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株长青树，在江南太湖之滨发芽，移到黄浦江畔，青枝摇曳，又漂泊嘉陵江上，再回到申江，最后落户北京城里深巷中，经历了百年风霜雨雪，长成参天乔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浓荫如盖，行人驻足，带着感激而又艳羡的心情仰头凝望，不忍离开。

　　这就是叶圣陶老人和他的一家。

　　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史上，人才辈出，星座灿然，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所罕见。汉晋以后，历经唐宋明清直到近代，陆续出现过不少文人家庭，父子、兄弟、祖孙、夫妇、姐妹，都以诗文书画名世成为世代相传的文林艺苑佳话。随手拈来，就有枚乘枚皋父子、班固班昭兄妹、秦嘉徐淑夫妇、蔡邕蔡琰父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陆机陆云兄弟、谢安谢道韫叔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谢灵运谢惠连兄弟、鲍照鲍令晖兄妹、徐悱刘令娴夫妇、萧统萧纲萧绎兄弟、庾肩吾庾信父子、晏殊晏几道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袁伯修袁宏道袁小修兄弟……他们作品成就不同，高低有别，但是作为亲属同时或先后出现文坛，各领风骚，就构成中国悠久绵长的文化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文现象。

　　到了现代，也有不少父子文人、兄弟作家、夫妇诗人和翻译家，受到人们的艳羡和赞赏。文化传统、文学氛围、艺术底蕴、人文素质，都在家庭成员间互相促进，互为影响，耳濡目染，相辅相成。这其中，叶圣陶先生和他的一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家庭。我在上面列举了文学史上那么一大堆名字，并无要将叶圣陶老人一家同他们类比的意思，用“书香门第”、“文学世家”、“编辑世家”之类的一般词汇来形容这个文化家庭，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成就，它的特色，同古往今来那许多赫赫有名的父子、兄弟和夫妇文人相比，不仅别有一番风光，而且远远胜过文学史上的那些先辈。人们尊重他们，称颂他们，首先由于对叶圣陶先生这位“五四”以来文化巨人的敬佩。他是现代一位老文学家、老教育家、老编辑家、老出版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付出了几乎毕生的心血和辛勤劳动，开辟蒿莱，披荆斩棘，几十年如一日。他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赢得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衷心敬佩。冰心老人说：“我觉得与他相对，永远如沐春风。他那‘爱护后代爱护祖国的未来’之类的发言，永远在我心中震颤。”(《心灵深处的叶圣陶老人》)。巴金老人说：“我的第一本小说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叶圣陶老人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注视着我。我也仿佛常常看到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是有鼓励我。我指的不仅是写作的道路，还有做人的道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不必再一一列举，单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主编的《开明少年》以及他的哲嗣叶至善在五六十年代主持《中学生》这两本深受少年读者喜爱的刊物，给一代又一代少年以优良的文化食粮，培养了多少英才，就铭记着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了。

　　《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叶圣陶老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成就和业绩是不朽的。如果不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辈作表率，言传身教，那么即使满门才子才女，名震遐尔，多姿多彩，也未必会赢得人们的关注和尊敬，说不定徒然给小报提供些花边新闻罢了。叶老很早就将真善美三字镌刻在子女的名字上(至善、至诚、至美)，殷殷期望后代以这三个字的人生真谛奉为圭臬，铭记不忘。他的后辈们果然遵从父教，以这三个字作为一生作事为人的最高准则规范，并且薪火相传，再传给再下一代。我早先拜读至善同志大作《花萼与三叶》的时候，就仿佛见到叶老的身影在闪动，也仿佛听到老人吴侬软语的叮咛声。

　　抗日战争前，我在杭州上小学五年级时，就读过叶圣陶(叶绍钧)和冰心、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作品，最早接触“五四”时期的散文。读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启发许多奇妙的幻想，读《没有秋虫的地方》，虽然还不能领会作者身居闹市，向往自然的情怀，却也打开少年人的心扉，让我看到一点成年人的感情世界。进入初中，国文老师杨一清先生推荐我们读一本关于阅读和写作的故事，说这是上海刚出的好书，那就是叶圣陶、夏丏尊两位先生合著的《文心》。我读了爱不释手，以后常常推荐给同窗好友，多年后当语文教师时又推荐给我的学生们。朱自清先生在本书序文最后，饶有人情味地写了这么一段：

　　“最后想说说关于本书的故事。本书写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丏尊、圣陶做了儿女亲家。他们俩决定将这本书送给孩子们做礼物。丏尊的令嫒满姑娘，圣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识；满更是我亲眼看着长大。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才配得上这件好礼物。我这篇序也就算两个小朋友的订婚纪念吧。”

　　初中学生自然还不懂得许多人事，当时只觉得是一件文人家族中有趣又有意义的事。今天回头看看，叶家这株郁郁葱葱的大树，似乎在那时候就开始发出苗芽。序文是1934年5月写的，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满姑娘和小墨君(叶至善)早已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岁月如流，情怀依旧。至善兄白发白眉的容颜，越来越酷似圣陶先生的晚年，随着他成为编辑和出版的前辈，又当选民进中央副主席，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老叶”而“小叶老”而“叶老”了。

　　我自己有幸年轻时就在上海见过圣陶老人，从一件小事上亲身感受到老人的风范。

　　六十多年前的1947年2月初，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下，上海百货业职工成立“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会”，面对抗战胜利后美货如潮水般大量倾销，民族工商业遭遇严重危机，国民党反动派又加紧内战镇压群众的形势，决定在2月9日举行一次群众性集会。那天早晨，参加大会的工商界、学生界、文化界人士纷纷来到南京路劝工大楼三楼会场的时候，不料马路边和大楼上下已有一批国民党特务打手预先埋伏，吵吵嚷嚷，秩序混乱，气氛紧张。主持人当机立断，立即宣布散会，组织纠察队赶紧保护原定在会上演讲的郭沫若、邓初民等民主人士赶紧离开会场。特务分子一声呼啸，打手们蜂拥而上，挥舞手中棍棒大打出手，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逞凶。会场上的桌椅、玻璃窗、茶杯、痰盂都被打得粉碎。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在大楼前被暴徒们打成重伤，急送医院，到下午不治去世。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二.九惨案”。

　　像二十年前的“五卅惨案”一样，南京路上的鲜血又一次燃起人民的怒火，又一次擦亮人民的眼睛。上海各界成立后援会，发表声明，抗议，捐款，谴责国民党政府反动暴行，维护公民言论集会的权利。我那时刚到地下党直接主持的《联合晚报》编副刊《夕拾》，感到应该运用副刊版面参与斗争，就分别写信请几位老作家撰稿，其中一封是写给叶圣陶先生的，他是文化界领袖人物之一，顺便也向他打问有关消息。几天后收到圣陶先生回信：“惠书敬悉。梁案后援会来告，以后如有举措，希望文化界一致参加。现尚无具体事务，惟望彼此接头，俾有消息时可以传递耳。”

　　那时，我这个后辈小子虽然曾在文化界一些集会上见到过圣陶先生，但是尚无缘拜见这位文坛前辈，圣陶先生可能就此记住了《联合晚报》里一个年轻编辑的名字。不久以后，曾经翻译过许多旧俄文学名著的老翻译家耿济之先生在中国政府驻苏联赤塔总领事任上病逝，噩耗传来，文化界人士都为这位为中俄文化交流付出许多心血、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猝然去世感到悲痛。叶圣陶先生给我寄来一信，说开明书店有几位同仁想写一点悼念诗文，问《夕拾》副刊能否占一角发表。我接信后，立即前往福州路开明书店，在一间小楼上拜见圣陶先生，交谈之后，取回几篇稿件。其中有一副挽联，是圣陶先生执笔的，上联是“居东北外交之选，谁柄国钧，竟使长才沉下吏”，下联是“通中苏文化之乡，人传信译，永将大笔曜千秋”。在沉痛中指斥反动政府对优秀人才的埋没，使人倍增感慨。

　　那天叶圣陶先生身穿蓝色长袍，一口吴侬软语，诚挚、谦逊、和蔼地接待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后辈，一点不像是个名满中外的大作家。他还一一介绍了同一办公室的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几位先生，都是身穿长袍、古道可风的长者。圣陶先生那两道浓眉，尤其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到八十年代，就成了仁慈温厚的寿眉了。

　　二

　　五十多年前最初的感受，一直保持到如今。近一二十年同至善、至诚两位同志交往，也接触过下一代的兆言、小沫，他们在真诚、谦恭、平和、质朴这些为人品德的基本方面，都保持圣陶老人的一贯风格，似乎已成为叶氏家风，代代相传了。文人家族，可以有各种类型、各种内容、各种表现和各种风格，但是最重要、最珍贵、也最使人难忘的，可能就是这种难以言传，只能感受的家风。

　　还可以举一件小事，可以窥见圣陶老人一丝不苟的严谨风格。

　　1983年底，我受一家出版社委托，主编一部散文选集。当作者名单和作品篇目拟订以后，出版社认为每位作者需要有一个“简介”，就向作者发出一封印好的信，请作者自拟一份三四百字的“简介”。对这件编辑工作中常有的小事，作为干了多年编辑的人，我当时认为并无不妥之处，我自己也不止一次按出版社要求写一份自己的“简介”，习以为常了。但很快收到叶圣陶老人的回信：

　　袁鹰同志惠鉴：

　　寄示印刷函件于昨日收到。

　　关于今作者自写“简介”的事，以前曾经遇到数次，稍有鄙见，因您是熟友，坦率说说，谅不见罪。我以为这个办法，编者只要发一封信，太省事了，查阅和撰写的功夫全省去了，可不是好的编辑方法。为什么不好?各个作者各自撰写“简介”，体例决不会一致，出一种书，全书体例不一致是个大忌，不好就在此。犯此大忌的书已经见过了，我希望同样的书不要再出现。

　　我还遇见过一种更为省事的编辑方法。印刷的通告上说，我们准备编一种选集，请你自己选几篇作品，附带写一篇你的写作经验，务于某月底以前寄来，以便准时发稿。接到这样的通告，怅然好久，祝愿出版界再不要出现这样的事。

　　我建议来信所说的“简介”还是由编者执笔为好。编者先定个体例，对每一作者按体例撰写“简介”，全书就一致了。为谨慎起见，把写就的“简介”寄与各个作者过一过目，却是可取的办法。

　　鄙见是否有当，愿闻尊见。即请

　　著安。

　　叶圣陶一月十六日上午

　　一则作者“简介”，附在每篇作品题目之下或者文末，一二百字，或者几十个字，是许多选本里常见的一项内容。对每个作者来说，易如反掌，顺手写几句就完成。许多作者都写过，现在也时常遇到，小菜一碟，不算是一件什么事。这类简介绝大多数读者未必认真去读。对熟悉的作者匆匆一瞥，对不熟悉的名字，也只瞄一眼，知道一下作者是哪里人、多大年纪、有些什么重要经历、写过几本什么书就行，可能很快也就忘记了。然而，到了圣陶老人手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也决不是小菜一碟了。他信上一开始用“印刷函件”字样，表示了不快和不满，然后直截明确地认为这“不是好的编辑方法”，这样的编辑“太省事了”(太懒了!)，这样的出版社也“太省事了”(太懒了!)。他希望这样“体例不一致”的书“不要再出现!”，“祝愿出版界再不要出现这样的事”。

　　叶圣陶老人是五四时代的老作家、老教育家，也是一位老编辑家。中年以后又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被推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受到文化界、教育界广泛而真诚的尊崇。但是他在晚年说：如果有人问他的职业，他就回答说，他的职业是编辑。在长长的一生中，他做编辑工作的时间最长，超过了六十年。从解放前的开明书店到建国以后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不论职务是什么，他主要做的实际上正是责任编辑应该做的工作。“编写或组织稿件，审读，修改，定稿，设计版式，直到校对付印，检查成品，他都事必躬亲。”(叶至善：《叶圣陶和编辑工作》)对工作认真严格一丝不苟，对人谦逊温和，热诚亲切，正是老一辈文人的品德和风格，圣陶老人尤其突出。他的手迹，无论是稿件还是书简，无论用手笔还是钢笔，都是笔划分明的正楷字，绝无龙飞凤舞、潦草不清的现象，特别是标点符号个个清晰。当了多年编辑，知道标点符号印刷时最容易排错也最容易忽略改正。

　　我接到这封信时，不禁面红耳赤，有如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羞愧不安地站在严厉又慈祥的老师面前。除了诚心感激、深责自己、决心改正以外，无话可说。直到今天，老人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余年，但是一想起这些小事，一想起叶圣老白发白眉白须的面容，仍然心潮起伏，像肃立在一位严格却慈祥的老师面前，聆听那带有苏州口音的训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