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宣传是对外开放的先导、人文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众所周知，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占据舆论制高点，用好话语权、争夺话语权、主导话语权，从而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这是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重中之重，也是外宣工作的着力点。

　　现如今，东西方的交流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大众传媒向中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渗透, 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标榜成“普世价值”，而中国的政治体制、选举制度、市场经济、民主、人权等却受到西方国家的重重质疑和挑衅。但据美国“专业调查机构”(PRI)显示，很多美国人甚至议会官员对中国的认知还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但大多数美国民众表示愿意更多地了解中国，国外高层更是希望了解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经济制度，中国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中国的GDP怎样在世界各国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保持稳步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阔步前进，中道路越走越宽，制度不断完善，理论体系日益丰富。全党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日益凸显，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性影响，越来越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但产生的效果却是越来越不尽如人意。美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曾刊发封面长文《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来质疑西方民主。而西方另一本极具权威的杂志《外交杂志》也曾刊登长文，题目就叫American in decay(衰败中的美国)。对于西方，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指出西方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在，它体制中的短处，开始慢慢压倒它的长处。他说：“我走了一百多国家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我自己发觉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我们知识界、媒体界，这些人不自信，总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泰国曼谷，我都不可思议，当时觉得，怎么这么发达，领先上海至少二十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点钟商店还都开着。当然今天，去过曼谷的都知道，落后上海至少二十年。”至此，张维为教授指出，“很多羞于提‘中国模式’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模式固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它本身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巨大震撼。”

　　打开新闻，我们也不难看到，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这些似乎不应该存在于西方式民主字典中的字眼，却作为实实在在的问题出现在西方国内政治中。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衡，稳中有进的中国却依然一枝独秀，成为西方学者竞相探索、研究的对象。因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具有高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是我们自信的后盾，我们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充满自豪和勇气向世界介绍中国。

　　再次，做好外宣工作，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已经成为一个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由于各国话语体系、理论体系都具有独特性，所以要把握好政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是每一个翻译、审校人员的工作重点。对外宣传在从面向国内说服对象转向西方说服对象时，所要求的是一种“再构思”、“再表达”和“重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字对字的直译，不能机械刻板理解。在审校过程中既要保证稿件的翻译切合党刊的高度定位，又要考虑到我们与外宣受众对象之间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审美心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差异，更要重视汉语与英语之间在哲学基础、句子结构、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用语习惯等层面上的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总之，外宣工作直接决定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建设环境的体现。与其被动地等待长期对中国带有偏见甚至敌意的西方认识中国，还不如我们主动出击，把对外宣传做得更好，更有效地从正面宣传中国，减少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曲解、歪曲、污蔑、诋毁乃至敌意，在国际软实力竞争和国际话语活动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声音，全面提升我国国际形象，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