种主义或思潮，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虚无主义、进化论思潮等。可以说，中国当时社会所有的或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种种思潮几乎都可以在北京大学找到他们的代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只是北京大学校园内花色繁多的主义中的一种，所以自由主义并不能包容其他的种种主义。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最能容忍其他主义的、最开放的主义，但我们却也能清楚地看见，自由主义与其他种种思潮或主义之间的明确的区别。如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之间就有着明确的分界。这两种主义似乎就很难归结到自由主义之中。你总不能含糊其词的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自由主义并不能涵盖一切的主义或思潮。如果说自由主义就是北京大学的精神或传统，这是有悖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的，因为正如蒋梦麟所说的 那样：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说自由主义是北京大学的精神或传统就是将自由主义凌驾于其他的种种主义或思潮之上。据此，我们只能说，自由主义是北京大学传统或精神的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不能说自由主义就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
第三，从学理层面看，“兼容并包”不能归结为自由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即是指把各种主义都收罗净尽，是各种思想同时并存的局面，而不是单打一，由某一种思想独霸天下，所以“兼容并包”不能归结为某一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或其他的什么主义。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北京大学的传统或精神，那就不得不将其他的思潮排除在外。如此就必不能反映北京大学的整个思想风貌。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采取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北京大学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之间无疑是有区分的。如果自由主义真能包容所有其他一切的主义或思潮，那么结论也就是自由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自由主义了。
第四，说北大精神就是自由主义的解读最大的不妥在于这样的解读没有能够揭示出北京大学事实上应该具有的功能。这个问题是说，我们要北京大学是干什么的？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涉及到北京大学的历史。
在蔡元培来掌校之前，北京大学是怎样一个历史状态呢？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上有很多培养不同类型干部的院校，比如有培养党政干部的，有培养经济管理干部的。这类院校我们称之为“干部院校”，是培养干部用的。蔡元培掌校之前，北京大学就类似于上述的干部院校，当然是最高的干部院校，当时叫做“官僚养成所”。这就意味着，当时到北京大学学习的人或者学生将来是会进政府部门工作的，是准备将来当公务员的，所以当时的北大才被社会叫做“官僚养成所”。我给他起的新的名词叫“当时社会的干部院校”。那出来肯定是当官的，而且是很大的官，是进中央当官的。所以那时学生被叫作大人，雇着仆人，所有的生活都由仆人帮着料理。老师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都是当官的，都是政府中颇有地位、影响的官吏在北大兼职的。这些在北大兼职的教师，很受学生欢迎。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的学问特别的好。他们的学问并不怎么样，年年发旧讲义，经常请假。难么学生欢迎他们总得有个道理吧！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官职高，学生毕业后可以以他们为靠山。显然蔡元培不满意北大当时的状态的。不满意就得改变。那么怎么变呢？往什么方向改呢？1917年初在北大的开幕式上，他讲了如下几点。第一，他劝学生抱定宗旨，就是你要认定你到北大来做什么？到北大来，你不应该有其他什么别的目的，将来不是要做官的，你来北大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研究学问。我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是为了什么？我就考虑了很多，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不错，生活、工作都很重要，但你说来北大就抱定这样的目的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至少蔡元培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蔡元培当时就对学生说，你们要做官就去北京的政法学校，要发财就去工商学校，何必要来北大呢？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研究法律、研究工商你是可以来北大的。希望找到一份工资比较高，未来前途比较好的工作的学生报考北大，根据蔡元培的想法就是动机不纯的。所以他所以劝学生要抱定宗旨。这个宗旨就是研究学问，而没有其他任何目的。第二，砥砺德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在讲这个之前，北大的老师和同学目的不明确，对自己要求不严。当时北大教授和学生逛八大胡同的不少，社会影响很不好，所以蔡元培进来以后讲砥砺德行，建立了进德会，进德会分三类，第一类要求最高，纳妾不行，不能酗酒，不能当公务员，现在很多毕业生都是抢着当公务员去，蔡元培当时是不同意的。蔡元培禁止的一条就是不能当政府部门的公务员 ，第三，敬爱师友。蔡元培所说的三条，我们不能把他们割裂开来，而要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中的三项要求。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我的解读就是将这第三条统属于第一条之下。因为敬爱师友本身就是想在北京大学营造勤奋好学，研究学问的良好气氛。第二个砥砺德行就是提高你的道德修养，去掉不良的习气，而一心向学。蔡元培说研究学问必须全心全意的读书，不能分心，要抱定宗旨，这就是对抱定研究学术的宗旨的要求。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应该很清楚蔡元培心目中的北京大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心目中的大学就是纯粹研究基础学问的机构。于是他说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者也。”就是你到北京大学来，老师是讲学问的，学生过来也是研究学问的，北京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蔡元培明确规定了北京大学的宗旨，我想这个宗旨现在基本上好像没有继承下来。北京大学应该是学术的象牙塔，是一所宁静的研究纯粹学问的地方。但是不幸的是，社会上盛行的重实用的功利主义思潮，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趋势等不断侵入校园，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现象当然是蔡元培坚决反对的。
蔡元培学术至上、学术自由的观点，事实上并不是中国传统的观点。中国传统主张经世致用，学以致用。也就是说，理论要紧密地联系实际，不能解决当下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无用的，我们也就不会感兴趣，没有人会去研究。所以凡事我们都要问一个“这有什么用？” 基督教传到中国来 ，不少中国人就问西方的传教士：“基督教对中国有用吗？”传教士们听了就感觉很奇怪。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看法。蔡元培不是这样看的，他要在中国，要在北大提倡研究纯学问，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为学术所学。你来北大不要问这一门学问有用还是没用？到北大来求学不是为了毕业后某职业做准备的。所以蔡元培当时就对学生说，如果你要升官，那么就请你不要到北京大学来，而到当时的法律学堂去。同样，如果你要发财也请不要到北京大学来，你完全可以到商科学校去。所以，你到北京大学来第一不是为了升官，第二不是为了发财。难么到北大来干什么呢？蔡元培指出，是来研究学问的。他说如果你不是为了当官你可以到北大来学习法律，你不是为了发财你也可以到北大来学习研究工商经济。就是说到北大来，一定要为学术而学术。研究学术就是为了学术本身，学术而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蔡元培的这一观点是很明确。接着进一步强调指出，就是说学生除了研究学问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目的。到北大来就是为了看书，就是为了学习，就是为了研究纯粹的学问。抱着其他任何目的来北大就是动机不纯，是不对的，蔡元培是不欢迎这样的学生来北大的。蔡元培在开幕词中讲的很清楚。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为学问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积极提倡学术至上的第一人就是蔡元培，而且是北大首先提出来的。他不但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并身体力行率先在北大进行改革，积极推行落实这一主张。从1917年初至1919年的北大改革和发展就是在蔡元培的这一理念指引下进行的。但是1919年5月4号爆发了五四运动。在座的诸位知道五四运动时蔡元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吗？我先给你们讲一下1928年4月16日，蔡元培在西湖畔成立的国立艺术院开幕式的讲话，各位就能够知道蔡元培当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了。这个艺术院主要是搞绘画创作的。蔡元培在开幕式上演讲的题目是“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在这篇演讲词中，蔡元培说艺术院是纯粹为了艺术而设的，艺术院第一固然是为了教学生怎样学艺术？第二也是为教员创作而设的。他说学生愿意跟教员创作的就进来，不然就不必来这里。他的话是说的很清楚，很重的。他说不愿意在艺术院搞创作的学生，想做政治活动的学生，可以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到社会上去做政客，不要影响艺术院的创作。这番讲话的宗旨是很清楚的。他的这个讲话比在北京大学当校长上任时的讲话更明确。在北大时，蔡元培强调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在艺术院蔡元培强调的是为艺术而艺术。其实，在艺术院的开幕词中，蔡元培是委婉地批评了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因为他们不能够持守为学问而学问的立场。
我的理解是，以蔡元培的理念来看北大精神，那么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知识是本位，学问是主体。这是蔡元培的理念。也应该说是北京大学的理念。没有这一条，北大不可能在中国立足，也不可能有世界性的影响。但是蔡元培这个大学理念在北大仅仅落实了近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以后就很难落实。
蔡元培为北大聘请教授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有还是没有大的学问。他只请有大学问的学者来北大。这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用人标准。我们曾经有一段时期，是很不讲学术的，而是强调要又红又专，甚至强调可以红而不专。专而不红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文革期间，甚至演变为知识越多就越反动。蔡元培的看法则完全不一样。他认为政治上什么立场都可以，生活上有些问题也不严重，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你必须有大的学问，你有了大的学问就可以来北大。至于政治思想，生活小节与学术研究没有密切关系的，用蔡元培本人话讲就是“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更不能代负责任，所以说他对教师完全看学问，学问好我就要你，学问不好坚决不要。你千万不要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看成北大精神的全部。因为你没有学问进不了北大，谁又来和你兼容并包呢？只有你有学问且是大的学问之后，能够进来北大，你才有资格来谈与你兼容并包的话题。否则就免谈。所以，我认为兼容并包应该是管理层面上的落实，就是北大精神的第二层含义。比如我举个例子，你们知道辜鸿铭吗？他是1856年出生，1928年去世，他从小生活在东南亚，就是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这个地方比较西化，比中国大陆西化多了。后来他又到英国学习，在英国好像拿了个文学硕士，好像还得了工科硕士，这个我没有敲定，希望你们研究一下。他懂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高中和大学都在英国念，念完以后回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派他到新加坡去当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当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的期间他生活发生了很大转折，这就是他遇到了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当时马建忠给他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他完全着迷了，为中国传统文化而痴迷癫狂。于是，他赶紧从新加坡折回到马来西亚，辞去了大使馆的工作，要到中国来。你们看的2003年非典期间，中央电视台在4月、5月联播的节目《走向共和》，你看里面有辜鸿铭的几个镜头，那时的他完全站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成为了张之洞的幕府。根据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辜鸿铭的思想已经不合当时的社会潮流。但蔡元培却不这么看，认为辜鸿铭的观点虽已不合时代的需要，但他的英语特别好，精通英语文学，所以就可以请他来北大讲英语文学。（辜鸿铭翻译过四书及其他典籍，颇受欧洲一些汉学家的推崇。）于是，辜鸿铭来到北大讲英国文学，讲英诗。英国的散文我能看懂一些，但英语诗是很难的，根本就看不懂，特别是懂莎士比亚的诗，我看过，但却不甚了了。所以我是相当佩服辜鸿铭的英语能力的。我看过他写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一书，真的佩服他的英语及见解。但是他来北大好像不是为了给学生讲授英语，讲授英国文学的。因为他自觉自己另有重任在肩，这就是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微言大义。学生向北大文学院长告状了，说他讲了一学年的英诗，总共才讲了四首另十六行诗。说他讲课有时讲十分钟英诗就不往下讲了，转移话题了，接着讲要如何尊王、尊孔，讲中国文化的春秋大义。更有甚者，有时候简直是直入主题，开口就讲中国文化的春秋大义，而置英诗、英国文学于不顾。这表明辜鸿铭在北大其间没有持守蔡元培坚决主张的为学术而学术。学生可不干了，他们来学校是学习专业来的，于是学生们就写了诉状书，好像是交给了罗家伦。罗家伦就讲此诉状转递给当时的文学院长胡适。胡适一看不对啊，让你给学生讲英诗，怎么竟在课堂上讲起了尊王尊孔了呢？约在1920年前后，北大辞掉了辜鸿铭。辞掉了辜鸿铭，北大校园内也就缺少了一个戴着黑绸缎平顶瓜皮帽、后脑垂着黑发与红丝线交织在一起的大辫子、大摇大摆走路的景观。胡适与辜鸿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持完全不同的立场。胡适努力要在中国引进西方科学，要在中国推崇美国式的民主，提倡白话文运动。所以，蔡元培聘请教员是不管你文化的立场，只问你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他看重的是学问。
蔡元培用人也不问学者的政治立场。比如他所聘到北大讲学的学者就有刘师培。刘师培这个人原来参加过同盟会。你们知道同盟会吧。蔡元培也曾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说来，他们两人应该算是政治上的同事。既是同盟会的同事，他们就有共同的政治上的目标。但是不久之后，刘师培却叛变同盟会，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当端方的暗探，出卖同盟会，为革命党人所不齿。更有甚者，他竟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是当时“筹安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袁氏复辟帝制失败后，刘师培蜷伏天津。但是刘师培的家族以治《左传》、《春秋》而闻名于世，他幼承庭训，服膺汉学，是古文经学的研究领域内的权威。显然刘师培其人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有哪一位校长，有胆量敢聘请这样的学者来北大讲课？刘师培是与蔡元培在政治趋向完全不同的两人，但1917年蔡元培却聘刘师培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古代文学。他看重的是刘氏的学问知识，而不是其政治立场及其人品。我们在此不得不佩服蔡元培校长的大度。为什么蔡元培校长所以有此绝大的肚量？我想首先是因为蔡元培是将学问看作是办大学的第一要务。如果是办政治团体，像刘师培这样的人是断不能重用的，但聘用来大学讲课，还是可以的，因为他有学问。我想现在，没有哪所大学校长敢聘请业务精专、但政治上有不同见解的学者的。因为政治上必须划清界限是第一位的事情。在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关照之下，学术是高于政治的，录用教员首要的是学术。只有在学术至上的理念指引下，才有可能办好一所大学。至少蔡元培校长是这样来看的。所以他请人来北大，是不问政治的。
大学教授必须为人师表，这也是很不错的。事实也是，做学问与做人之间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生活上偶有瑕疵似乎也不影响学问的研究。蔡元培就是这样看的。所以在录用北大教员时，他注重的是学术。如果真有精专博深的学问，即便你有生活的问题，他也是不计较的。用他话讲就是“悉听自由”。他说：“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脱落，则故听之。”“教员中有习作侧艳之诗词”。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侧艳之诗词”？有没有中文系的学生？帮助我们解读一下。所谓“侧艳”好像是说文章的语句很华丽、很漂亮，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就是语气轻佻，也就是不庄重的意思。这样的“侧艳之诗词”是供谁用的？是供歌宴酒席间的歌女吟唱之诗词。当时北大校园中有热衷于做这一类诗词的学者。更有甚者，北大校园中竟有以纳妾、狎妓为韵事者。蔡元培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容忍这些生活微有瑕疵的学者。但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是什么条件呢？蔡元培说了，条件就是“苟其功课不荒”。就是你学问不能荒。而且你学问好到你有资格到北大来当教授。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并不引诱学生与你共同堕落。如果满足这样的条件，你虽生活微有瑕疵，我们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就是蔡元培说的“则故听之”的意思。蔡元培的这一看法与中国传统道德观有出入。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典范。中国传统道德观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什么小故事呢？就是道德第一，如果道德不好，其余则“不足观也矣“。听说，有个人学写颜正卿的字，写的不好；另外一个人呢，习魏武帝字，写的很好。两个人相见了，相互点评对方的字。那个习魏武帝字的人说习颜正卿字的人“你的字写的根本不好看”。另外一个人就说：我的字写的不好，但是我学的是忠臣的字。你的字很好，但你学习的奸臣的字。习武帝字者遂哑口无言，在此准则之下也就不好再争论下去了。道德第一，如果你道德不好，其余也就“不足观也矣”。其实，我想蔡元培对外是这么说的，“以纳妾 、狎妓为韵事者，悉听自由”，但在北大校内他还是积极主张“砥砺德行”。蔡元培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攻击北大教授比如说陈独秀。陈独秀此人“细行不检”，他经常有些风流韵事，社会影响当然不好，于是社会上那些反对新文化运动者就借此事攻击、批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看来学问和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但两者并不是一件事。如果你学问很好，生活微有瑕疵，瑕不掩瑜还是可以到北大来当教授的。我们来北京大学主要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至上。这个立场是没问题的。
总之，说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就是要在当时的中国建立一所研究纯粹学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象牙塔。但是他的这个理想到了1919年的5月4号便发生了变化。因为北京大学学生为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上街游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两者之间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五四运动本身不是新文化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从政治上讲，学生完全胜利。但是这个时候蔡元培悄悄的离开了北京大学，取道天津、上海到杭州，临行前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发了一个《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说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风俗通》。蔡元培这一启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学生们理解不了。有人误解为“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如果对此作这样的解释，那么很明显的是，蔡元培在怪罪学生了。于是学生就此求教当时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该教授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一封答复学生的信，向学生指出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杀君马者道旁儿’《风俗通》曰，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肥，观者快之，称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 他说蔡先生用此语的本心是如果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将恐溺身于害”，并无责怪学生的意思。至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第二章的前两句。第二章是这样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蔡先生用此语似不是取全章之义。所谓民者，似乎是自指，他名为孓民。意思是说，我已经很是疲劳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如果取全章之义，那么就不仅仅是感叹自己了，而是在议论执政者了。《毛诗序》曰：“《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厉王“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后蔡元培本人对程演生的这一解读有个按语，说“引此语但取劳则可休一义，别无他意。”为了消除同学的误解，表明自己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心迹，5月10日，蔡元培在南下途中特地给学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对蔡元培此一启事的上述不同解释，即便蔡元培本人的解释连同他本人后来给学生写的信似乎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出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的复杂心态。其时与蔡元培过从甚密的蒋梦麟对于当时蔡元培的心曲很是了解。他说，蔡元培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上去了。蒋是这样说的“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是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
其实，蔡元培本人对于学生运动是“有成见”的。他在后来回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如斯说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之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蔡元培当时对学生说道：诸君有何意见，尽可告我，定当代达总统总理，若此全体出发，不但无补于事，且难免不受干涉之辱，为君等计，还以勿出为是。）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可以清楚地看到，蔡元培的出走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他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成见”。而他对于学生的“成见”就是因为学生在五四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不能够持守“研究高深学问”的正业而生的。
在蔡元培看来，五四运动的胜利已使学生不能够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作为校长蔡元培的“为学问而学问”的理念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于是他不得已出走，先到天津、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住处就在西湖边上，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在社会各界的一再劝说之下，不得已蔡元培同意由蒋梦麟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蒋到校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蒋说道：“……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工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蒋梦麟此番话的重点显然想让初尝五四运动胜利果实的学生重新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而他所说的“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工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就是在委婉的表达一种对学生运动的批评态度。而且举德国普法战争的事例以为自己观点的佐证。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显然能够看出，蒋梦麟这一席话仍然是在重申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蒋梦麟前往北大代行校长之职时，蔡元培却仍然在杭州养病。在住地接见全国学联代表时，他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1919年7月23日，他发表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进一步阐述了他学术至上、文化建国的理念。他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也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以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力，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蔡元培首先肯定了学生的爱国心及爱国运动。然爱国固然责无旁贷，但学生自有重任在身。那么学生的重任是什么呢？于是蔡元培接着说道：“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此番话自有深意在。从分工的角度讲，学生的重任无疑在研究学问和以学问对于国家社会现象的观察批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观察批评是站在学者的立场做出的，而不是在鼓励学者去投入政治的或社会的运动之中去。爱国固然重要，但爱国的根本、文化的基础在于学问，所以学生必须在学问和文化方面早做“预备”。这就是蔡元培常讲的所谓“力学救国”的道理。在他看来，从事爱国运动，必然会“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学生的重任就是研究神圣之学问。对于学生而言，责无旁贷。对于中国学生讲，尤其是如此。因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他认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也无可厚非，但要知道的是要永久的唤醒国民“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知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息，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知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蔡元培点明学生的第一重任就是研究学问。经过五四运动之后的学生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力学报国”的重要。在其敦促蔡元培回校的电报中有“力学报国”的壮志和意愿，深深地感动了蔡元培。于是他说道：“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当共负其责焉。”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然这两者从蔡元培大学的理念来审视的话，对于学生而言，读书与救国这两者不是并列的。而是有先后轻重缓急之区分。他认为，对学生而言，读书是救亡的基础，也是建设国家的永久性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颇感忧虑。于是他说道：“学生在求学期间，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里用工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敢赞同的。我在外国已有多年，并未多见罢课的事情。……而我国则不然，自‘五四’以后，学潮澎湃，日胜一日，罢课游行，成为司空见惯，不以为异。不知学人之长，惟知采人之短，以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言之实堪痛心啊！总之，救国问题，谈何容易，决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可生效的。从前勾践雪耻，也曾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工夫，而后方克遂志。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如今在学校里，能努力研究学术，格外穷理。因为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工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体。外务少管些，应酬以适环境为是，勿虚掷光阴。宜多组织研究会，常常在实验室里下工夫。他日学成出校，出国效力，胸有成竹，临事自能措置裕如。一校之学生如是，全国各学校的学生亦如是，那末中国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但这仅仅是蔡元培本人的办学理念或理想，在当时的中国却难以实现。五四以后学生断难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运动的胜利，使他们过分地相信各种群众运动，并总企图通过此种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22年，北京大学因办学经费短缺，而于此年向学生征收讲义费。于是当年10月17日和18日引发了所谓的讲义费风潮。学生对于教员“肆口漫骂，并加恫吓”，这些学生“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次学潮波及全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得已，蔡元培再度提出辞呈。总之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个充斥着内忧外患的国家内很难走上或持守“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的。但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办北京大学的初衷就是要在北京大学建立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
现在我们的教育有很多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大学里面包括北京大学有急功近利的倾向，讲功利、讲实用，只注重当下的，而忽视将来的，只看有形可见的，而不注意无形的基础性的东西。我听说好像近年有一个曾经获得物理学竞赛大奖的一个高中生，本来是一个很有可能成为物理学家，结果自己选择去学经济学。为什么呢？他认为学习物理学没有前途，将来找个好工作都很困难。这位高中生的想法反映了目前社会的大趋势，就是急功近利。确实学习物理学的很难找工作。但是对于一位很优秀的高中生来说，毕业后马上去学经济学本身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早了些。总之，蔡元培的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几乎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难觅踪影。这对于教育，特别是对于基础学科有很大的冲击，不利于教师和学生从事纯粹学科的研究。而且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学生人格培养，也就没有用了。蔡元培曾经说过，他说了大学是成就青年人格的世界，不是知识灌注、技术训练，如果仅仅是为了知识灌注、技能训练的话，是完全机械化的教育，不是人格的全面的教育。蔡元培当时就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目前流行的所谓的通识教育。为什么要通识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人格、精神、思想获得全面的发展，首先当然是人文方面的教育。首先给你完备的人格，其次才是专业知识。根据现在的美国、欧洲的大学，本科前两年不学专业。如果你学专业起点不对的话，会影响你整个的人生。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朝这样的方向努力和发展，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能力培养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方向。如果你方向错了，能力很强的人就会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并且越走越远。所以我讲这个通识教育是很重要的。
另外基础学科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蔡元培是很强调这一点的。我们现在功利心太强，应用性的东西太厉害，基础学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蔡元培一再强调文理是学，法、经、管理、工等是术。其他任何高校可以注重应用性学科。但是北大一定要坚持走基础学科这条路，要注重纯粹学科研究，要注重人文学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注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国的学术永远不能独立。因为你没有基础理论的学科上的成就，你的技术只能仰仗依靠别人的。
我讲了半天北京大学的精神或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现在应该总结一下：根据蔡元培的理念，北京大学的精神的第一点就是学术至上；第二点是讲学自由；第三点就管理层面讲就是兼容并包的；第四点，重视基础学科或用蔡元培的话讲就是纯粹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北京大学的精神。
另外，我们现在还得格外重视蔡元培大学理念中的这样的思想，这就是“爱国的根本、文化的基础在于学问”。这是很精辟的看法。最近文化的讨论很热，但是大家比较忽略的是学问与文化的关系。蔡元培认为学问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的源泉。其实不但蔡元培是这样看的，后来的北大校长胡适也是这样看的。胡适上任北大校长的第二年就写有《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军事上的独立等均与学术独立相关，学术独立是国家、民族的基本。胡适所谓的学术独立有以下几个含义：第一，最尖端学科的人才我们自己能够培养，不必仰仗外国大学；第二，我们自己有仪器设备供这样的人才做进一步的研究之用；第三，国内政治、经济、科技、工、农等方面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第四，我们有人才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科技、经济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决策。中国要真正能够实现如上的“学术独立”，首要的是要建设最好的研究性大学，胡适为此建议用两个五年的时间建设十所这样的大学。在胡适看来，中国学术的真正独立全赖高质量的大学的建设。
北京大学的精神是由蔡元培奠定的，蒋梦麟、胡适等后任校长也在努力实践着蔡元培的大学理念。那么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对于北京大学很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蔡元培吸引了很多著名的大学教授。比如说胡适、陈独秀、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等很多名家都到北京大学来了。特别是那些提倡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的领袖文化聚集在北京大学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念或基本精神陈独秀在其《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中已经提出，那就是包括民主与科学在内的一套新人生论，但是形成为有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在1917年初。1919年5月初就蜕变为了一场政治运动。
现在网上有些文章在批评中国高校管理中的衙门化、行政化的趋势。这样的批评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高等教育的运行有其特殊的规律，政府行政或政治运作也同样有其特别的一套规律。这两套规律应该互相尊重，但决不能相互代替。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教育与行政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目标，也有不同的运作程序。以政府行政模式强加给教育，其结果必然是影响教育的正常发展。
现场提问：
学生：像北京大学这种高等学府应该由什么样的学者来任教？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你对北京大学有多少这种学者现状？你能不能给点个人的看法。另外北大是建校以来100多年，这些传统应该说是有一段光辉的历史，但是却没有一段令人骄傲的现实内容，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别的同学传上来的问题，就是北大这种传统到现在还有哪一点被存留下来了？也就是说在现在的北大我们在哪个方面还能够学习到这种传统的背景。
胡军老师：你的这个问题有难度,很难回答。你说北大教师都是一流的？这不好说。但是北大教员中确实有十分优秀的，在国内外均有很大的影响。在历史上，北大的人文学科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有过巨大的影响。你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就能看清此点。大家都很关注北大，这就是北大的地位，这就是北大的影响。如果这个人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是从来不会去关注他的。北大是否一流的，这话就很难说。是世界一流的、中国一流的？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准备用什么标准去衡量？比如说院士的数量北大是最多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最多，如此等等，就能说北大是一流的？这就很难说了。比如你说北大有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如果北大历史上有几位诺贝尔奖得主，那么说北大是一流，是世界一流，恐怕谁也不会质疑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评价一个大学的历史及现实地位的标准并不是唯一的，如上面所讲的。既然不是唯一的，这就是说，还有另外不同的价值评判系统。于是，问题就在于这些另外的评判系统或标准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讲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是怎么样评判北大的。杜威曾来华讲学两年另两个月。他亲眼目睹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亲身感受了北大在当时中国社会上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于是，杜威曾对胡适这样说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岂但并世大学找不出第二个，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蔡元培奠定了北京大学的精神，使北京大学走上学术繁荣发展的道路。其时中国备受列国欺凌，国内军阀混战，政治极其黑暗。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京大学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人民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获得了希望。全国风起云涌，互相呼应，这就是震撼全社会，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运动。”杜威对蔡元培的评价显然主要的不是学术标准，起用的是社会文化的标准。我们要重视杜威的看法，杜威当时是少数两三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从杜威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评价一所大学的标准不是唯一的，至少有两个，即学术的和社会文化的。应该说，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说，北京大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是世界任何大学比不上的。从这点说，北京大学应该是一流的，且应该说是世界一流的。北京大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学术，来自于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新思想的家园。当然这一新思想并不都是我们原创的，其中相当部分是采自西方的。从这一方面说，在以学术影响中国社会方面，北大仍有很多努力发展的空间。要做到这一点，蔡元培当时提倡的学术第一的观点，我们必须坚持，必须落实，唯有学术至上的思想、学术自由的观点才能够促进学术发展与繁荣。舍此不可能使中国的学术繁荣。当然说学术至上、学术自由，不是说教育一定要独立，但是在目前至少要做到按照教育发展自身的规律来管理教育，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即便是良好动机的干预也会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蔡元培当时就拼命地反对政府的行政干预。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条路没有走通。现在的社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只要尊重学术，按照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按照教育本身的规律，坚决在高校中强调学术第一、学术自由的精神，中国的学术一定会获得极大的发展。但是学术的发展不是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要有一个长期积累和逐渐发展的。
不管怎么说，北大有过辉煌的历史，有过很好的传统，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现在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刚才有同学问，北大的精神在现在还保留了多少。我想，蔡元培的学术第一的观点在后来遭到过批判，但在教师中间，赞同、支持这一理念的教授是大多数。比如我们哲学系的学术讲座就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精神，而不问行政级别或年龄老少，关键是你的观点能否站得住脚，有无充分的道理，能不能说服人。我就亲眼见到刚留系的年轻教员可以很尖锐的言辞批评系领导的学术报告。这在其他的地方是很难见到的。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表明学术之上、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北京大学教师中是有深厚的土壤的。遗憾的是学术第一、学术至上、学术自由的精神在制度层面还未得到真正的落实。
谢谢大家,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作者系民进会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