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8日报道 美国《民主季刊》2015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题为《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的文章，文章摘编如下：

　　总体来说，在过去45年间，全球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自2006年以来，民主开始衰退，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对民主国家的测评分数呈逐年递减趋势。特别是2014年，民主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埃及出现新的独裁统治，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呈无政府状态，而叙利亚和伊拉克还出现了新的激进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国”组织。

　　近年来，全球民主国家的差劲表现有目共睹。最成功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从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也让人失望，内部抗议运动对这些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反对专制政权的自发性民主运动兴起（如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突尼斯和埃及等国），但是这些运动从未成功领导并建立起稳定、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地，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

　　国家治理能力跟不上会引发民主合法性丧失

　　在我看来，近些年来民主遭遇的众多挫折与制度化失败这个重要因素有关——在许多新兴和已有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没能跟上受欢迎的民主责任制的步伐。未能建立现代化的、治理良好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致命问题。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包含三种基本要素：国家、法治和民主责任制。过去25年的经验就是，在国家、法治和民主责任制这三个体系中，民主比法治或现代国家更容易构建。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的发展没有跟上民主制度发展的步伐，导致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已有的民主国家没能跟上公民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反过来引发民主的合法性丧失。相反，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能够提供高质量服务，这使得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声望不断提高。

　　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侵略和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随后美国在两国组织民主选举，产生新的政府。然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均没有发展成现代国家，无法保卫领土免遭内外部敌人侵犯，也无法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

　　2004年的橙色革命迫使乌克兰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但是新的橙色联盟软弱腐败，并没有改善政府管理的总体质量。乌克兰如果不能解决让尤先科下台的腐败之风，它将无法生存。

　　过去30年间，民主已经深深扎根于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如今，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所缺少的是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和公民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是如此，印度目前饱受普遍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的困扰。

　　国家现代化与零腐败无必然联系

　　有一种观点倾向于把国家的现代性与零腐败联系起来。尽管腐败水平与糟糕的国家表现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两者完全不同。

　　一个相对廉洁的国家不能提供基本服务，可能仅仅是因为它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相比零腐败来说，“国家能力”更能描述什么是国家现代性的核心。现代国家提供各种复杂的服务，这都需要在人力资源和物质条件方面进行巨额投资，保证政府操作，简单的零腐败无法做到这些。

　　眼下，国际团体就如何追求“良政”形成了某种共识。其背后的理论是，优良的政府管理来自透明度和负责制，市民对政府腐败及渎职行为更加了解后，会要求更好的国家表现，进一步推动政府进行自身改革。

　　这一策略的唯一问题在于，我们缺乏经验证据来证明，历史上或当前现有的高效政府正是经由这种途径产生的。许多拥有相对高效政府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及丹麦——在专制条件下曾构建出一种现代的官僚机构，而最终成为民主国家的政体仅仅是在转型中将此保留了下来。

　　民主与现代国家建立的先后顺序决定政府质量

　　国家现代性与民主之关系的渊源远比当代理论认为的要复杂。如果现代国家政权的巩固早于选举权的推广，国家通常能在现代继续存活。如果民主早于国家改革，则往往会招致裙带关系的泛滥。这一点在美国这个率先赋予全部成年白人男性选举权的国家得到佐证。在成年白人男性普遍获得选举权之后，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高度泛滥的侍从制政治体系（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政党分肥制”或“政党庇护制”）。

　　在19世纪的美国，民主和国家质量很明显是不相匹配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收入、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主国家中，比起许诺推行程序化的公众政策，个人化的选民激励手段（即裙带关系的核心）更能动员选民参与投票。

　　不过，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情况发生了改变。高收入的选民更难被个人化的贿赂所收买，并且，他们更关心程序化的政策。尽管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民主充当了裙带关系的推手，在国家变得富裕时，它能开辟道路，创建更高质量的政府。

　　民主进程需考量现代国家机构的诞生及衰败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维度上的发展常常未能跟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从而招致政治无序。对于美国及其他进行民主推广的民主国家来说，这一结论具有若干重要的启示。在过去，它们强调通过支持专制国家中的民间社会组织，从而确保公平竞争，并欢迎独裁制转型的可能。

　　然而，创建一个可行的民主政权还需要两大阶段。其一是将社会组织动员起来，建立起有参与权和竞争性的政党。缺乏建立政党的能力，解释了为什么在诸如俄罗斯、乌克兰、埃及等转型国家，自由派常常在选举中败北。第二个必需的阶段则关乎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一旦民主政府当权，它必须处理政务——也就是说，它必须发挥合法的权威，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

　　推行民主的团体如果不具备出色管理的能力，新的民主政府会辜负追随者的期望，从而推翻自己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