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的行，有关人与环境的沟通，上海人行能力的高低就体现在他的路数上。

　　曾经问过不少人有关“路数”的解释，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答疑，人人都知道路数是什么，却说不清楚路数是什么。因为路数在生活中像上海的马路，数也数不清。

　　“格（这）个人路数蛮清爽格”，是对某一个人的最高级肯定。比如某个新官上任，一番施政纲领，侃侃而谈，底下的人一边在礼节性地鼓掌，一边已经在议论：格个人路数倒还蛮清爽的；当然也完全可能鼻孔里轻轻一哼：格个人路数一点也不清爽格。路数似乎是思路。

　　在老式公房公用厨房公用卫生间时代，早晨三五家人家共用一个抽水马桶，常常会有矛盾，相安无事的邻里，实在是一门有关路数的生活艺术，张家两个老人总是五点三刻，李家双职工一定六点十分，王家小学生准时六点半，不会争先恐后，也不会拖拉。报纸甚至称赞过一些楷模邻居：把各家人家的卫生间使用时间抄录下来张贴在卫生间，有利于大家自觉执行，当然这一份使用表也是人情脉脉的，它还有一个括号内的备注：有急事和急用者除外。路数似乎是对公共关系学的心领神会。

　　乘公交车或者地铁，有人很自觉挤到车厢里面，有人扎堆在车门口，妨碍了别人上车下车，此时很容易听到有人在用上海话嘀咕：乡下人路数不清。路数似乎是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习性。

　　在居住条件紧张的年代，男人“嫁”到了女方的家里，和丈母娘同住，虽然不同于招女婿，地位总是低了一截，但是很多男人委曲求全，不和丈母娘吵架，这一口气一直忍到了丈母娘归西。路数属于战略战术。

　　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归纳了上海人比什么地方都更加严格的礼尚往来的潜规则：1，不无谓地接受人情；2，欠债要还，而且最好不要拖欠；3，还礼和受礼的价格基本相等，即等价交换的原则。路数似乎是人情往来的规则。

　　上海曾经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半两粮票，也由此倍受嘲讽挖苦。北方人吃饺子至今还是论斤的，上海人对半两的肉包菜包油条的津津乐道贯穿半个世纪。路数似乎是精明。

　　一个男人在升迁的当口路数不清，与一个小女人荒腔走板，以至于后院起火，妻子大吵大闹到了男人的公司，男人受到了极大的羞辱；但是男人心里明白，妻子的父亲是一个要紧的人物，于是他动用一切策略危机公关，与妻子重修于好。旁人说他路数也太清爽了。路数似乎也不完全是褒义。

　　路数清爽，或许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沪语词汇来做部分的替代：拎得清。“拎”是一种思维过程，也是一种操作程序，“清”是一种思维结晶，也是操作成果。拎需要的是简洁明快滑爽，清要求有领悟力和推断力。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个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路数清爽的人。

　　如果一个人路数不清爽、拎不清，那么等待他的是一连串耻辱的代号：戆大、屈西、猪头三，十三点。

　　这是上海人独特的做人规范与处事标准，是一种独到的生命力的勃发与升华，它是一种对己也对人的游戏规则。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路数”是如此解释的：1，路子；2，招数；3，底细。显然这三条解释都不能精准地解释上海人的路数。在《汉英词典》中，路数更是被简单地解释为way（路，方法）。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路数”仅止于上海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能力。

　　上海需要懂路数的人，也只有懂路数的人才能够在上海立足。上海的路数与草原高坡、崇山峻岭的路数迥异。别的地方是开门见山，上海是开门见红绿灯，上海的红绿灯一直以来是全国最密集的，红绿灯代表的是城市的路数；上海城市虽大，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空间狭小，需要有公共路数的确立和私人路数对公共路数的服从。“信天游”诞生在黄土高坡，那是隔山的男女扯着嗓子喊出来的高八度，吴侬软语缠绵在上海滩，那是弄堂男女生怕隔墙有耳的悄悄话。当上海这一座城市具有全国的唯一性的时候，上海人的路数也一样的唯一。

　　应该进一步地说，即使是上海人，男人和女人对路数熟稔和陌生是有区别的。在上海，女人的脑子固然要清爽，女人的路数不能太清爽，路数太清爽的女人，一脸的算计，满腹的厉害，反而失去了女人的味道。上海男人没有这么一份豁免权。比起其他地域的男人，上海男人因为身处上海更加像一枚多棱镜，需要处置、协调与更多的切面的关系。哪怕是在墙上敲一个钉子，就涉及到了与隔壁邻居的关系。

　　路数清爽的人是用心的人，却不完全是功于心计的人，更多的是对社会法则的遵守，是对人与人生活游戏规则的遵守。一般说来，遵守总是一件被迫的事情，但是对于上海人来说，就像尊敬自己的师傅会转化为来日自己做了师傅被尊敬一样，遵守社会的明法则潜规则，受益者不仅是别人，有时候就是自己，甚至还会发生传奇的故事，以至于人与人的游戏规则在这么一个城市里，可以经久不衰的传承。

　　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就因为路数清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虽然已经是多年前的往事，但是至今还是看得见路数的来龙去脉。

　　差不多是15年前的往事了。某一天，出租车司机孙宝清在浦东街上兜生意。下班高峰的时候，上来一位乘客坐在后排，吩咐孙宝清去浦西的海鸥饭店。车子开了一会儿进了隧道，乘客忽然叫到：“先生，很抱歉，我出门换了条裤子，皮夹在那条裤子，我身上没钱了，能不能往回开？”——在智能手机诞生之前，出门皮夹子没带要急死人的。孙宝清很简单地拒绝：“这里是隧道，不能掉头，要出了隧道再绕回去。”客人看看手表：“可是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迟到不太好，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快一点？”见乘客很急，孙宝清当即说：“这样吧，我先送你去海鸥饭店，钞票以后再说好了。”“谢谢，太感谢了。”这样的事情，孙宝清不是第一次碰到，十几元二十元的，他能帮则帮。

　　到了海鸥饭店，乘客连声感谢下了车。细心的孙宝清突然想到什么，立刻摇下窗叫到：“先生，给你30元乘车券，你晚上回去还是没钱的，可以用它付出租车费，肯定够了。”当时上海还有出租车的乘车券。乘客没有想到眼前的司机心这么好，又这么周到仔细。也是为了表示自己不会食言，乘客递给孙宝清一张名片。孙宝清赶着做生意，随手就把名片放在车的仪表盘前。

　　车费只需要17元，孙宝清想这个乘客路不熟，晚上回去时，万一车费超过20元怎么办，于是就给了30元，足够他回去。

　　孙宝清是老实本分的，是善良的，当然他的路数也是清爽的：眼前的乘客谈吐有礼，不像是要故意赖几十块钱的人。上海的出租司机，像孙宝清这样免费为乘客拉一差的很多，但是像孙宝清再送人家30元乘车券的很少。出租车司机赚钱不容易，没有大方到送钱的地步。

　　孙宝清没有把30元放在心上，他不知道他是把30元送到了人家心里。30元的乘车券改变了他的生活。两天后，那一位乘客不仅联系到了孙宝清，而且还问他：是否愿意换一个工作，到银行来开车？原来两天前的乘客是美国纽约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天益，他刚刚到任，还没有配备司机；当孙宝清免费拉了他一趟，还把30元乘车券送给他的时候，行长心里已经有了最好的司机人选。

　　那时候，上海出租车不拒载不斩客是全国出了名的，即使是第一次到上海的外地人，都敢于坐出租车而不必担心，这与上海严格管理有关，但是不得不承认，上海的出租车司机，秉承了上海人的血脉，愿意服从管理，一旦形成了游戏规则，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就会自觉地去遵守。这就是路数。其他城市并没有缺少管理，而且还经常到上海取经学习，只是取回去的是经，而不是活生生的上海人，那些经便显得水土不服，这是路数与人不匹配的缘故。

　　比起孙宝清凭良心做、凭本事吃饭老实本分的路数，另一个上海人余纯顺称得上了不起。1996年6月——一晃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余纯顺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站——罗布泊沙漠。这是个死亡地带，几乎没有人曾经走过去。余纯顺要徒步穿越。他走进了罗布泊，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沙尘暴，余纯顺悲壮遇难。在此之前，余纯顺已经远离上海，8年徒步行走4万多公里。

　　上海人是佩服余纯顺的，因为他做了绝大多数上海人想不到、更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上海人很少羡慕余纯顺，要羡慕还不如羡慕孙宝清，因为孙宝清的生活是绝大多数上海人的生活。开出租的几乎所都这么说，孙宝清人是好，不过也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运道好，阿拉就算做了好人，也碰不到外资银行行长，而且还刚刚上任缺司机，没这么巧的。在佩服余纯顺的时候，仅仅是佩服他徒步旅行的勇气，而不是佩服他远离上海远离家，甚至可以说，余纯顺的路数，是受到广泛的非议的。余纯顺想体面地生活，想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自学考大学毕业也没人用他，妻子又同他离了婚，自卑到了极点，他想通过非常的徒步行走来证明他作为男人的存在价值，但是直至遇难他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

　　曾经有许多媒体评价余纯顺不像上海。这种评价是出于称颂，称赞他的豪迈，称赞他的血性，称赞他的率性，也不经意地道出了余纯顺与上海这一个城市间的不融合，他不具备、至少是缺少一个上海人的生活路数。

　　孙宝清的生活也不如意，如果不是传奇般的经历，他就是开出租车开到退休的人，但是也是对开出租用心的人，他的路数是清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芸芸男人来说，治国和平天下和自己不搭界的，只有齐家是自己的能力，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己的幸福。一个男人齐家都做不到，一切都是空话。

　　（摘自《上海路数》，作者/马尚龙，文汇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