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送过杨鲁安先生两幅书法，一副是对联：“鲁酒三杯清客梦，庵花一径定禅居。”上款“鲁安世讲属”，下款“中州张伯驹时年七十有七”。时为1975年。另一幅是一首词，词曰：“漠漠轻烟谷雨天，海棠初是吐新妍。有情花事留春后，无限光阴驻梦边。斟醁醑，弄丝弦，去年人到又今年。载歌载舞承平世，同日霓裳咏众仙。”落款“调寄思佳客，庚申津沽看海棠赠鲁安世讲雅属，中州张伯驹时年八十又三。”时值1981年，两位先生莅津再会，张伯驹填思佳客又赠杨鲁安。他们都是书画家、收藏家，惺惺相惜，留下这雅词佳联。两幅字奇异高古，均属张伯驹先生自谓之“燕雀体”。从杨鲁安先生问学书法篆刻期间，曾一睹真迹。

　　张伯驹先生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其实这字极高古，出自《禹王碑》。此碑原刻发现于衡山岣嵝峰，又称岣嵝碑，与黄帝陵、炎帝陵被文物保护界誉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禹王碑镌石崖壁，凡77字，末有寸楷书“右帝禹制”，字体为蝌蚪文，古异难识，历代书家基本上没有承续这种字体进行创作的。八大山人曾临写标注，进行研究。但他也没有用这种字体进行创作。此体难学难写，更别说形成一种常态化的书法风格了。可张伯驹先生做到了，而且写得自由自在，神采飞扬。刘海粟赞其字曰：“运笔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目前书坛无人继之。”

　　张伯驹天性聪慧，九岁就能赋诗，人称神童。早年助缘优渥，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读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20岁时，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便已经读完了四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到尾如数家珍。唐宋诗词，脱口而出，便有一两千首。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天资超逸，成就了一位翰墨从容，心境淡泊，翛然尘世的高逸之士。

　　他曾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进入军界，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一度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2年周恩来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84岁，在北京逝世。

　　启功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他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自家珍藏三十余年的上千件书画悉数捐赠故宫博物馆，其中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顶级国宝。故宫中的顶级书画，一半是他捐赠的。政府为此特批20万元奖金，张伯驹却婉言拒绝。须知，当年为了这些收藏，他曾不惜一切代价。仅举一例，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和潘素的金银首饰。这都是为了兑现其“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心愿。

　　他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博雅通脱，皆臻妙境，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秋碧词》《零中词》《无名词》《断续词》《诗钟分咏》《丛碧词话》《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宋词韵与京剧韵》《红毹记梦诗注》《洪宪记事诗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张伯驹潘素书画集》《张伯驹词集》《中国书法》《京剧音韵》《中国楹联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等。

　　王尔德说：“人在其一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他曾经是的全部和他将会是的全部。”

　　张伯驹倾尽家财收藏书画珍宝，捐赠国家，让世人共享，视之为“烟云过眼”。其心胸之博大，海阔天空，涵容古今。

　　囊日，大跃进时，大家热情万丈，画家们画也越画越大，跃进到最后，院子有多大画就有多大。可他依然静对画案，笔墨从容。

　　有人把与领袖唱和的诗词手迹装帧炫人，他却把捐赠奖状置之高阁，任其蒙尘。

　　别人都捧读报纸，紧跟形势，他拿起报纸，向来是一晃而过，知虚妄之不经。

　　多数人对求教者，或赞或评，以示高屋建瓴，他只是点点头，既不夸奖也不批评，深知艺术需要慢修渐悟。

　　听到大破大立，珍本线装书化为纸浆，古城被毁，他也限于点点头，知时势荒诞，难以理喻。

　　高官请客，玉盘珍馐，他对菜肴良窳、杯盘精粗，不予置评，全如平常吃饭。历经沧海，视富贵如浮云。

　　朋友索要诗集著述，他既不在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指正之类的话，从不问读后感想，他深知自己，更知道当下的认知状态。

　　对红极一时的京剧新戏，他鄙夷不屑，知道京剧至此，一坡低于一坡，坡坡下滑。京剧靠的不是热闹，是天纵之才，千锤百炼出来的角儿。

　　风起云涌，跌宕起伏，戴帽子，打右派的日子，社会教育人们“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被打成右派的张伯驹，似乎从来没跌倒过。他以文化自足，用也故我，不用也故我，“我之为我自有我在”，非外力所能左右。不像那些为爬起来不惜自丧人格，甚至以别人的尸骨为垫脚石的“俊杰”。

　　人人自危，路人以目的日子，多数人路遇划为“敌人”的旧友，不是视若不见，就是转身就跑。他却不怕路远，徒步看望。

　　天空黯淡，山川凝霜的日子，他如寒枝凌空，冷冷然于冰雪之中。

　　为了《马思远》一出戏，他也固执坚持，为之落泪，他高逸的内核是本真之心。

　　他的泰然、淡然、超然里体现的是自由精神、独立意志，固守的是知识分子做人的根本。他云间野鹤、世外散仙的潇散里饱含的是千古不灭的人文情怀。他骨子里是一个地道本真的文人。其高逸风韵是文化蒙养出的一以贯之的生命状态。重复一遍王尔德的话：“在其一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他曾经是的全部和他将会是的全部。”

　　2020年11月1日于止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