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初见高本汉，高本汉用纯熟的山西腔汉语说：“我姓高，名字叫高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嚜！”

　　高本汉是瑞典汉学家，1889年出生于瑞典，1909年毕业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其后的三年曾在山西、陕西一带考察方言，回到欧洲后即投身汉学研究，并于1915年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自那以后他历任乌普萨拉大学副教授，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瑞典人文学院院长，皇家文史考古研究院院长，直到1978年逝世。“高本汉”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这是用他姓氏第一个音节的音译再加上名字的音译构成的，当年他总是习惯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向别人介绍自己：“我本来是汉人嚜。”

　　由他介绍自己的方式，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感情和在汉学研究上的自信。他晚年曾对友人表示：“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典籍。”此话看似平常，实则有坚定的自信与不容置疑的自豪。事实上，他在汉语研究上这么说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学者从这句话里应该感觉到雷霆万钧的力量。

　　胡适曾这样评论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家：“除了伯希和跟高本汉，别人都是洋骗子。”话有些尖刻，但出自这位享誉中外的学者之口，我们可以领会到高本汉在学术界的声誉。

　　清代学术中心在经学，尤在小学（书法是小学的延伸），又尤在音韵学。王国维1917年曾说：“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高本汉的著作横空出世，足令清代音韵学失色。清代那样一个封闭的国家，视野是有限的，思维也是有局限的。打开门窗看世界，会发现世界很大，学术的山峰巍峨壮观，绝非国人所能想象。

　　林语堂称赞高本汉“对中国的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

　　胡适更是说：“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三百年的古音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

　　张世禄也说：“他是中国语文成为科学化的最大功臣。”

　　冯蒸在回忆王静如先生时说：“我在阅读高本汉书和先生的有关论文时，对他们能够熟练地写出语音变化的过程和拟测古音音值的本领最为钦佩。因为遇到那些情况，他们能够做出顺理成章的音理解释……先生说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受过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训练，所以能够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受过这门训练的人便不知所措。”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1946年出版，本来是为欧洲大学生写的汉语入门读物，由于作者在写书时已经假定读者受过西方普通语言学的基础教育，所以中国学生在阅读的时候会感觉它比一般的普及读物略深一些。

　　王力说：“当时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甚至接受了他的观点、方法，然后从枝节的地方去纠正他。”

　　作为青铜器研究权威，李济评价高本汉：“找出来了殷铜器与周铜器的基本分别……他所作的比较工作，不但将器与器比，并且把每一个器的个别部位，及构成每一图案的文饰细目，都作了详尽的分析，极仔细的较量，故他归纳出来用作分辨各期的标准，要算是极实质，极缜密的了。这是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器物一个最有贡献的成绩，值得我们重视。”

　　重提高本汉，因为他为汉语言文字研究树立了榜样。他的研究探索，也为分析书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二

　　高本汉在《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中探讨文字时说：“对于习惯字母拼写的人来说，写字就是分析发音并把一串音记录下来，每个字都有它自己的符号，如s-c-r-i-p-t，用六个符号，这显然非常自然，简直一看就懂。这条原则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全部深奥的分析确实是许多聪明人研究的结果，是人类头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条原则特别适用于我们的西方语言。……可是汉语都是很短的不变的单音节，这种方法就不是非用不可了。”他举了西方语言中“人”“这人”，“人们”“这些人们”，“人的”“这些人们的”变化。而汉字就是造了一个两条腿前进的“人”，用最简单最吸引人的方法造了一个单一不变的符号，古今变化不大。汉字情况之所以这样，因为最初的汉字就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象形文字，即一个符号标示整个词的意义而不标示读音。汉语的字形导致了这条原则。比如，“一”画一道，“二”画两道，“三”画三道，“口”画的像嘴，“米”标明了穗上的稻粒，“门”像两扇门，画得极像。时间历经千年，古汉字和现代汉字存在的区别仅仅是书体、书法上的修改，而大体上说，象形造字的方法则是完全一致的，多少年来一直未变。

　　这说明了汉字就象形部分的文字来说，就是图画。这是汉字成为视觉艺术的基础。

　　这种纯粹的图画文字并不是汉语独有的，在古代创制文字时，应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象形文字是较为低级的文字。它不能满足表达的需要。比如数字的“万”，你不能画一万道。有很多意绪是简单的图画所不能传达的。

　　比如，“上”“下”等字就需要指示造字，这就是指事字。

　　后来出现意象和合构成的字，比如“家”，就是一个生活小场景。这就是会意字。

　　这种方法仍然不足。就出现音意和合的字，这就是形声字。形声字是汉字中数量较大的部分。

　　加上后来的转注、假借，六书造字用字法就完备了。

　　“六书”之学原本《周官》，著于《七略》，大显于《说文解字》。

　　汉字重在形意，在本质上是表意文字，适合用书法表现。

　　我这么说是强调汉字在世界语言文字中的特异性，并揭示汉字产生书法的因果关系。

　　周有光先生说：六书中间包含形意音三个层次。这说法自然更为全面。哪有无音的文字？

　　清代《康熙字典》有四万七千多字。

　　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四万八千多字。

　　1959年日人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词典》收字四万九千九百六十四个。

　　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四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字。

　　2010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字六万零三百七十个。

　　1994年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字海》收字八万五千五百六十八个。

　　每个汉字形貌不同，为书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艺术书写的可能性。

　　汉字的变化在字形上基本反映不出来，字形基本上是不变的。比如会意合体字“家”，最初造字是“屋顶下一个猪”，时至今日还是“屋顶下一个猪”，很稳定。

　　我常想，最初“家”字造成“屋顶下一个猪”，是基于原始生存的思考。历史变迁，时序更迭，“家”字在调整变化时为什么屋顶下不能是别的，比如“屋顶下一个人”。这可能与中国人的生存观念和心理机制有关，所以“家”始终是“屋顶下一个猪”。

　　三

　　汉字的“多”，最初画的是两块肉，是“食物的供应很丰富”。另外还有个“奢华”需要表达，于是就造出一个“侈”。这种细微的分化与意义更为精确的描述，为书法表现意象和向更为深远广阔的思维空间延伸创造了条件。

　　形象和意象是汉字产生书法艺术的基础。

　　除了今天大家都熟悉的“明”之外，还有另一个字，意思是“光明”。古代中国人很聪明地造了一个合体字“的”，左边的“白”表意，“勺”概略地表音。可是随着音变，今天很少人晓得“的”古时读音实是“勺”，甚至不知道“的”最初是光明的意思。

　　学习字形的时候，今人从字音上找不到任何有益的、能帮助记忆的办法。他必须机械地记住甲字所表示的词读什么、当什么讲、这个字由乙和丙两部分组成，即使这看上去似乎是毫无意义而不可理喻的。你如果觉得表意文字可以望文生义，可能会出错，觉得在读音上形声字可以“秀才读半边”，也会出错。

　　古文字的考释，异想天开和简单的方法恐怕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裘锡圭先生说：“譬如考释古文字，如果没有应有的古汉语基础，文字、音韵、训诂的基础，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古文字，就用‘偏旁分析法'，自认为分析出来了，就到《康熙字典》里去找，找到用同样偏旁组成的字，就认为把那个古文字考释出来了，这样考释，考释一百个字，恐怕有九十九个是不正确的。”所以，古文字考释需要更系统更丰厚的知识和材料。

　　中国人要想顺畅地阅读普通读物起码需要三千到五千个汉字。一个学者要想顺畅地阅读学术典籍需要掌握两万来个汉字。要做到不放过一个生字地阅读，一个勤奋学习的中国人到了六十岁还要查字典。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和表音文字的英语比较，在认字上效率是很低的。

　　高本汉说：“我们现在能得知汉语在几千年前的古音，是由于现代学者们通过广泛而系统的语言学考证，已经弄清楚了汉语的实际音读问题……然而事实是，大多数中国的学者甚至在现代还对上古音一无所知，因而也没有能够掌握确切理解上百个合体字的诀窍。”

　　“这一事实最终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学现状。”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古籍中的字在成书时代的读法一无所知。

　　所以今人写旧体诗，虽然也重视并尽量依格律去写，但大多文辞拙陋苟简，吐属不能雅饬，很少得见佳作。

　　赵秀亭先生说，写旧体诗，必须大量阅读并熟悉古籍（不止是诗词），不熟悉传统典籍，就想写出像样的旧体诗，是妄想。这是前提。前提之后，是三个基本功。一是语汇积累，今人写旧体诗最大的困难是没词儿，语汇不够，找不到得体达意的语言。二是句法（写文言散文也一样）。不知道怎么构句，往往生造些不今不古的别扭语句。三是要懂音韵格律。从学习掌握的难度讲，学格律比掌握语汇、句法容易得多。语汇、句法主要靠自己积累，不能靠老师教；格律则可经老师教或读教材而在短时间内掌握。所以，各地讲诗词创作的老师都爱讲格律，因为好讲且能见效。而讲语汇句法的老师几乎没有，甚至能提出语汇句法重要性的老师也很少。另外，讲格律的老师又很少懂音韵，结果讲半天格律，在写诗词时仍然不合格律。三个基本功之外，还应该有两个素养，一为章法，一为格调。所以写古体诗不只是了解格律那么简单。

　　相对而言书法偏重形式感，只要依照古代碑帖去写，模仿出古人的样子，尚可过眼。但书法同样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表面那么简单。

　　说到书法，再回到艺术问题上来。

　　以个性化书写为旨归的书法艺术的“个别性”最终才能体现艺术的本质。所以单纯模仿古碑帖，模仿得很像，是不是艺术？大可质疑。另外，现在中国书界因为展览和加入书协的诱导，大家写出来的书法大多是展览体，面貌趋同。这种类似“集体主义”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能算作艺术？也引起了文化界，乃至书界自身的怀疑。

　　四

　　谈到旧体诗，现代中国有两个诗人应该深读。

　　一个是马一浮。他精通古典，深明大义。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诗是可以屹立千古的。他说过要想理解他，读他的诗就可以了。

　　另一个是陈寅恪。他对语言的把握超乎常人，尤其是对极其偏僻的小语种和古语。更为可贵的是他基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历史文化思考和对现实深刻的认识和预见。他的诗是现代史诗。

　　五

　　汉字字体的演变已经成为常识，不再赘言。

　　高本汉指出“在19世纪初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大批民间学者和收藏家汇集了珍藏的殷周铜器，并研究了上面的铭文。比起作为许慎字形解说基础的简化篆字来，这种新增加的材料要古老和原始得多，它使人们能够纠正和修改许慎的几百例论断。”通过出土文物纠正许慎几百字，可不是个小数字。何况还有通过文献考证，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纠正，比如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对许慎《说文解字》的部分文字做了纠正。这是汉语言文字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出于习惯，大家相信并依赖《说文解字》。书法家写小篆基本上是把《说文解字》的篆字作为规范字使用的。所以在当代书法家普遍疏于读书和研究的情况下，尤其容易出现以谬传谬。

　　高本汉举例，“现在有个‘首’字，代表‘头’……许慎认为这画的是头顶上有头发的人脸（鼻子、嘴），也就是说，画的是一个人头。可是在大约公元1000年的一段铭文里，我们找到了这个符号的原始形式，这显然是一个兽头，可以推测是个鹿头，鹿头在所有的兽头中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篆字讹误了，把许慎引入了歧途。”

　　再比如“黑”字，许慎解释说，这表现了从烟囱中冒出的火焰，所以是“烟”、“黑色”。从更为古老的铭文看，是个脸上身上都有污迹的人像。

　　高本汉还举例“土”、“余”、“麦”、“因”、“言”、“义”等字，纠正了许慎的错误，言之有据，妙趣横生。这个自称本来是汉人的瑞典汉学家的确对汉学研究非常深入。

　　高本汉对许慎《说文解字》和毛亨、朱熹对《诗经》解释的纠正是否正确，还需要有关专家进一步考证。

　　如果高本汉的考证辨伪，通过我们的复证，确定下来后，确认的错误，在今后的文化发展中不再重复错误，尤其是书法家，特别是书协领导，不要总写错字，就再好不过了。至于书法书写中的文字变形，个性化处理，异体字使用，要用之有据，合乎文理和艺理，就更进一步了。

　　书法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汉字，汉字与书法艺术同生共振。

　　六

　　汉字是中国人的独特发明。

　　高本汉说：“通过这种书面语言，四亿五千万中国人（1946年）得到了一种全民族语，这使他们结成一个庞大的语言集团。”

　　所以说，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饶宗颐先生在《汉字树》中提出：造成中华文明的核心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没有汉字就没有文学和艺术，尤其是书法艺术。

　　1984年9月，中国旅法艺术家熊炳明在北京和书法界朋友座谈时曾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现在看这个提法本末倒置了，是不对的。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是汉字的衍生物，是中国文化的一隅，在以汉字为载体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书法也不居主位。我们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反思文化，会对书法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文字是人类必须的交流工具，承载并传递着人类的智慧。把文字写好，便于交流和文化传承。时至今日，书法不再承担写字的实用功能，从实用书写中分离出来，成为纯粹的艺术。所以，书法进课堂取代小学教育写字课，是大可商榷的事。从学生把字写规范、写好、写快的角度考虑，小学开设写字课更为合理。

　　王阳明说：“自学术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为实。凡今之所谓务实，皆其务乎其名者也，可无察乎！ 气浮者，其志不确；心粗者，其造不深；外夸者，其中日陋。”这对“宏大叙事”式的书法现象是个很好的提醒。

　　七

　　汉语的历史在与世界语言、文化和历史事件的交流碰撞中，像中国历史一样呈现出风云变幻的景象。

　　比如随着佛教的传入对梵语的吸收，与西方的交流中对西方多种语言的融合，在近代对东南亚诸国尤其是日本语言和词汇的接纳。

　　汉语季风般吹拂世界的过程中，一度成为日本、朝鲜（包括现在的朝鲜和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使用的语言，并随着历史格局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日本、韩国、越南语言的去汉语化。但至今，有些汉字和语音仍然保留在这些周边国家的语言中。

　　汉语也经历过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但更多的是自我改造。汉语拼音化和汉字简化是两个比较大的事件。汉语拼音化戛然而止，但汉语拼音成了汉语的得力工具。汉字简化得以实施和推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也无需人为再次逆转。它基本顺应了普及文化的现实需要和世界文字发展删繁就简的趋势。

　　随着信息化时代生活方式和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文字书写无纸化，传递电波化。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焕发出青春活力，呈现出稳健的姿态和美好的前景。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书法使用功能的消失，书法无法挽回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主会场，以视觉艺术的样式而存在。甚至有人担心书法会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未来消失。

　　这个担忧多虑了。只要汉字存在，书法就不会消失，但无可置疑地它也不再辉煌。

　　每种艺术都有它的发展、鼎盛和衰萎的过程的。正如唐诗、宋词。其道理，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需重申。

　　我们要客观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基于基本理性和常识对待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这也是反思历史，思考现实，预测未来的意义所在。

　　2017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