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出版周刊》2019年推出了品牌栏目《给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在这个栏目中，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给青年编辑写了十二封信，意在帮助书业同仁成长进步。这个栏目甫一推出就在圈内圈外“火”了，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还以这十二封信为主体，出版了图书《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编辑素养丛书”的第一本书。

　　近日，“编辑素养丛书”又推出了两本新书《给青年编辑的十六堂课①》和《给青年编辑的十六堂课②》，其中大部分内容均来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品牌栏目《新老编辑面对面》《话高质量图书 庆七十华诞》《镇社之书背后的出版人》，并且，这两本书面向的读者也是广大出版人尤其是青年编辑。在32堂课里，读者既可领略到出版大家的风范，也可学习到优秀出版编辑的成长经验，还可了解到众多出版社是怎么打造自己的镇社之书的。

　　今日特将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为两本新书写的序言予以摘录刊发，以飨读者。

　　优秀编辑是什么样的

　　郝振省

　　“编辑素养丛书”关注编辑发展，重视对青年编辑的培养。《给青年编辑的十六堂课①》《给青年编辑的十六堂课②》由国内多位知名度很高的编辑家，或者成长性良好的优秀编辑向读者讲授自己从业的经历和体验。从两本书里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标志及这些标志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优秀编辑具备什么标志

　　关于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标志，从书稿中，我们能够最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发现，作为编辑家或优秀编辑，首先要有编辑业务的代表作，并且，这些代表作是为业内外和社会所广泛承认的。这些代表作往往与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内在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后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壮大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编辑家或优秀编辑把自己的心血与智慧融入作品，将其铸成精品。这些精品中的绝大多数都获得过中央层面或部委层面的重要奖项，比如“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甚至是数次获得上述荣誉。如编辑龙世辉从杂七杂八的稿纸堆里发现了长篇小说的好坯子，并亲手改写了其中的若干章节，促成了《林海雪原》这部小说的声名鹊起、誉满天下，实现了两个效益的高度统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被冰冷地退稿后，被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位具有深邃眼光的编辑起死回生，最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至今仍为畅销书。韩敬群策划并主持编撰的“百年人生丛书”“大家小书”，黄一九的《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湖南药物志》，吴雪梅的《现代分子生物学》《基础生命科学》，杨宗元的《康德著作全集》《马克思的复仇》《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等都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或其他国家级的重要奖项。一个出版社若想健康地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然后追求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如果仅追求经济效益，也许会赚到很多钱，但是若干年后，人们能记住的只是那些品牌书是哪家出版社出版的，而出版社当时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则往往被岁月冲刷而去。同理，编辑编了很多好书，未必能被认定为编辑家或优秀编辑，但作为编辑家或优秀编辑，则必然有公认的代表作、品牌作。

　　循着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代表作追溯而去，就会发现他们均具备相当的选题策划能力。比如，黄一九的《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读本》是脑子里刻印着“健康中国”的国策，脚底下踩着黄泥策划出的选题。霍金的《时间简史》最早出版的中文版只能印300册，几年后，以“第一推动丛书”名义出版，则发行了几十万册。吴雪梅入职后，一直关注着生物学领域的前沿动态，当她意识到生命科学研究已经全面进入分子水平，预见到这门课程将会在越来越多高校开课，于是策划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选题。该书出版后，首印5000册当年销售一空，目前已出至第5版，累计销量超过50万册，还曾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编辑家或优秀编辑还很善于抽线拔丝、见微知著找选题。首届“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之一、文物出版社的蔡敏，特别善于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并捕捉到很有价值的选题。比如，他发现《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的附录是其后代整理的黄文弼当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部分日记，于是提出将日记单独出版的选题建议，这就有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的出版，该书成为出版界关注西北考察团的早期著作之一。再如编《西藏考古调查日记》的过程中，他发现相关的建筑插图颇具史料研究意义，于是又有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选题策划与出版，该书奠定了我国西藏佛教考古学的基础。

　　当然，真正做好选题策划，把选题策划做到极致，还要像青岛出版社原总编辑高继民所言，须具备敏锐的判断力、犀利的批判力和纵横捭阖的整合力。

　　由选题策划再向深处追溯，就发现能动性的编辑加工、创新性的案头功夫是这些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又一重要特质。郑殿华的体会是要把编辑加工上升到“内容的创新和文化价值再造的高度”。他领衔编辑加工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追求题目创新、编校创新、体例创新，已成为商务印书馆最为知名的社科学术丛书品牌之一，是国家社科学术出版的经典之作。

　　说到案头加工，杨宗元用“死抠”劲头做学术出版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掩卷也难以平静。她负责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400多万字，前后做了10年，多少次加班到深夜，多少次因为书稿艰深想放弃，但每遇困难她都一再告诉自己，抓紧、抓紧、坚持、坚持，有时为了核对几个重要引文，她钻入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编辑《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书时，她与同事奋战一个多月，认认真真地编辑、校对。该书的作者——当时已95岁高龄的刘绪贻老先生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可是在认真阅读了包括十几处问题的疑问表后，发现杨宗元纠正了他多年未察觉的错误，对杨宗元“深为感佩”。

　　关于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标志先讨论这3条，其他还有作者资源、公关能力等方面的情况。

　　优秀编辑的特质如何形成

　　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这些标志或特质是如何形成的？主观方面的原因我认为至少也有3条。

　　其一，他们忠于党的编辑出版事业。一入行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此，毫无保留地热爱自己所从事的编辑出版事业，把献身祖国的编辑出版事业，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选择。聂震宁讲的为情而造文，就包含着这个意蕴。韩敬群说，编辑这个职业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它是一个要终身学习的职业，什么时候你放弃了学习，你也就远离了出版的中心。陈鹏鸣说，要以敬畏的心处理好每一部书稿。蔡敏给自己的座右铭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正是这样的编辑观，支撑着他们的职业使命感，成为他们编辑成长道路上不竭的动力源泉。

　　其二，这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编辑观，突出表现在他们对所从事业务领域的专业性和专注性方面。高继民说，编辑敏锐的判断力，是在职业生涯中长期浸淫形成的，是保持兴趣和探究的结果，是长期读书、社交和思考的产物。黄一九的体会是：“编辑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编辑思路，形成体系，而不能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只要思路清晰，遍地都是好选题”。郑海燕入行20多年，始终孜孜不倦地在耕耘，她从自己最拿手的专业书入手，逐步掌握编辑的基本技能，不断地积累编辑经验。

　　其三，专业性、专注性其实是和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高深学养与深厚底蕴连接在一起的。这里至少有两点是应该强调的。一是编辑家应该既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大家，同时又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学科专家。比如，从事经济类图书出版的编辑，就应逐步具有经济学家的品格与知识；从事哲学类图书出版的编辑，就应逐步具备哲学家的品格与知识。否则，编辑的专业性、专注性怎么体现？编辑如何同相关领域的学者与专家对话？二是作为编辑家不仅能够编辑出好的书稿，而且能够自己挥笔写出好文章、大作品。这几乎成为一条定理，编辑要想成为编辑大家，必须逐步地成为写作大家，成为作家和作者。唐浩明是扎根岳麓书社的享誉全国的首席编辑，他坐了11年的冷板凳，编校、整理、出版了1500万字、30卷的《曾国藩全集》，还构思写作了享誉国内外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曾国藩》，他是首席编辑加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把编辑做到了极致。独特艰深的编辑业务，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超乎寻常的资料和情怀，而他的创作情怀与资料又为他艰深的文集编辑业务提供了某种动力和定力。

　　这两本书中的编辑家或优秀编辑未必都能达到唐浩明这样的高度，但是他们的作风和追求是相同的。循着这样的精神，可以笃信他们未来的事业能达到相当的高度或深度。

　　优秀编辑成长的客观原因

　　讲到了编辑家或优秀编辑成长的主观原因，还应探究与此相互作用的客观原因。这里所谈的，未必能做到彻底的全面性，但是至少可以减少片面性。客观原因呢？从本书稿内容看，我认为或许可以初步概括为3个方面：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国家层面。

　　在企业层面，这些编辑家或优秀编辑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与他们所供职的出版单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成为编辑家或优秀编辑，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不懈努力，取决于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是如果不承认环境的作用，看不到所处环境对主体成长的保障、推动、提升作用，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也会影响这些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出版单位一般从两个方面为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成长创造条件。一方面，为他们提出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提供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条件。以商务印书馆为例，一方面，入职到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高地的新编辑，必须成长为一定意义上的编辑家或优秀编辑，才堪当重任；另一方面，商务印书馆又为新编辑成长提供了相应的历练机会。例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编辑出版要经过4个方面的考核，即选题考核、翻译质量考核、先出单行本考核、专家论证制度考核。对新生代编辑能否从事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实行了严格的准入制度。经过了这种制度和规范环节的考量，新编辑不成长为优秀学术编辑都不行。

　　在行业层面，往往也是至少从两个方面为新编辑的成长和培养打造环境。一方面，管理部门关于凸显主题出版战略的安排部署，关于精品战略的长期实施，关于发展三大出版领域战略的稳步推进，为编辑家或优秀编辑的成长树立了标杆，提出了要求，施加了压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家出版基金制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制度、国家出版三大奖等奖励机制及编校质量检查结果曝光等约束机制，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引领性动力。

　　在国家层面，一个又一个5年发展规划，为建设文化强国与出版强国提出了重大战略发展目标，而“五位一体”的文化建设与出版传媒业建设的总体设计，又为实现这个战略发展目标提供了“船”或“桥”，即到达彼岸的载体与路径。就“十四五”规划来讲，既明确了出版在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中提供知识、提供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初心与使命；又强调把创新置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出版的本质功能是服务创新、参与创新、保障创新；还指出了我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条件与发展空间。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编辑出版业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的根本性条件。

　　期待我国编辑家和优秀编辑的队伍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期待中国出版业为国民总体素质的提升和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建设更好地发挥基础性、根本性、引领性作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院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