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董纯才，湖北大冶人，著名科普作家、翻译家与教育家，我国教育战线的优秀领导者，科普事业的杰出开拓者。 

　　曾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顾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教育行政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届理事长、第二届名誉会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教育卷》主编，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 

　　人物事迹： 

　　董纯才是中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十分赏识的学生之一，他长期担任革命根据地和共和国教育部门的领导工作。这期间，他一直是以陶行知为榜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党的领导下矢志不渝地为改革中国教育寻觅新路，同时为传播和实践生活教育思想作了许多工作。

　　一、在陶行知指导下从事乡村教育和科普工作 

　　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立志从事平民教育，并主张平民教育下乡，推行乡村教育。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晓庄师范，试验在乡村普及教育。其后他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创办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各种类型的新型学校和《生活教育》杂志，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形成生活教育思想。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6年病逝之前，陶行知一直是跟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他是一位由杰出的民主战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代表。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与此同时，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也是在与时俱进，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纯才是1928年春“考进”晓庄师范的。他在晓庄师范是少有的一位具有大学生身份的学生。因此陶行知对他十分器重。董纯才也认为，自己的献身精神和工作毅力是来自晓庄的。

　　董纯才进入晓庄师范不久，陶行知就让他担任生活指导员杨效春的助手。一边学习，一边做教务工作。在实践中体会生活教育思想的真谛。当时，晓庄师范根据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实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学校没有正规的课堂教学和系统的文化知识讲授，而是在校内设立了许多小组，每个小组都配备有一个或几个指导员，这些指导员和本组的学生共生活、同甘苦，一起从事“教学做”，即在“做”中教给学生与生活实践需要的相关知识，而学生也是在“做”的实践生活中进行学习。例如，董纯才被分配在生物组，于是他就在生物指导员秉志和姚文采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和石俊等同学一起组建生物研究室。他们亲自到野外捕捉小动物，采集野生植物，制作动植物标本，饲养动物，栽培植物，把学习生活与接受教育融为一体，把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使生物研究室成了学生和当地农友认识和研究生物学，以及学习和普及生物学知识的重要场所。意在使生物学的学习与实践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董纯才对于晓庄师范（后改称晓庄学校）重视实践的作法是肯定的。他曾指出：“晓庄重实践，反对教育脱离实际，这是对的。在当时‘死读书’风行的情况下，陶行知的做法是了不起的。”

　　1929年春，陶行知派董纯才到浙江省湘湖师范担任生活指导员（相当于普通学校的教导主任）和生物课教师。在湘湖师范，董纯才和晓庄校友操震球、方与严、李楚材等一起践行和传播生活教育思想，推行晓庄学校的办学经验。

　　1930年春，晓庄学校成立了劳山中学，董纯才被陶行知提名为该校的生活指导员。在这里，董纯才继续贯彻和践行生活教育思想，他用“教学做合一”的办法组织教学工作，并把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在学校所在地办起了中心茶园。中心茶园除备有书报、棋类供村民进行学习和娱乐外，还寓教于乐，举办各种文艺节目的演出，丰富当地农友的文化生活。

　　1931年夏，陶行知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其目的仍然是要贯彻生活教育的主张，把科学知识“下嫁”给劳苦大众。董纯才积极地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在陶行知主编的《儿童科学丛书》中撰写了23册；还在陶行知的主持下参与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教材编写工作。其后，董纯才又撰写了一大批科普文艺作品，翻译了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五年计划的故事》等科普名著，以及法国生物学家法布尔撰写的《科学的故事》，还编写了《自然常识》课本和《农民识字课本》，成了“科学下嫁”运动中的一员主将。与此同时，董纯才还为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杂志撰写过许多稿件。

　　陶行知在实践生活教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连肚子也吃不饱的情况下，在乡村普及教育是很难实现的。只有进行社会改造，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才能实现教育的普及。这样，他在抗日战争前后就投身于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与共产党人实行合作，在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中注入了革命的内容，而这个时期的董纯才，则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斗争，并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且逐渐成为党领导下的教育部门的一名重要领导干部。

　　二、在革命根据地传播和践行生活教育思想 

　　董纯才到达延安不久，就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他到教育厅后，徐特立老厅长对他说：“你安排在边区教育厅工作，我很高兴。你就和我住在一起，一起办公好了。”

　　此后几个月，董纯才和徐特立朝夕相处，在工作的余暇常常谈论当年的苏区教育和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和试验乡村教育的情况。

　　过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严密封锁，所以徐特立等在苏区从事教育工作同志对陶行知的情况知之甚少。这次经过董纯才的介绍，加之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后，陶行知的许多著作也传入延安，这样徐特立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和实践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认为：“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陶行知“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于是徐特立在给其他同志写信时，常常署名“师陶”，表示自己也要向陶行知学习。

　　正是在徐特立这些老革命教育家的支持和鼓励下，董纯才和在和陕甘宁边区工作的生活教育社成员一起，大力推进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实践。1938年，当原新安小学（这是一所由陶行知创办的小学）教师郭青到达延安后，董纯才高兴的告诉他；“生活教育社社员在延安的很多，大家可以共同努力，为革命做出贡献。”

　　1939年6月，董纯才出任陕甘宁边区师范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这是一所位置在农村的师范学校，其任务是为边区培养农村小学教师。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董纯才到任后立即制定了《师范学校方针及其实施方案》，提出学校应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基本的生活知识，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技能。”其实施原则之一，就是要取得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也就是说，要使学习与实际工作取得联系，使学习与生活取得联系，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取得联系。由此不难看出，董纯才这时已经将生活教育的理念融入到了边区师范的教育方针与实施原则之中。

　　他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没有把学生圈在教室里读死书，死读书，而是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军事训练、进行教育实习、进行文艺宣传、到校外参观农村、工厂和进行实验，做各种群众工作，让学生把学习书本知识和生活实践统一起来。

　　由于董纯才认为学校还是应该让学生学习系统的文化知识，所以他没有像晓庄学校那样完全取消了正规的课堂教学。他在边区师范建立了正规的教学制度，设置了普通科目和教育科目两大类课程。当然，董纯才也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应用，应该让学生学会在工作中、生活中应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理性知识的教学是必要的，但感性知识的教学也不可偏废。”在这一点上，董纯才已经突破了原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局限，有了新的发展。

　　董纯才虽然在边区师范工作了一年多，但他主持这所学校工作时建立的一些制度和办法，以及设置的课程是一直被延续着。后来，这所边区师范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合并，于1946年9月更名为行知中学，成了陕甘宁边区学习和践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榜样。

　　董纯才在革命根据地为传播生活教育思想也作了很多工作。1940年9月，在徐特立、董必武、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董纯才与二十多位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生活教育社成员一起，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董纯才在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的成立大会上，介绍了开展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号召大家结合边区的实际，认真研究和宣传生活教育思想，推动边区教育工作的开展。1942年1月，董纯才又参与了陕甘宁边区新教育学会的创办工作。这个教育社团以徐特立为理事长，董纯才也被选为理事。其任务是研究新的教育理论，帮助地方教育的实施，广泛宣传教育的意义，团结边区内外的教育工作者，建立教育上的统一战线。新教育学会成立后，把研究和传播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也作为一个重点。其成员和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的成员一起，写文章介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召开各种会议宣传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编辑出版《行知教育论文选辑》等陶行知的著作，这样就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了。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内设立了中国教育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维汉兼任。董纯才作为研究员，是这个研究室的重要成员。当时，设立这个研究室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总结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践经验，培养掌握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研究室确定由董纯才等同志负责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由陶行知的另外一位学生张健负责研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还有的同志负责研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以及沦陷区的教育。

　　由于在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的时候李维汉正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所以他对陶行知也是比较熟悉的。这样，在李维汉、董纯才和张健等人的推动下，中国教育研究室就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与边区教育的结合列为研究重点之一。为此曾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讨论会上，董纯才、张健和李维汉都作了重点发言。李维汉在发言中指出：陶行知在五四运动之后已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义的道路，他在教育上是沿着杜威主义→生活教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道路发展的。他的生活教育有三个基本思想：一是主张生活教育，反对与生活脱离的洋化教育和传统教育；二是主张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反对教育和文化为少数人独占；三是主张教学做合一，反对为读书而读书。这些思想是进步的，应该肯定的。对于这样的分析和评价，董纯才是完全同意的。

　　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生活教育思想在陕甘宁边区的广泛传播，已经对边区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的作者明确指出，在整风运动以后，陕甘宁边区“实行‘人兴财旺’的教育工作方针，教育解决了老百姓的疾病问题、生产问题，于是出现了群众自己起来办教育，使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实际上是陶行知的‘生活和教育统一’思想的发展。”无庸讳言，董纯才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所做的，也就是要把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以促进边区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抗战胜利后，董纯才到达新开辟的东北解放区工作。他最初是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来负责编写中小学教材。当陶行知病逝以后，他就在1947年7月月撰写了《一个人民教育家所走过的道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董纯才指出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坚强不屈的民族战士和民主战士”。在一二九运动以后，陶行知“就大踏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跟着毛泽东的旗帜前进。”这个时期，董纯才在实际工作中依然着力传播和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时时处处把教育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办教育。

　三、改革开放后继续推动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在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的时候，北京、上海等地都举行了十分隆重的纪念活动，有关部门还编辑出版了《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论文集》。这个时期，宣传和研究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文章常常见诸报刊。这说明：当时已经为传播和践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但是，由于在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过程中，对陶行知也进行了极不公正的批判,还给生活教育理论贴上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标签。当时, 董纯才还在东北工作。在他的心里，对这样的批判是持保留态度的。

　　1956年年初，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其后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初民等党外著名人士提议要客观公正地对待陶行知。董纯才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他完全赞成邓初民等人的提议，并支持邓初民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要求为陶行知平反的文章。但由于其后开始了反右斗争，邓初民等人的提议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后，董纯才率先对陶行知做出了公正的评价。那是在1978年年底，董纯才刚刚担任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就有日本中国研究所所长斋田秋男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斋田秋男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着手收集资料，进行陶行知研究，是日本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知道董纯才和陶行知的交谊很深，于是一来北京就提出一定要向董纯才请教一些有关陶行知的问题。董纯才欣然表示同意。在接待这位日本学者的时候，董纯才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见解，实事求是地介绍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介绍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在解放区的影响。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陶行知学习。董纯才的话使斋田秋男产生了共鸣。于是他回国后根据董纯才提供的材料写成了《陶行知和解放区教育》一文，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发出了重新研究陶行知最初的声音。

　　1979年3月，陶行知的一位挚友陈鹤琴给教育部负责人写信，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和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同年7月20日，董纯才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后不久，主持召开了纪念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四十周年座谈会。同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教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礼锐撰写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作用》，建议对陶行知“给以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批判地继承他这份珍贵的教育遗产”。后来有人发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于是《教育研究》就开辟专栏发表研究陶行知的文章，此后，全国许多报刊相继跟进，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研究陶行知的热潮。

　　当此之际，董纯才仿照陶行知在五十多年前写《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的形式，于1980年3月8日下午，约请钱素文前来访谈，也做了一篇《答客问》。

　　在这篇《答客问》中，董纯才对陶行知重视实践、打破师生之间的鸿沟，以及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在晓庄学校保护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思想、品格和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也指出陶行知忽视理论，在学校里取消了系统的科学知识是不可取的。另外，他这时说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还拿不准。应该说，这是当时董纯才的真实思想。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有些看法是受建国以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产生的迷茫。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作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决定要亲自领导对陶行知的研究。

　　1980年，在董纯才的主持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成立了由郭笙研究员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并将刘硕、顾延藩、夏德清、金元逊等科研人员借调过来专门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经验。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根据董纯才的指示，先后到安徽、江苏、南京、上海、重庆等省市广泛征集有关陶行知的文章著作，走访陶行知当年的同事、学生和知情人，考察当年陶行知活动的地方，在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 “建国以来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论”的材料，撰写了《陶行知年谱稿》，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实质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于是董纯才与研究小组的同志一起，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向有关领导汇报了研究陶行知的情况，并建议应该纠正把陶行知当作实用主义教育家和改良主义教育家的看法，党和政府应该对陶行知做出正确的评价。

　　1981年，在董纯才和刘季平（文化部负责人）、张劲夫（财政部部长）、方明（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许多与陶行知共过事的老同志的呼吁下，由全国政协出面，举行了“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这次大会上由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主持，董纯才不但出席了大会，而且根据他的指示，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郭笙等同志为大会起草了主题报告的初稿，即胡愈之在大会上的讲话稿。讲话稿中称陶行知为“同志”，指出“在纪念陶行知同志的今日，重新研究和学习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思想，肯定他在革命教育事业中所作的伟大贡献是十分必要的。”

　　这次大会对于纠正建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否定陶行知，否定生活教育思想，还陶行知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本来面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董纯才为筹备召开这次大会所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根据董纯才的指示编辑的《陶行知教育文选》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它为进一步开展陶行知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资料。

　　四、澄清一个误会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董纯才为了传播和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一直是很努力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一些陶研工作者产生了误会，而且久久不能释怀。

　　这件事情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陶研热兴起后，有个省的陶研工作者提出要成立陶行知研究会，并请董纯才支持这件事情。而董纯才不仅表示不同意这么做，还说：“像徐特立那样的老革命教育家也没有成立研究会，怎么还能成立陶行知研究会呢？”于是有些陶研工作者就认为：董纯才是不支持开展陶研工作的。

　　这些陶研工作者显然是产生误会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董纯才不同意那个省成立陶研会其实是另有缘由的。

　　原来，在1981年9月，董纯才曾与李维汉、成仿吾、周扬、陆定一等同志一起联名给中央写信，倡议成立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这封信送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处。胡耀邦总书记看过这封信后，曾批示不同意成立这种类型的研究会。批示中还说：如果徐特立在世，他本人也是不会同意成立这个研究会的。

　　那个要成立省陶行知研究会的事恰恰发生在胡耀邦批示下达之后不久，所以很显然，当时董纯才讲的那些话，不过是用他的口转述了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精神。但董纯才却万万没有料到，因此会引发这么大的误会。

　　对于陶研工作者产生的这个误会。董纯才后来虽有耳闻，但也不便作什么解释。只是有一次，在向国家教委申请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课题研究经费时，董纯才让笔者写一份报告，笔者为了衬托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在报告的初稿中就写了一句“为开展陶行知研究成立了基金会，提供了经费保证，那么对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的研究，更应该给予比较充裕的经费支持。”董纯才看了笔者写的这个初稿，立即指示笔者一定要把这句话删掉。并且说：“他们（指陶研工作者）已经误会我不支持陶研会了，我也不便解释什么，但你这么写，会更加深他们的误会。”是啊，董纯才还能说他当时是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在讲话吗？

　　这里还要讲讲另外一件与此有关联的事情。那就是，董纯才从1984年7月以后正式主持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史课题的研究工作。课题目标是征集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编辑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汇编、编写全国的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大事记和教育史。当时，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区的近千名科研人员参与其事。为了交流经验，沟通信息，研讨革命根据地教育史上的有关重要问题，有些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应该成立一个“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研究会”。但董纯才一直没有同意这件事。还有，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湖北省成立老区教育研究会成立时，曾邀请他回去参加。但董纯才连一封祝贺信也没有写，只是让笔者代他到会表示了一下他是支持成立这个研究会的。由此可见，董纯才对直至他逝世时还念念不忘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研究，在成立研究会的问题上也是不很积极的。

　　现在，董纯才早已逝去。笔者觉得，我们大家当前应该做的，是消除误会，永远记住董纯才和其他陶研前辈在传播和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方面做出的贡献，团结起来，共同推进陶研工作的开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奋然前行。倘若陶行知地下有知，我相信，他也是同意我们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