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的专家在后沟村合影。

　　2002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后沟村启动，这是民间文艺工作者在重要历史变革期的文化先知先觉行动的发端。13年后，同样一群人起点再聚首，开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回眸过去，憧憬未来。

　　“十几年前，我还在自己生命的50年代。当我走进这个小小的依水环山、人文深厚、世外桃源般的小山村，便深深地爱上这里。这个深藏在黄土高原皱褶里的小山村，不声不响地经历了600年以上的岁月，不经意地成为了农耕历史和人文的经典。”6月，身材高大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站在后沟村的古戏台前饱含深情地演讲。村民们有的站在戏台不远的大椿树下，有的坐在高台上的小卖店门口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露出会心的笑。

　　用民俗学家、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的话说，后沟村是一个有隐士文化的“桃花源”，在外面的公路上发现不了它的存在，村落里面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且保存完好。2002年，这群民间文化学者以后沟村的考察资料为基础，写出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手册，成为他们“盘清文化家底”的全国性田野普查工具。

　　13年前的那场调查

　　“他声音里冒着兴奋的光。”冯骥才回忆起2002年接到时任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区委书记耿彦波电话时的感受。耿彦波告诉他，在榆次东北山坳里发现一座原生态的古村落，走进那村子好像“一不留神掉入时光隧道”。

　　当时正值全国性民间文化普查启动之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要找一个古村落进行采样考察并编制一本标准化的普查手册，然而，千千万万有代表性的古村落已被拆毁，或正在消失着、泯灭着，能找到一个原汁原味的并不容易。

　　“我们很快组成一个考察小组，当年10月30日由各自所在的城市奔赴这个名叫后沟的山村开始工作。”冯骥才说。这个团队由擅长田野调查的一流民间文化学者组成，冯骥才、乌丙安、民间文化学者向云驹、中央美院教授乔晓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摄影家李玉祥、民俗摄影师樊宇和谭博，一拍即合。

　　全村75户人家，村民住所都是依山而建的窑洞，耕地在山顶的高原上。一入大门，正对着的墙壁内嵌入砖雕的神龛，天地神端坐其内。丰收的玉米码成垛，辣椒挂成串，村民已然进入农闲。“他们对于土地有由衷的虔敬崇拜，还有无上的亲切。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农耕生产，也调换人的心境，一种富足而休闲的气氛弥漫在古老的山村，直到转年的大雁南来。”这是冯骥才初到后沟村的印象。

　　村里有几个老汉在晒太阳。“阳光照亮他们雪白的胡子，晒暖了每一面朝南的墙壁。一只蜻蜓落在墙上，吸收着太阳从遥不可及的地方送来的暖意，那种玻璃纸一般的双翅和抹在泥墙中细碎的麦秸皮闪闪发光。外边阳光的暖意已经十分稀薄。但是当阳光穿窗入洞，竟在窑洞里集聚得温暖如春。两位妇女盘腿坐在床上，用杂色的碎布块缝虎枕。”后来，冯骥才在“榆次后沟村采样考察记（代序）”里下了这样一笔柔软的注脚。

　　古村落大多没有村史，所幸民间历来“建村先建庙”，庙史就是村史的见证。后沟村的观音堂首先攫住了专家们的视线。堂内神像全佚，幸存着檐板和梁架上彩绘的龙。冯骥才开始和乔晓光、潘鲁生讨论这些彩绘的年代。接着，他们在一块石碑上发现一块明代天启年间重修观音堂的碑记，碑文说此庙“年代替远，不知深浅”。

　　“观音堂是解读没有文字记载的后沟村史的关键。”冯骥才立即向同来的耿彦波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请省文物局对观音堂主殿建筑的彩绘年代进行认定。二是将碑文拓印下来，交由天津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助手进行考释。三是对庙院内古柏的年龄做出鉴定。

　　经过一轮轮艰苦的调查后，采样小组成员收获不菲。他们将采集的影像，获取的文字资料编入普查手册。

　　跌倒在雪窝里的人

　　“那次在围绕后沟村展开的民俗普查活动中，确立了涵盖生态、农耕、工匠、交易、交通、服饰、饮食、居住、家族、诞生、成年、结婚、拜寿、殡葬、信仰、医药、游艺、岁时等调查内容。和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逐一交流，采用问卷和周围村落走访的方法，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阅历的村民进行调查，采用了座谈、随机抽样等调查形式。由此形成一部村落及民间文化的调研范本。”潘鲁生告诉记者。

　　6月3日，在后沟村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现场，冯骥才讲话时突然请在座的潘鲁生站起来，请他把13年前调研时戴的那顶帽子再戴上。

　　这是一顶普通的黑布帽。在重回后沟村之前，潘鲁生特意翻箱倒柜地找出来，把它作为一个记忆载体提醒自己“莫忘初心”。“它对我来说不是顶普通的帽子，更是一种乡愁。在13年前教会我如何去尊重文化遗产，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再次回到当年出发的地方，我戴着帽子一起回来，让它时刻提醒着我要坚持下去。”潘鲁生说。

　　“不要以为我们抢救民间文化一呼百应，有千军万马。真正在第一线拼命的只是这不多的一些‘傻子’。”还是站在古戏台边，冯骥才动情地讲，初次考察后，摄影师樊宇为了补充调查民俗，又自己几次深入后沟村拍摄，住在空荡荡的观音堂大殿里。一年除夕夜，冯骥才接到樊宇的电话，他正把摄像机架在冰雪包裹的滑溜溜的山头上拍摄后沟村的年俗。因为他觉得只有将年俗记录下来，才能算完成了对这个古村落的“全记录”。说着说着，电话忽然断了，再拨过去无法接通。事后冯骥才得知，山里大雪，樊宇跌倒在雪窝里了。

　　让古村落保护回归文化

　　此次再回后沟村，用冯骥才的话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十几年后，参与者应该回到抢救工作的始发地，“摸一摸我们的文化良心是否还在，自问还能不能找到昨天那一点心里的圣火”。传统村落保护任重道远。

　　“近百年来，这种集体的文化行动有两次。一次是1900年首都文化界知识分子为保卫敦煌藏经洞宝藏而发起的可歌可泣的集体抢救行动。另一次是2000年社会转型期间，农耕文明受到空前冲击，有历史责任和文化眼光的知识分子及时向自己母体的、根性的文化伸出援手。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特定的时代使命。”冯骥才说，与上一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到了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民间文化有了遗产的性质，因此必须启动民间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这次普查历时十余年，参加者数以万计。这一行动的意义已超出遗产抢救的本身，一方面，它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成为国家的文化方略；另一方面，它得到公众的理解与呼应，唤起了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在潘鲁生看来，转型过程中，很难孤立地保留建筑遗迹等物质外壳，必须深入文化的血脉肌理，考虑其根本性的生成和发展。

　　“拥有独特历史文化禀赋的传统村落，是以文化驱动经济生产，还是用经济市场来肢解文化？是实行相对静态的遗产保护，还是开展动态的乡村与社区营造？是自上而下的、外力干预为主的消极保护，还是多方参与、村民为主的主动保护？必须进一步明确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主体、对象、机制和目标。”在座谈会上，潘鲁生说，民间文化形成不易，且非常脆弱，不主张对文化保护用“开发”来对待，应该回归文化。

　　他解释，开发与发展不同。发展仍是以民间文化自身为主体，适应当代生活，实现有机传承和有序更新。但开发往往是把民间文化作为被动客体，甚至存在被肢解、曲解乃至面目全非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