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承载的，不仅是迁移的人群，还有一个个希望和梦想，还有青春之歌。

　　我扶着古稀之年的老母亲，从火车站候车厅走上站台。几分钟后，一辆绿皮火车从远处呼啸而来，然后停在了我们身旁。我拎着行李，扶老妈一前一后登上了火车。

　　绿皮火车属“慢车”的代名词。透过车窗，你可以悠然欣赏铁道两旁的风景，不像高铁那样风驰电掣，让你无暇顾及车外的世界。都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作为一位常年在外打拼的游子，自己难得有机会将心思沉下来陪老妈一起坐一趟火车。随着火车头牵引着一节节绿皮车厢压着铁轨行驶的节奏，我看着窗外一晃而过的景象，让你的心情难以平复，也给旅途带来了诸多乐趣。

　　我挨着老妈坐在一边，想起妈妈曾说起过，我小时候趴在妈妈的怀里，是妈妈领着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坐火车，如今是自己携母回家，不禁感慨万千。老妈说，“那年你才几个月大，胖嘟嘟的，你爸那时生病住院，我一个人带着你。记得那年，快要过年了，你爸已从医院到你爷爷、奶奶家，过去没有手机，联系又不方便，我独自领着你去火车站坐车回外公、外婆家过年。那天，天气寒冷，到火车站的路又远，全靠自己走路过去，妈妈一路抱着你，背着你，身上还背着包裹，里面装着你的布尿片，当时哪里有什么尿不湿啊，又没有人帮忙，抱着你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然后继续赶路。好不容易走到火车站，过年时候的加班火车，就是绿皮车厢加挂黑色的铁棚车，里面又拥挤，这样一路摇摇晃晃到了湘潭板塘铺站，还好你外婆家离火车站不远。在湘潭过年，多是外公、外婆帮着洗你的尿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回趟老家真不容易。这一回，我陪老妈去湘潭和她当年一起下乡当过知青的老同学聚会。叔叔阿姨们在一起还谈到了当年“上山下乡”的青葱岁月，自然也少不了那一趟趟绿皮火车，当时的板塘铺站就是现在的湘潭东站。

　　导演陈凯歌在其知青回忆录《青山》里有这么一段话，“十七岁出门远行，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水。三十年前他独自离家时，比我大两岁。车轮转动的时候，他跟着列车小跑，直至站台的尽头。我刚刚跟他握过手，他的手比农民的还要粗糙……那天，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最后挥了挥手。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渐渐变小；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多么让人泪目的场景。我也曾写过一篇散文《父亲的肩膀》，里面写道：“那天昆明下着大雨，很冷，我陪老爸吃了一顿他喜欢的水饺，然后开车送他去昆明站，结果路上大堵车，担心误点，我只得将车停在吴井路的一个车位上。当时，我和父亲只有一把雨伞，我尽量不让父亲淋湿，将伞一个劲地往他身上边靠。父亲也担心我淋着雨了，把伞往我这边推……我背着行囊快步朝前走，哪怕自己多淋点雨，直到我送老父亲走进车站。当我看到他的肩膀和背影消失在人流里，此刻，流淌出来的泪水再也骗不了故作坚强的我。”

　　绿皮火车承载的，不仅是迁移的人群，一个个希望和梦想，还有青春之歌。前几天，我和同在春元中学毕业的学长建辉在娄底市一起吃饭。他说，当年有一次从茶园站坐火车到春元中学所在地西阳乡胜昔桥站，结果一不小心就坐到了下一站棋梓桥站，中间隔着二十多公里路，只好沿着铁路往回走，他当时还背着一袋新米，那是要背去学校食堂换饭票的。如今，他已从部队正团职岗位退休，但对茶园那一段老铁路和绿皮火车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还有松哥和战友们在一起聚会时常常会说，我们是被同一趟绿皮火车拉到云南来的。

　　那晚，饭桌上做东的，是在云南当过兵转业回来的灿宝，湖南人称呼熟悉亲切的朋友时，喜欢在名字后面加个“宝”。我记得有一次，是云南还没通高铁之前，我和灿宝一起坐火车回家过年。临近春节，一票难求。那时，我从票贩子手里加钱都买不到票，倒是灿宝好不容易搞到两张站票，并且翻窗挤上了回家的那趟绿皮火车。当时，每一节车厢都塞满了人，就像膨胀的铁皮罐子里充满了滚烫的爆米花。座位上挤着的，走廊上站着的，车厢连接处甚至厕所里都没有空着的地方。在没有晚点的情况下，要熬上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娄底市。深夜，实在撑不住了，上下眼皮开始打架，最终，很无奈地在厕所里面待了一夜。如遇半夜来解手的旅客，就让出来，那种难受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就是春运，全国人民上亿人（次）的大流动，甭管有多辛苦，所有人都冲着那一首老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记得在湘潭市读书放寒假那会儿，有一次带一位“涟钢”学妹在湘乡火车站坐车回娄底市，因学妹的父亲曾交代过，放假要我带着其女儿一同回家，安全些。当时，也是高峰期没有买到票，我听同班舍友朱浩说过，他叔叔在湘乡站派出所上班。我带着学妹斗胆去了车站派出所求援，一进门，就看到几位穿公安制服的人正围在一个大北京炉子四周烤火，湖南的冬天冷得刺骨。我进去就说：“麻烦找一下朱某军叔叔。”“你看，我们中间哪位是朱叔叔？”里面有人笑着问我。“我是朱浩的同学。”我连忙说。因为我之前真没见过朱叔叔，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我就是浩子的叔叔，你找对了。”我对面一位胖点的公安大叔立马站起来对我说。他招呼我们快进去坐着烤火，然后安排其他人给我们倒茶喝，随后一屋子人都笑了起来。那天，是朱叔叔领着我们走进站台，他给一趟过路火车上的乘警打好招呼，带我们上了卧铺车厢。到娄底站下车后，我和学妹一起坐公交车到了“涟钢”她家里。她父母热情地招呼我吃了午饭，她妈妈见我喜欢吃辣椒萝卜，就从阳台上又盛了一大碗出来。其实，对于憨厚老实又追求理想爱情主义者的我来说，那会儿，我就是将学妹当成自己的妹妹一样，别无他念，加之自己情商确实低。这是读书期间第一次带学妹乘绿皮火车回家，也是最后一次。

　　过去，我在娄底站送过一位涟源市的姑娘上了一趟去北京的火车。那年，我从云南回家过年，和同学聚会，席间遇到一位相貌出众的女孩，顿时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一打听，她是同学堂客的表妹，在北京工作，同学见我还是单身汉，有意撮合。第二天，我随同学一家便去了女孩的家乡涟源市杨家滩镇，那是一座山清水秀的湘中小镇，有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镇上穿流而过，河上横跨着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我们走进一道烟雨蒙蒙的小巷，来到一户民宅，这就是她家。我见到了女孩的母亲，一位慈祥的老人，她的家常话尽显随和。女孩也很符合这古镇小巷秀美婉约的气质。

　　我随着她一起在河边散步，畅谈文学和人生理想。我们还谈到了小城涟源市蓝田镇，就是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大学南迁办学的地方，是钱钟书著名小说《围城》的原型发生地。书中有一段描述：“抗战期间，书中主人公方鸿渐曾经去过位于湘中的‘三闾大学’教书，”而这所“三闾大学”并非完全虚构，它的原型就是创建于湖南省涟源市蓝田镇。当时，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钱先生在《围城》里还写道，“当时，有一个地主的庄园，这个庄园的旁边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就是升平河。”这个地主的庄园，就是当时国立师范学院租“辛亥革命元勋”李燮和的故居李园，其中有几百间房子。这个地主的庄园，就是指的李园。

　　当年，国立师大选址还和民国时期重要的湘黔铁路经过涟源有关。钱钟书先生父子同在已迁移到涟源蓝田的国立师范大学教书，并传为一段佳话。杨家滩镇是湘军故里，涟源还是当代著名作家谭谈的家乡。

　　尔后，我们又去了不远处同学堂客娘家做客，喝杯绿茶，聊聊家常。没几天，女孩告诉我，要上北京了，我托人帮她买了一张卧铺票。送她坐车的那天，当看到她转身离去进站，我生平第一次鼓足了勇气，追她到了站台上，目送她登上了那节绿皮车厢，彼此在窗口凝望，直到火车的汽笛响起，才知道这就是离别。很遗憾，我们两个连手都没来得及牵一下，更别说拥抱了。

　　记得《围城》里有一句经典名言：“要想结为夫妻，先去旅行一次。”如果那时我也去买一张纸质火车票，同她共度这一趟列车北上旅程，也许会是另外的结局吧。当然，人生是从来不会认什么“如果”和“也许”的。我们透过绿皮火车的窗口，挥挥手，竟然就成了最后一次相遇。她也许不知道，我有顽固性偏头痛，遇冷天就会复发，什么药都不管用，只有云南的气候可以治愈，而我又不愿再去“北漂”。

　　前两天，我和老同学蒋喜明一道去了娄底市西阳乡。在涟邵水泥厂大门口，有一条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地方铁路，至今还在发挥作用。我们看到铁路扳道口旁有一座小屋，钱同学和她老公王哥上班期间就住在这里，我们戏称这是他俩的爱情小屋。屋旁种了一棵已硕果累累的枇杷树，我们也不客气，随手摘下枇杷就往嘴里塞，虽然酸味胜过甜味，但他们坚守地方铁路岗位几十年如一日，早把小日子过得比这枇杷甜多了。王哥是一位资深火车司机。他说，他还想再栽几棵果树，夫妻俩一起继续守护着这一条老铁路，就像守护着自己的爱情一样，直到天荒地老。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个人，我的同学周阳河，他也是涟邵水泥厂子弟，和我关系不错。因为今天开车经过厂里家属区的一段路上，我好像看到了他的母亲，但我没有喊停车，因为怕去面对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听说，周阳河毕业后去了浙江打工，因上当受骗，导致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就回到家里。有一天，他独自一人跑出去，并坐上了一趟绿皮火车，从此就再也不见人影了。他家人四处寻找过，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杳无音讯。我们这帮要好的同学，都相信他是坐绿皮火车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2016年，我们同学聚会时，还特意给他留了一个位置，并一齐筹钱，由我当代表送到了他父母手里。

　　我从老家返昆，老父亲照例给我买了一大包吃的，两桶方便面、几根火腿肠、两瓶酸奶、一袋水果等。我说，要少带点了，坐高铁五个多小时就到了，吃不完那么多呢。老爸说，那就少拿点水果，放两个你妈妈包的粽子，还有两个本地橘子。那是老妈亲手包的粽子，粽叶是前天我陪老妈在娄底洞新市场门口一个地摊上买的。那位女摊主双手没有闲着，一直在剥南瓜藤的皮，剥好的，都堆在一起准备出售。在摊子隔壁不远处的一家老字号粮油店里，我们又买了两公斤糯米。老妈说，自家人随便包包吃就够了。这个洞新市场还和二十多年前差不多，看到的人和听到的吆喝声总是那么熟悉。我在家最开心的事就是陪爸妈唠嗑，上街买菜。

　　我回想起自己几十年来下海、走南闯北的经历，其中最长的旅途，就是在绿皮火车上度过的。期间发生的种种故事，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都说人生就像一列绿皮火车，会在不同的车站停停靠靠，有滚滚人流上上下下，而终点站只有一个。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民进昆明市委会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作品散见于《边疆文学》《陕西诗歌》《西部散文选刊》《云南日报》等报纸、杂志。出版个人诗集《太阳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