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勇，民进中央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心脏学院院士(FACC)，现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冠心病介入治疗。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华夏大地，病毒来袭，九州闭户。值此危难之际，各行各业都携起手来，共同抗疫，霍勇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疫情爆发后，霍勇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先后向湖北抗疫一线和多个疫情严重国家捐赠医疗物资。担心心血管患者就医时引起交叉感染，他利用互联网医疗发起远程免费问诊行动。疫情期间，他还与国内著名心血管专家一起，就当下心血管患者的救治和防护等议题发表专家共识。作为一名心血管医生，他无愧于心，更不负于行。用行动诠释了“身穿白衣秉丹心，怀揣慈悲救济世人”的高尚情操。

　　霍勇教授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现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全国政协委员，获世界杰出华人医师霍英东奖和“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主攻研究脑卒中的预防和冠心病的治疗，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多年来他致力于开创、普及和规范中国心血管介入治疗，个人手术例数和复杂病例手术居全国领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十余项采用新器械的手术，并且通过积累高水平的循证医学证据，建立并在临床中积极推广了适合中国人的心脑血管防治理论体系。

　　攻坚克难，基础扎实立根基

　　霍勇认为，要想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为医疗服务行业作出贡献，推动社会发展，应该经历三个培养阶段。第一阶段应学好自身专业课程内容，掌握最基本的医疗知识，并进行灵活运用，这个阶段大概需要十年。在这个阶段，医生培养需要打好专业知识的根基，牢牢掌握自身技术，更需要提炼技术之上的特长与优势，从各个方面去塑造，这是医生培养阶段的基础，更是培养出一名合格医生的最为重要的阶段。

　　他在学医之路上完成了十年的历练，一方面有着时代发展契机的推动，另一方面，在1990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改革开放开始提速，医疗技术作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发展。在他从事的心血管专业，最显著的特点是技术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心血管学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技术支撑；90年代之后，心血管介入治疗技术开始在中国发展。

　　刚刚研究生毕业的霍勇恰好赶上了第一批技术的探索发展阶段。彼时，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后改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作为全国最先引入心血管介入治疗的医院，具有学术思维上的前瞻性，拥有医疗技术上的硬件支持。当时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他的研究生导师，率先购买了医疗器械，培养人才。如果将心脏比作发动机，他从事的工作就是梳理发动机的能源路径。“油”是“发动机”运行的动力源泉之一，而心血管之于心脏就如同油路之于发动机。霍勇在当时主攻的是血管介入方面，也就相当于“发动机的油路”。正值社会趋向开放，经济发展，医疗技术不断引入推进的时代，他参与了冠脉介入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就。在完成了个人专业知识提升的同时，也为社会医疗贡献了新的技术成果。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所在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在全国最早开展并掌握了心血管介入治疗技术。由此他在心血管学科树立了一定的权威地位，并在此后帮助全国500多家医院开展心血管介入治疗技术的推广应用，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多家大型医院。

　　心系国家，助推行业新发展

　　要成为一位医学大家，只有基础阶段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做的手术再多，个人能力再强，它只代表个人自身，不代表整个学科的发展。“因而医生要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一定要推动一个行业的发展，这是医生培养第二个阶段该做的事”，霍勇说。对于在医生培养的第三个阶段，他进一步强调，医生不能仅仅停留在自身行业领域之中，更重要的是需要将医生行业的发展融入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高度；真正推动医生行业与社会需求、公众需求形成紧密结合，构成有机合力，这是成为一位医学大家必须迈出的一步。

　　第三培养阶段对于霍勇来说是在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工作经历。工作伊始，他从北大医院医疗机构做起，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现，医学的前进不仅是需要推动北大医院的发展，更需要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推动心血管学科发展中最主要的抓手是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在他任职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十年期间，除了出国访学的一年半时间，其余时间段中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心血管介入治疗技术在整个行业的推广应用。期间奔波于全国各地参与心血管介入治疗技术的手术操作。据粗略估计，当时他个人所参与进行的手术数量约占全国心血管手术的10%。

　　在参与手术、进行具体实践的同时，霍勇不忘研发新的心脏支架技术，一边手术一边刊发学术论文。当时国际上的颈动脉支架等很多技术，第一例都是由他率先在国内完成的。而在九十年代后期，他参与的手术逐渐减少，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如何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推动整个行业体系的规范与学术水平的提高。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发展期间，政府开始注意并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而九十年代往后，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时期，很多医院的条件、设备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在政策与经济的双重支持下，整个心血管学科也逐步向专业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迈进。

　　慈悲济世，病人至上秉丹心

　　霍勇的同事说，不论多晚，只要病人还醒着，霍勇教授一定会亲自去询问一下病情，安慰病人紧张的情绪。在他的办公桌下，压着一张没有取的汇款单，那是一位病人寄来的诊费。这位病人是来自浙江的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老先生在电视节目中看到霍大夫的节目，就慕名给他写了一封信，咨询有关自己病情的事。霍勇阅读了他的病例资料后，写下了自己的意见。但是怕字迹太潦草，又委托同事写了一封字迹清晰的信连同病人资料寄给了老人。老人接到回信后很感动，寄来了一千元作为诊疗费，但是霍勇教授分文未取。

　　在采访中，当问及在繁杂辛苦的日常工作中圆满完成所有任务是否会累时，他表示很累，但他觉得很快乐，有一些成就感。因为做医生本来就比较累，医生就是一个辛苦的职业。但当看到治疗的病人能够痊愈，生命得到拯救的时候，他就觉得成就感超越了任何劳累。不在乎有多少名，有多少钱，有多少利。

　　霍勇说，尽管现在国家在医生职业体系的发展中仍有诸多不足，当前社会环境仍未能给予医生更加良好的待遇，但不能否认医生是一份可以带给年轻人更好发展的职业，同时让当代年轻人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作为一名医生，在心血管疾病抗争的道路上，他占据了最前沿，开国内心血管介入治疗之先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心系国家，致力于推动全行业的发展。三十余年的从医时光，从个人技术的突破到推动整个行业步伐的迈进，霍勇在治疗心血管病的领域上，实现了作为一名医者的承诺，更在心血管学科发展历程中留下无可替代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