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1月25日，是中国社会学自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以来最早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之一。为庆祝和纪念社会学所成立40周年，我们即将出版《初心不惑：社会学所40年》一书，其中收录了约20篇离退休老同志的口述史或自传体文章。经当事人同意，现节选并推送部分篇章，供读者深入了解社会学所几代同仁走过的不平凡岁月。

　　人物介绍

　　周建明，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研究员，中共党员。1982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上海APEC研究中心主任、海峡两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安全问题，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台湾问题，到社会学所后主要研究社会建设问题。

　　导言

　　我是2009年到社会学所工作的，2013年离开所长工作岗位，2014年退休。到社会学所工作是跨了学科领域，这几年中，对所里的建设有所意义、对我自己也有所收获的工作是开展社会建设研究、组织国情调研、参与民进中央调研等几件事情。

　　开展社会建设研究

　　到社会学所后不久，正逢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央对社会建设特别重视，上海还没有一家单位在社会建设领域有比较成熟的研究。社会学所与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合作，在社会学所建了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基地。在社会建设领域，社会学一般是从民间社会、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而社会建设其实是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群众自治、民生保障、社会治理都包括在内，但到底要怎样做还不明确。当时，所里这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要问到上海社会建设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关心的问题，还没有人能讲清楚。

　　要研究上海的社会建设，必须从上海的具体情况开始着手。2009年，我写信给市公安局领导，希望公安口能够对社会建设调研提供帮助。后来，市领导同意我们对公安部门进行调研，这是公安系统对系统外研究人员开放的难得机会。此次调研涉及到很多部门。我和同事花了两个多月，把公安系统的主要部门都走了一遍，对整个公安系统的运行、面临的问题有了较为具体的了解，也看到在上海不断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公安系统所承担的重任以及公安战士的巨大付出。这次调研除了给市公安局提供调研报告之外，我还写了一篇专报，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上海公安系统面对这么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和迅速增加的人口，现有警力配备与承担的任务相比严重不足，特别是上海即将举办世博会，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后来，通过市政法委才知道，这个专报由中央主要领导作了重要批示。

　　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以后，市委开展总结上海世博会经验的专题研究，由我们所承担“世博经验对上海社会建设的启示”专题研究。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调研机会，调研的时候就发动所的研究人员尽量全体参与。通过这个课题，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市区街镇在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方面的运作情况。最后，顺利完成了市委交办的任务。

　　2011年，我们所承担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研究”重大课题，在市相关职能部门和区县开展调研，以社会管理为切口继续深化社会建设领域的研究。当时，我们在理论上其实还不够自觉，在开展这项课题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特别清晰的框架，就是感觉基层碰到的问题很多，中心城区有中心城区的问题，城乡接合部有城乡接合部的问题，远郊有远郊的问题，上海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这一“三元结构”非常明显。

　　2012年，在既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我和同事一起延伸到城乡接合部研究。期间，对徐汇的华泾、长宁的北新泾、杨浦的五角场、普陀的长征等80年代由郊区县划入市区的建制镇进行了调研，对城乡接合部的经济发展、人口聚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干部编制配备、人民来信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其中，我们还承担了市社建办的“上海城中村治理研究”，对华漕镇的华漕、许浦两个村，梅陇的单双弄和刘家巷这些社会矛盾很突出的城中村深入调研。那时我们对于城中村做的典型调研比较深入，提炼的问题也比较靠得住，感觉是城乡接合部社会管理的问题，违法用地与社会管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比较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模式，中心城区的办法不适用于城乡接合部，更不适应于远郊，区域差别非常大。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上海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领域中，我们具体问题碰得比较多，虽没有形成系统的东西，但也提出了一些市委、市政府值得重视的问题，比如违法用地。在城中村调研中，我们发现，上机的统计数据和实际的数据差距非常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挤占上海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也将成为上海社会管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2012年夏，我以人民来信的方式向市领导反映，上海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主要在城乡接合部。后来，上海市决咨委对此课题立项，希望我们进一步研究。在对该课题进行了一年的调研后，我们的报告提出，城乡接合部的问题核心是发展中的违法用地（在没有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将耕地改为建设用地建厂、建房、出让、出租），上海很快将进入无地可用的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经济发展的无序和社会管理的失控。这是对郊区违法使用土地失控问题比较早提出警示的报告，后来，上海提出“五违四必”的行动，大力拆违，印证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

　　在对城乡接合部调研中，我们一头抓城中村研究，另一头抓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如普陀长征镇的新曹杨、崇明陈家镇瀛东村、闵行七宝的九星村，对上海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做了一点工作。

　　在上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将社会建设研究扩大到全国范围，这主要是与民进中央的合作。民进中央与我们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民进中央领导定期到院里听取意见。2012年，“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是中共中央委托民进中央的年度大调研主题。我又组建了课题组，在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的协调下，先后两次赴山东调研，在济南、泰安、潍坊、烟台等地进行专题调研，其中，泰安市是全国31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之一，获得了比较多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参与起草了民进中央致中共中央建议书。后来，这份建议书获得了4位中央主要领导的批示，为此，民进中央专门向我院发来了感谢信。

　　在对基层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村居一级负担很重，凡事要求留痕，不是照片就是录像，要填写的台账很多，严重牵扯了村居干部的精力。2013年，正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参加了市委召开的一次听取宣传系统意见的座谈会。会上，我反映基层负担过重，嘉定南翔镇的一个村需要填写236份台账的问题。市委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决定把为基层减负作为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的重要问题来抓。

　　通过这些调研，我们觉得，社会学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两张皮”：一边是规范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套系统。到了社会学界，不按照这套话语系统你没法与人对话；另一边是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央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具体部署所要推进内容往往属于另一个话语系统，如果按照社会学理论的话语，也无法接入，也会失去话语权。从这里，可以理解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两大系统的不同。如果对于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只在某个社会学理论领域内下功夫，那么要向智库转型特别是国家级高端智库转型的难度很大。

　　组织国情专题调研

　　按照我原来的想象，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很接地气的学科，对于像我们正处的大改革、大发展、大转型的时代，应该可以大有作为。但来社会学所后发现， 80年代以后，社会学的议题设置、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已比较系统地规范化了，科研人员即使研究实际问题，也是按照即有议题设置的规范进行，否则很难被社会学界认可，对于社会学议题设置规范以外的实际问题则关心很少。与此同时，即便进入一个实际问题，研究的注意力又往往被该领域和所在地域局限，限制了对整个国情——巨大的地区差别和不断变化社会——的了解。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进行国情调研对于开阔视野、启发思路以及接近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有帮助。因此，在社会学所工作期间，根据自己对国情的了解、已积累的工作关系和可动用的地方资源，我先后组织全所开展了三次国情调研。

　　2010年，社会学所组织去西北的甘肃和青海进行了一次国情调研。甘肃、青海是我从2006年以来去过多次的地方，我也帮助安排过院里后备干部去那里开展培训，相对比较熟悉。在甘肃，我们在兰州访问了一个由回族妇女马玉兰创办的以穆斯林妇女脱盲和孤儿养育为主的民间机构，这个机构主要靠社会捐赠维持，非常不容易。甘肃中部地区是极度干旱区，每年降雨量不到300毫米，蒸发量要在2800-3000毫米左右，也是深度贫困地区。其中，穆斯林居民占很大比重，除回族外，还有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等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的义务教育普及率低，很多家长不让女童上学，文盲率高，尤其是许多东乡族女孩十多岁就嫁人了，这些妇女随丈夫城打工后，不仅难以找到工作，在城市里生活也有很多困难：她们不会看路牌和公交车站牌，出不了门；带孩子去看病却进了理发店，因为里面的人也穿白大褂；进了医院不知道怎样挂号、看病、付费、拿药，更不用说辅导孩子的学习了。到本世纪初，兰州城乡接合部许多穆斯林进城人员的随迁子女还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我们去的这个民办学校是专门为这些文盲的女性穆斯林提供了一个扫盲的学习机会。穆斯林群众中还有一些孤儿，马校长的学校为这些孤儿提供住宿和学习环境。

　　在兰州，我们还走访了城乡接合部穆斯林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的七里河城中村社区，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也请兰州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杨文炯副教授做了“回族伊斯兰文化与汉族儒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专题讲座。后来，我们在调研中还去了全国第一个藏族自治县天祝县，走访了正在夏季牧场放牧的藏族牧民；也到了古浪县，去看了由英雄六老汉治沙的八步沙林场，和地处吉林巴丹沙漠的黄花滩国营林场，那里经过多年治沙改造，已固定了几十平方公里的流沙，并搞起了多种养殖，引入黄河水，成为移民的集中安置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时，专门去那里考察过。在古浪县，我们在由台湾企业家温世仁先生在黄羊川镇建的黄羊川宾馆住了一晚，参观了由温世仁、林光信先生在那里创办的用网络来改变西部教育、提升学生素质的“千乡万才”事业，并考察了当地的农村小学。

　　之后，我们去了青海。走访了藏族牧民东知布一家。2006年，我来这里时，认识了他家正在上高中的孩子多杰东知，并支持他完成了学业。为了欢迎我们，东知布原来准备杀羊款待，被我制止了，我们在他家吃了糌粑和自制的酸奶。东知布还拿出藏民只有在婚宴等重大喜庆活动中才穿的藏袍，让大家穿着拍照。由于他家唯一会讲汉语的多杰正在西宁学习，我们很难更多交流，但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做客经历，使得大家对藏族牧区的生产生活有了一些直观的印象。这次调研，让我们对典型的西北地区国情、对回藏等少数民族有了一些体察，对扶贫、治沙、民族宗教、国防建设等问题有了一些直观感受。虽然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所的同事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但有助于大家开阔视野，了解基层和西部的情况。

　　2011年，社会学所承担了总结举办上海世博会的经验，推进上海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课题。这一年，社会学所的国情调研组织去了汶川，考察2008年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工作。汶川是一个羌族集聚的县，本来耕地就不多，地震中许多耕地都毁了，灾后重建不仅要为灾民建房安置，还要重新安排受灾群众的生计。广东佛山市对口支援汶川县，短短两年，从成都沿岷江通往汶川县城的新公路已修起来，一个崭新的汶川县城也矗立在我们眼前。县里安排我们去了震中映秀镇和水磨镇。映秀中学的遗址被保留下来，时钟永远定格在地震发生时的“14：28”。在地震中，学校五层教学楼的下面两层完全垮塌下陷，上面两层几乎塌到了地面，可见地震之惨烈。现在，那里建起一个地震博物馆，普及地震知识，以纪念在这场灾难中逝去的生命。

　　水磨镇是灾后重建的样板，一个全新的小镇呈现在我们眼前。考虑到灾民不仅要安置住房，而且还要谋生，整个水磨镇在灾后重建中重新被打造为旅游小镇。镇上沿街建成了两层楼的安置房，底楼作为门面房，可以做生意，解决群众的生计问题，楼上为住房，解决生活问题，可见佛山市在对口支援中的周到考虑。遗憾的是，羌族群众的生产方式是亦农亦牧，不善经商，结果门面房都出租给了云南丽江过来的经营者，水磨镇的旅游开发就带有一些丽江的特征。

　　在参观考察过程中，汶川县领导向我们介绍，地震发生后，我驻外使馆向国内发回了外国专家的建议：对这种严重的地震灾害，救灾要急，重建要缓。三年过去了，重建基本完成了，现在回想当时的这个建议，还是有相当道理的。地震后，整个山体松垮，地基不稳定，重建中有的要快，有的必须要缓，否则，即便重建了，基础设施也很不易稳定与维护，不少道路重建后多次发生大雨一冲就垮的现象，多与地质不稳定有关。对汶川地震灾区重建的考察，使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也对灾后重建中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重建、生计重建都有了一些思考。

　　2012年，我和几位年青同事参与了民进中央年度大调研课题——“创新社会管理 加强基层建设”。在调研过程中，我结识了山东省民政厅和济南市的一些领导，也考察了一些城乡社区示范点和基层建设典型，以此为基础，我们把当年所的国情调研安排去山东开展，主题是“城乡社区建设创新”。在参观考察中，我们去了济南市天桥区大桥街道、章丘市、济宁市的邹城市考察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去了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大陡山村参观学习，在济南大学与包心鉴教授和社会学同行就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进行了学术交流。山东的社区基层的公共服务设施、资金保障的条件不如上海，但在工作推进上很有自己的特色。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在上海调研的基础上，对城乡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差异，特别是上海与其他省市的差别有了初步的印象。

　　此次国情调研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大陡山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这个村到90年代已经沦落到村穷人散的地步。当时已考上公务员、在镇里担任团委书记的苏庆亮主动向组织要求回村担任书记。从为高速公路建设提供绿化树苗起，苏书记带领群众一步一步把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当时，村里正在搞南茶北种，从南方引进茶树，发展出一种非常有特色的茶叶，并通过合作社重新把村民组织起来，农田由集体统一耕种，村民参加多种经营，硬是改变了这个村的面貌。经过几年的奋斗，生产发展了，年轻人也开始回来，村庄显示出生气。我们去时，村里已盖起客房接待游客，正在向旅游业转型。2012年我在陪同民进中央领导来村考察时，他们播放了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过程中村党支部的民主生活录像，党员们真刀真枪地向苏庆亮书记和村主任提意见，令人印象深刻，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去的时候，一群老年妇女在村场上正围在一起给玉米棒脱粒，自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已经很难再看到这种集体劳动的场面了，所里一些农村家庭出身的同事看到那个场景非常感动。我觉得来这样的村学习考察，对我们这些研究社会学的人来说很有必要。苏庆亮书记作为领头人，个人牺牲也很多，为了工作，连妻子生产时都无法赶到医院陪在身边。遗憾的是，我2017年再次前往大陡山村访问时，才知道苏庆亮书记已于几年前因心肌梗塞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享年47岁。苏庆亮同志被山东省委授予“时代楷模”“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为学习和纪念他，2018年山东省专门拍摄了电影《苏庆亮》，已在全国上映。当你走近这样一位奋斗在基层一线的优秀干部，感受一个村庄和群众精神面貌的变化，心里总会激动不已。

　　参与民进中央调研

　　退休以后，2016年起，我与几位同事开始比较系统地参与民进中央的调查研究。其中，比较大型的两次就是2016年和2018年的年度大调研，2016年大调研的主题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扎实推进农村扶贫供给侧改革”，主要调研地点在湖南；2018年的大调研的主题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完善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主要调研地点在四川。其中，2016年的大调研报告也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批示，后来中共中央要求民主党派参与扶贫民主监督，我也就被聘为民进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顾问。

　　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调研精准扶贫的推进情况。2017年，我们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调研，发现深度贫困地区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贫困问题，还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因素，是一种综合性贫困，相应的资源也严重不足，提出对深度贫困地区加大帮扶力度的建议。后来，这份报告中央主要领导作了批示。在调研基础上，以后又陆续写了一些调研报告，其中，一篇关于脱贫攻坚亟待重视的几个问题，还有一篇及早谋划“健康扶贫”与“健康中国”的衔接问题，也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

　　在对脱贫攻坚调研的同时，我进一步关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问题。参与民进中央的调研，使我有机会去各地跑，了解新鲜的经验。其中，印象深刻是广东清远和山东烟台，这是成建制地以地级市为单位推进乡村振兴，有一套系统的认识和措施，在全国也有推广的价值。同时，也看到很多问题，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的演变，有了从历史到现实较为深入的认识，从道路到体制、从方针到具体政策，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对于社会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新时期，本身是处于大转型、大发展、大变动的时期，没有一门现成的社会学理论可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西方的这套形式理论有它的合理性，需要借鉴，但不能起到指导中国怎样在社会领域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把科研人员的时间腾出来，在做好科研的同时，每年都拿出一点时间到下面去走一走，这个还是有点好处的。我觉得，社会学这个学科，随着发展，以后会越来越被实践的发展牵着走，就算是做理论的，以后也必须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学术素养或是学术基础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需要学术关怀，要对中国的发展有关怀，中国到底走什么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一些理论解释并不是不能用，而是必须要回到社会现实看看中国到底该怎样。而且，哪怕是我们自己国家搞出来的东西，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也有一个很长的认识深化、修正的阶段，在文件规定与现实实践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总之，只有立足中国，立足实践，才能更好地放眼世界，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道路，走出一条真正能为党和国家起参谋作用的智库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