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具中我偏爱椅子。逢到一张看上去舒服又式样殊别的椅子，我便想把它请入家中。若是幸遇一把古意盈然的老椅子就更想拥有，当然这样的椅子已经不是用来坐的，而是摆放在那里，作为一件昔时颇含审美意味的生活雕塑，不时叫我感受到过往先人们特有的情愫。这样，我家的椅子就过剩了。可是，我的画室却从无坐椅。

　　不少画家的画室也不放椅子，这缘于站着作画的习惯。站在案前，视野可以笼罩整幅画纸，坐下来却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小块地方，不能顾及全局。再有，站立作画时则可以悬腕悬肘，得以灵活地使用肘部与肩部，同时用上臂力，这样整个身心之力得以通过手臂传达到笔上。我喜欢这种倾尽身心到纸上的感觉，把全部情感投入到画中的感觉。哪怕画一幅咫尺小幅，也要立身挥毫，一任心性。

　　写字时，更要站着。

　　可是，国画有一个特点，作画过程中要停下来几次。因为画纸会被水墨洇湿，必须要等画面晾干后才能再画；这时候往往是画家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画室无椅，我就到连廊上坐一坐。

　　我这个长长的连廊一端通着画室，另一端连接书房。两端全是花木葱笼，绿蔓缠绕，一任自然。我便将几把藤编或木构的宽展的大椅子就放在这木叶的簇拥中、气息里、绿意间，如在田园。我喜欢这里的松弛、随意和随性。它和艺术的本质相通。

　　夏天里我在椅面上铺一块光溜溜、凉滋滋的草席；入冬后则蒙上几张兽皮。我喜欢在一把圈椅上铺一张雪白而蓬松的绵羊皮，另一把圈椅铺上那张从挪威带回来的灰褐色、鬃毛密实、柔韧而富于弹性的驯鹿皮。这两张皮子的颜色相配谐调又高雅，以致每每春天来到撤掉它们时有点不舍得。逢到清明时节，头顶爬满绿萝的竹架上，常常挂一束晋中的面塑“子推燕”；端午到来，则拴一串花花绿绿的老虎搭拉，中秋时垂下大大小小几个葫芦，春节时则吊一盏天后宫特制的大红玻璃纸的鱼灯。节日总是使生活生气盈盈。

　　一条七八尺长的老宅院看家护院人坐的懒凳靠在墙边，上边摆着几样粗粝的老东西，有阴刻的汉罐，有现代陶艺，也有干花。我偏爱干花，因为它不会凋谢。

　　在连廊中还有一种“活”的东西，很美，是阳光。它早晨从连廊左边——画室这一端的窗子照入，黄昏时在书房那一端的窗子上一点点消失。连廊朝南这一面有好几扇窗子，阳光从东向西走过时，一扇扇穿窗而入，展现它美丽而明媚的身影，而从每扇窗子探身进来的光影都因时而变。它最终在最西端那扇窗上即将离去时，迷离又夺目，有点依依不舍。

　　我沏一杯茶，打开音乐。在这中间尽享此中的一切。直等到纸的水墨差不多干了，起身把身上的疲乏放在椅子上，神采奕奕走进画室，提笔挥洒，一逞性情，让心中的风景呈现在纸上。

　　（冯骥才先生曾在2020开年之际出版随笔集《书房一世界》，主动打开书房大门，请读者借由文字走进他的“心居”。今年冯骥才先生八十岁，他又在一开年就推出新书《画室一洞天》，从书房走进画室“醒夜轩”，以一半的文学的自己，面对另一半的绘画的自己，并做一次文字的探询与记录。本文即摘自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