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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莼:治学严谨,坚持真理,敢于直言

发布时间:2020-09-0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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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简介: 

  杨东莼(1900—1979),男,湖南醴陵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学者,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早期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后,首任广西大学校长,历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四、五届人大常委委员,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3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第四届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第五届中央副主席。 

  他勤奋写作,译著有《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狄慈根哲学著作选》,著作有《中国学术史讲话》、《中国文化史大纲》、《高中中国史教科书》、《何物自由主义》等,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新闻作品。他治学严谨,坚持真理,敢于直言,具有中国史学家传统的史德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 

 

  个人事迹: 

  杨东莼(1900-1979),原名岂匏,号人杞,湖南醴陵人。1919年求学于北京大学。1921年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去了日本。1930年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教授、香港达德学院代理院长、香港《大公报》顾问。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馆长,政协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秘书长、副主席。 1932年10月至1934年5月任广西师专首任校长。杨东莼在广西师专任职期间,聘请了国内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学校办得很有特色,成为当时国统区一所民主的进步的学校。1950年2月,学校再次并入广西大学,始称师范学院,后称文教学院。1950年3月,杨东莼到位于桂林将军桥的广西大学本部就职,担任广西大学校长,至1953年夏。

  首任校长。1932年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培养新政人才的重要措施。而邀请什么人物担当首任校长之职,这个问题摆在了时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的面前。正当李任仁心中无底之时,白崇禧的作战室主任参谋刘斐,有一天突然跑来向他推荐杨东莼做校长。刘斐对李任仁说:“杨东莼是北京大学高才生,又留学日本,是大学问家,做师专校长完全够格。” 李任仁曾是白崇禧的小学老师,比白崇禧年长6岁,两人过从甚密。他也知道刘斐与白崇禧关系非同一般,刘斐的岳父是小有名气的老中医,曾经救过白崇禧一命,白崇禧便把刘斐带在身边悉心栽培以报救命之恩。刘斐提供的人选杨东莼是个小有名气的进步学者,又是经过白崇禧首肯或授意而提出的,李任仁自然完全同意这个提议。杨东莼与刘斐皆为湖南醴陵人,年纪相仿,是“幼同里,长同校”的好友,但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杨东莼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23年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之路。刘斐则在白崇禧的培养下成为桂系的青年军官。 1927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不能在长沙立足的杨东莼在友人资助下于12月东渡日本留学。恰巧此时刘斐也在日本,他是被白崇禧保送至此学军事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杨东莼与刘斐在东京街头巧遇。两个多年未见的同窗好友,做梦也没想到能在异国重逢,格外惊喜。刘斐学成后回到广西,继续留在白崇禧身边工作。心头牵挂的一件事就是把杨东莼推荐给白崇禧,但苦于未遇到合适的机会。

  1932年初,李宗仁、白崇禧决定设立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址选在桂林南郊雁山脚下的西林公园(今雁山园)。到秋季入学时,筹备主任唐现之已把学校筹建了起来。请谁来担任校长?刘斐终于找到了这个适合杨东莼大展身手的好职位。刘斐思维敏捷,雄辩滔滔,决断后的事很难采纳他人的意见,但他对杨东莼却是虚心求教,即便意见相左也能接纳。这不仅仅是因为旧日友情,还因为与杨东莼在日本相遇后,刘斐眼见着这位昔日北大才子逐渐成长为英姿勃发的青年学者——抵日后杨东莼翻译、著述多有成就,他翻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出版后在中国学术文化界广受好评;他撰写的《本国文化史大纲》由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出版后影响甚大。

  李任仁同意聘请杨东莼出任校长。刘斐旋即写信给正在上海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杨东莼,通知他速来桂林任职。

  1932年8月,32岁的杨东莼从上海来到桂林。刘斐和桂林县县长田良骥等人陪同他前往省府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见面。白崇禧叮嘱杨东莼要想办法办好广西师专,为广西培养更多的人才。就这样,在刘斐一手推荐之下,杨东莼得到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认可,顺利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首任校长。就职演讲

  1932年10月初的一天,杨东莼在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桂林南郊雁山脚下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2日,举行了广西师专第一届学生开学暨校长就职典礼。李任仁对杨东莼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之后双手捧着一枚用红绸包好的校印交给杨东莼,以示郑重授权。

  典礼上,首先由李任仁发表训示,阐明开办广西师专的意图。他说:“要谋求中国的出路,便要找农民的出路,着手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文化,领导农民作各方面的奋斗。”接着,由筹备主任唐现之介绍学校筹备的经过。

  继之,杨东莼作了长篇答词,阐述创办师专的特殊意义、自己的决心和办学理念。他说:“在这国难当头农村经济日益破产而危机四伏的时候,广西省政府能够拿出12万元的开办费和每年9万余元的经常费来创办师专,实在有它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师专是对现有的学校或过去的师范学校革命而产生的——这便是创办师专的特殊的意义。”他分析了中国的教育,认为:“过去30多年的教育,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是摹仿外国的,是盲从外国的,总括一句话:就是把外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设备和教育方法整个地搬运到中国来,当时并不曾估量到中国社会到底需要哪一种教育,也不曾考虑外国的教育其发生的原因其存在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倘若我们依旧一样盲目地摹仿或移植下去,却不顾虑到教育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则我可以断定,无论以后搬弄哪一国的新花样,搬弄哪一样的新名目,结果,依旧无补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他强调:“我们这个学校办在广西,是用广西人民的膏血来办的,将来你们出校是要替广西社会服务的,所以我们这个学校的根据就在广西。”他阐述了学校的培养目标:培植能实现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这一宗旨的县教育行政人员及乡村师范、乡村中小学教职员。

  接着,杨东莼对自己,也对同学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我们要从今日起,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旨,努力干下去。”继而杨东莼又说:“我远从上海来,一不是想来赚钱,二不是想来培植个人势力,我对于你们用不着客气,也用不着巴结。假使我不尽责,你们可以不客气地监督我,我自己觉得真正无能力干下去时,我便告退,我以一身来,仍以一身去。这是我今天咬紧牙根斩钉截铁对同学们说的话。”

  讲到这里,杨东莼停下来,然后又说:“要达到上面所讲的这些目的,除了我们努力干下去,还有干的方法。但是,要谈到干的方法,又非把你们的传统观念和个人本位的习惯改变不可,所以本学期有三点要使你们改变过来。第一,在思想方面,要用团体生活的锻炼,去打破你们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观;要用勤劳的任事,去打破你们入学校混资格的观念。第二,要改变你们的生活态度,改革你们的斯文习气。使你们自动地处理一切日常生活。第三,改变你们的传统的学习方法,改变你们依赖教科书的习惯,完全侧重于自动研究、共同讨论及实际工作三者,而尤注重三者的循环性。……我们要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得到了良好的学习方法,训练好了向上的生活态度,然后才配谈到干字。”

  这既是杨东莼在开学典礼上的答词,也是他就任校长的一篇誓言。抑扬顿挫的答词,鼓动渲染的演讲,博得了学生们的喝彩。他的讲话被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所打断,最后的掌声经久不息。

  办学思想之争 

  杨东莼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后,与筹备主任唐现之在教育思想和政治观点上的矛盾渐渐显露。

  唐现之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深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倾向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他信奉“生产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中国衰弱的原因是贫、愚、私、弱、乱,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办好教育,发展农业生产。基于这一认识,他一心想把广西师专办成像陶行知的晓庄师范那样的学校。他要求学生有农民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传教士的精神,还为学校特设了“田”字校徽。唐现之为人正直,对社会现状也有所不满,但是不主张学生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不主张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

  杨东莼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学生埋头死读书根本不符合国家的需要。他不赞成“生产救国、教育救国”,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是帝、官、封的剥削和压迫,贫、愚、私、弱只是剥削和压迫的结果,是表面现象。如果倒果为因,只抓表面现象,那是自欺欺人。在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救中国。因此,他提倡学生多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关心国事,探究社会现实问题。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对广西统治者有限度的“开明”和“进步”,在蒋桂矛盾的夹缝里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培养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青年。他给教育注入了政治感和现实感。

  由于杨东莼与唐现之的政治观点和教育主张针锋相对,矛盾便逐渐激化起来,在同年底寒假前达到了白热化,并扩散到教师和学生中间去。1933年2月中旬,广西省政府把唐现之调回教育厅,由唐现之聘来的老师也陆续离开师专。从此,学校完全按照杨东莼的教育主张办学,这是学校前进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唐现之离开前夕,杨东莼为他召开了一个欢送会,会上他赞扬唐现之是学校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同学们的刻苦自学精神是唐现之一手培育起来的。唐现之也在会上称赞杨东莼是博学之士,是教育家,善于教育青年,勉励同学们在杨东莼的教育下发扬苦学钻研的精神。两位教育家给学生们留下颇深的印象。

  有几个学生对唐现之调离学校一事不满,要求退学。杨东莼同意他们退学离校。1933年秋季第二届同学入校后,几位退了学的同学要求复学。杨东莼本着爱护青年的愿望,从他们的前途着想,不计前隙,宽大为怀,爽然同意他们插入第二届复学。

  自由研究 

  杨东莼主持下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认真贯彻实施学习上“自由研究”和生活上“集体生活”的办学方针。

  “自由研究”原是教育家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提出的口号,目的是创造一种宽松、民主的环境,引导学生自觉地探求真理,独立地研究学问。杨东莼主政广西师专后,将这一思想带到了学校。为营造“自由研究”的氛围,杨东莼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开设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的课程。除开设传统的教育概论、教育学、心理学、教育统计、教育史、教材与教法等师范类课程之外,还开设了大量的哲学、历史、政治类的课程,如:社会进化史、中国通史、哲学、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政治学、伦理学、文学概论、世界形势等课程,启发学生用新的观点去分析时事和社会问题,以便充分认识时代和社会,明白社会变革的道理,了解当时革命形势与前途。各课程一般不采用固定的课本,教学方法不是采取注入式,而是提倡课堂讲课与学生自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启发式。上课时老师提出一个大纲,学生一面听,一面记笔记。其次,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学校的图书室对各种不同思想、不同流派的图书都兼收并蓄。如哲学方面,有唯物论的书,也有唯心论的书;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也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书,供学生们自由研究。学生上午一般上三四节课,下午就到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每周除两个下午上军训课外,其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或教室活动,时间全由学生自由支配。每个学生除依照各科老师的布置进行学习外,还制定了个人的自学计划,规定一个时期学习的目标、内容、进度,以及要解决的问题和具体时间安排等。再次,设立了班主任制度。班主任主要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和生活上的指导。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由班主任批阅,鼓励学生在日记中畅所欲言,班主任则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杨东莼认为,这是培养自由研究风气的一种有效方法。提倡自由研究,不是不要指导,也不是不要批评。班主任制度是使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共同促进教学的一种新的探索。此外,倡导实地学习。杨东莼认为,实地学习对学生的成长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所规定的课程,都是活的知识与活的技能,而不是死的书本,比如教育行政、乡村自治、医学常识、图书馆常识等等,都完全是从实地学习方面入手的。”为此,学校组织学生深入广西各地进行社会调查,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农村。师专成立初期,在学校附近的雁山村开办了一间村民小学(夜校),由学生负责办理。同时又在离校三四里的良丰圩上设立了一个民众教育部,陈列书报,出版墙报,代写书信及农村应用文。每逢圩日开展文化服务,帮助群众解决疑难问题,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有更多接触现实、了解社会的机会。

  集体生活 

  广西师专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或多或少沾染了自由散漫、狭隘自私、个人主义、因循守旧等思想和习气。为了克服这些不良习气,杨东莼到校不久,就在纪念周中多次作了关于集体生活问题的报告。在1933年初出版的一期《师专校刊》上,他发表了一篇《论集体生活与自我教育》的文章,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当时所处时代的特点,集体主义精神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个人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落后性,论证了自我教育的必要性。在1933年出版的《战时教育问题》一书中,杨东莼提出: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能把教育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把学与用、知与行联系起来;它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育。它的最高原则,就是在一切集体生活中,在一切集体组织中,于一定的计划之下,把一切活动、一切工作以及经常发生的事件,都认定是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也即是教育活动本身。这些思想对同学们的影响很大。

  杨东莼带领教师们设计了许多集体活动的措施,使大家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于集体生活,陶冶了集体主义的精神。首先,为集体生活安排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学生除入学交少量学费及一些个人生活用品自备外,都是公费。每人发两套衣服,一件棉大衣,毛巾、肥皂、笔记本也都统一发放。膳食每月6元,由各班学生代表组成膳食委员会自行管理。医药由卫生所全包。军训、宿舍的床位以班为单位,浴室是集体澡堂。编队、出操、内勤等,也都按照集体生活的要求安排。其次,以制度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杨东莼采取了一些很细致的措施:比如各届学生的编班,尽量把有同乡或老同学关系的学生分开,以避免形成小团体;各班教室的座位每学期要重新变动;宿舍是三四十人同住的大房间,床位也是每学期调换一次;膳厅的座位是全校各个班混合编席的,每个月末重新调换一次;每隔两三个月组织学生召开一次“生活促进会”,分班分组举行。这些措施看起来是小事,也颇繁琐,却增加了学生间互相接触、相互了解的机会,增强了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再次,成立了各种学生团体组织。为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共事能力,杨东莼鼓励学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种自我管理的组织。杨东莼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所谓组织,第一就包含有一个团体应保持严密的关联的意味,第二就包含有一个团体应具有铁一般的纪律的意味。”当时日常生活的团体,规模最大的是“健康委员会”,分膳食、体育、清洁、游艺4组;其次是出版委员会,分壁报、校刊、编剪、通讯4组;第三是剧团;第四是远足旅行团;第五是田间的工作小组。学校里经常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音乐演奏、唱歌、弈棋、打球,每学期开两三次联欢晚会,师生合演话剧和表演各种游艺节目,全校充满着团结和谐的气氛。此外,定期召开“生活促进会”。当时师专最具有集体主义自我教育意义的事情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召开一次分班分组的“生活促进会”。在会上,每个学生可以主动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开展自我批评,争取其他同学的帮助;同时也要对别人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这种方式加深了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也促进了自觉纪律的养成。

  虽然学校远离桂林城20余公里,师生们并不感觉生活枯寂,而是觉得严肃、活泼、舒畅、充实,弥漫着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风气,这正是“集体生活”措施的良好效果。

作者:     责任编辑: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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