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文化支部主委、杭州图书馆首席古籍修复师赵凌，二十岁起和古书打交道，光阴荏苒三十载，她修补完善的各类古籍达三千多册。镰刀裁纸，浆糊手打，48岁的杭图古籍修复师赵凌成了网红！

　　记得1987年盛夏之际，我手捧录取通知书，一路寻觅地来到了小巷深处的一座幽静的小院，那就是杭州图书馆古籍部。于是结下了我与图书馆至今已三十余年的不解之缘。生长在文艺之家的我，自小擅长唱歌、跳舞，一直是班里的文艺骨干，不曾想与“之乎者也”相伴一生。

　　1989年夏末，馆领导派我赴上海图书馆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师从上图的赵家福老师学习古籍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半年的学习期间，上海图书馆的前辈们非常重视，让我们学员不仅学习了修复技术，还从古籍版本、鉴定等方面对我们进行培训，提高了我们的素质。当时，年逾八十的顾庭龙老先生还多次到培训班进行视察。老前辈们这份敬业、爱业的精神一次次地打动了我，从而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古老修复技艺，一做就是三十年。

　　回顾这三十年，工作上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修复了三百多部，近二千册左右的古籍。其中不乏善本精品。有馆藏海内孤本《圣典》、《瀫水草堂词集》等，还有杭州历史博物馆委托我修复的龚自珍的《龚氏家谱》。随着技艺地提高，西冷印社也委托我修复了大量的印谱，其中定为一级文物的有：万历三十五年版《师意斋秦汉印谱》、乾隆三年版《片玉堂集古印章》等，二级的有：《西泠八家印选》、《鸣玉山房印存》、《古今印则》等，三级的就更多了：乾隆二十五年的《素园印存》、光绪二十三年的《潄芒书屋集古印谱》、道光六年的《楚桥印稿》等等。西泠印社后收入《西泠印社藏旧画修复记》出版。南北古籍受损情况由于气候、地域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南方温暖、潮湿，更让书虫有了滋生的环境，书页虫蛀、霉变得非常厉害。这对修复技艺有了相当的要求。以上所提修复古籍之中，不乏书页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蛀洞。我不采用整张托的办法，虽然“托”即快又平整，但对书页是修复性的破坏，改变了整张书页的纸质，大面积的浆糊，更是让书页酸化加巨。所以我对蛀洞逐一点浆修补，而这对浆糊调水的比例、修复用纸的挑选、毛笔点浆的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修复完成之后，得到了专家及前辈们的一致肯定。古籍修复遵从“整旧如旧”的原则，这就要求修复人员要掌握一定的版本知识，具有一定的版本鉴定能力。先后参加了“明清版本鉴定培训班”和“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不断提升专业素质。

　　古籍修复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技艺，只有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从而不断地学习，解决问题，才能提高自己的修复技艺。90年上海学成归来后，现任浙图馆长褚树青当时是我们杭图古籍部主任，他对此非常重视，四处寻访，找到了杭城旧书业的老前辈——徐子樵老先生，让我继续向徐老学习。徐老是杭城修复业中硕果仅存的几位老先生之一，他不仅掌握古书修得复技艺，而且精通碑帖和西文的修复。不仅让我掌握古书、碑帖和西文的修复技术，而且指导我将其融会贯通，相互借鉴，将古老的修复技艺不断发展。真是让我受益匪浅！徐老对我修复技艺的肯定，更让我信心倍增。

　　2004年、2008年馆领导二次派我参加了由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与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主办的“中美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后参加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与香港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中西方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二次的中方教师中都有上图退休的潘美娣老师。从此，我与潘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潘老师不仅在技艺对我指点有加，而且对我的修复事业给了很大的帮助。2007年底，由于有了近二十年的修复经验，在馆领导的支持下，在潘老师的肯定与指导下，我们共同主持了由省文化部、省图书馆学会主办的“浙江省古籍修复培训班”，让我从学生走到了老师的岗位，这不仅对我修复事业的极大的肯定，也开启了我培养修复后续人才的道路。

　　由于一直在古籍修复领域兢兢业业地工作，近来年多次被媒体采访、报道，有英文版《上海日报》、《都市快报》、《每日商报》、《青年时报》等，还被邀请参加浙江台《匠心中国》访谈栏目、网易直播和杭州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等。在被采访报道的同时，也积极宣传古籍保护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修复，让这门古老的技艺得以传承和发扬。2018年被杭州市宣文卫工会授予“匠心达人”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