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理论与外物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指出过，这里所谓的知识创新主要指的是经验知识。所谓经验知识涉及到的是研究关于外在自然界、社会及人自身等对象而形成的各种知识理论体系。对经验知识我们也曾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并详细解读了形成知识体系三要素中逻辑的论证，这一最为重要的要素。显然上述讨论的重点在于知识本身，但由于经验知识是关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研究而形成的。现在的问题是，通过这类途经而形成的知识理论体系与外在的对象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关系呢？知识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分门别类，但是其所研究的对象也有着同样的区分吗？更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任何知识理论体系都是由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的。而概念、判断和推理又都必须以语言为其基础才能组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语言或概念与其所反映的外界对象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本质性区别呢？我们下面就先从逻辑分析方法本身来开始讨论上述涉及到的各种重要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前后，分析哲学曾经在西方哲学界有过强大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影响。其时的维也纳学派就坚信逻辑分析方法是哲学研究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方法。尤其在知识论的研究领域内哲学家们运用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现在看来，这样的看法自有其偏颇之处。但我们应该承认的是，逻辑分析方法是知识理论研究或表达的必要方法。

　　具体说就是，如果没有逻辑分析方法，那么知识理论的研究确实会举步维艰，难有所获。然而我们同时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只有逻辑分析方法也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经验性知识理论体系面临的种种问题，更难以解决知识创新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且某些生命哲学家们对此有着更为极端的看法。他们认为，逻辑分析方法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哲学或知识论所要解决问题，却有破坏哲学或知识理论体系的嫌疑。在他们看来，逻辑分析方法走到哪里，哪里的哲学或知识理论体系也就随之消亡了。对逻辑分析方法做如斯观，虽不免有失公允，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的。

　　在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看来，哲学并不是与科学并列的一种学科，而仅仅是一种活动，一种分析科学命题究竟有无意义的活动。所以哲学如果有其存在权利的话，那么它也只不过是科学的一种工具。维也纳学派哲学家们所理解的科学实质上所指的就是知识理论体系。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是一位首先从西方引进数理逻辑的学者，十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自觉地以这一方法构造了自己庞大而精密的形而上学和知识理论体系。但他却明确地指出，逻辑分析方法本身是有局限性的。

　　在进行哲学思维的时候，我们必须或者说不得不遵守逻辑分析方法的法则，逻辑分析方法的法则是与思想的任性和随意不相容的。于是，金岳霖这样说道：“希腊的Logos似乎非常之尊严；或者因为它尊严，我们愈觉得它底温度有点使我们在知识方面紧张；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紧张，在情感方面难免有点不舒服。”[1]在其哲学思想体系中，他没有把逻辑看作是最高的境界，而是把逻辑置于中国的概念“道”之下。在他看来，“道”才是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道”得到了希腊逻辑的补充和加强，虽然不免多少带有点冷性，“可是‘道’不必太直，不必太窄，它底界限不必十分分明；在它那里徘徊徘徊，还是可以怡然自得。”[2]

　　金岳霖本人也曾经这样说过：“哲学就是概念游戏”。所谓的概念游戏是说，哲学家的职责是对概念做精深细致的分析，揭示出被分析概念的种种含义及与其他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金岳霖这种说法就是典型的分析哲学家的说法。记得好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说过，哲学有两种，一种是公布于众的哲学，这样的哲学的任务是对所使用概念做细致精深的分析。还有一种哲学是自己私下里所信奉的信念体系。其实在金岳霖的内心深处，哲学也有两种，所不同的则是，他将这两种哲学都公布了出来。他的知识论研究所运用的是逻辑分析的方法，而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所运用的则主要不是分析的方法，或者说Logos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不是最高的。

　　正是在这后一种意义上，金岳霖指出，概念越是分明，就越不能具有暗示性。因此他这样说道：“然而，安排得系统完备的观念，往往是我们要么加以接受，要么加以抛弃的那一类。作者不免要对这些观念考察一番。我们不能用折衷的态度去看待它们，否则就要破坏它们的模式，这里也和别处一样，利和害都不是集中在哪一边。也许像常说的那样，世人永远会划分成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而且分法很多。可是撇开其他理由不说，但就亚里士多德条理分明这一点，尽管亚里士多德派不乐意，亚里士多德的寿命也要比柏拉图短得多，因为观念越是分明，就越不能具有暗示性。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3]

　　冯友兰也有着几乎同样的看法。他早年是由于自学逻辑学而走上了学习和研究哲学的道路。他认为“逻辑是哲学的入门。”正是逻辑学引导着他走进了哲学的殿堂，所以他也就十分强调逻辑分析分法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就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重要的是这个方法，而不是现成的结论。中国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说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了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问：‘你还需要什么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头。’逻辑分析方法就是分析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4]

　　可见，冯友兰对于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早期的哲学创造活动所运用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方法似乎就是逻辑分析方法。但在中年之后，特别是在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他逐渐地意识到了，逻辑分析方法并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的方法。于是他这样评论道：“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方法。可是写了这部书（《中国哲学简史》）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很重要……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下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或者说，负的方法对于形而上学来说或许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于是，他又这样说道：“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5]

　　在冯友兰看来，逻辑是哲学的入门，但要达到哲学的最高境界却不能仅仅依赖于逻辑分析的方法。这样的看法是冯友兰完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创建之后形成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反复地指出，哲学的功用并不在于使人获得更多的知识，而在于使人提高其境界。“新理学”认为其使命在于使人成为圣人，达到一种崇高伟大的精神境界。在此境界之中，人自觉到自己与宇宙为一。与宇宙为一，在冯友兰看来，也就是超越了理智，达到了一种形而上的境界。我们追求这一境界的过程始于分析经验事物，所以我们也就不得不依赖于逻辑分析方法。

　　但是哲学所要达到的顶点却是超越经验的。冯友兰明确地说过：清晰思想不是哲学追求的目的，但它确是每个哲学家所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这也就是说，逻辑分析方法是哲学的手段或工具或训练，而不是哲学的真正的目的。哲学的真正的目的是追求最高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不是借助于支离破碎的逻辑分析方法所能够做到的。在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之前，我们要说很多的话，要写很多的书，做很多的讨论或分析。但这些仅仅是进入哲学顶点的学术性的预备功夫，它们本身还不就是哲学。只有在静默中你才有可能领略到哲学的最高顶点或最高境界。[6]

　　如果沉湎于逻辑分析方法，把这样的方法本身看成是哲学的目的或哲学本身，认为论证或分析是哲学的核心，就无疑是误解了哲学的性质，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这样做，诚如金岳霖所说的那样，“哲学家就或多或少地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7]如斯，哲学也就成为了布满技术性的问题，掌握它需要时间，需要训练，需要学究式的全神贯注于技术性或方法论的问题。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哲学工作者往往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全然不知哲学为何物。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就是误入了此种歧途之中。严格说来，他们不能称之为哲学家，充其量只能叫做哲学工作者。因为真正的哲学家，在金岳霖看来，“从来不但是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念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8]把逻辑分析方法或论证看作是哲学的核心，就会使哲学和哲学家分离，这就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及其生命失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未完待续……）

　　（胡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博导，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曾任民进中央常务、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中国现代哲学会副会长等。发表专著12部、合著6部、主编6部、参编2部、译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约200篇。）

　　[1]金岳霖：《论道》，第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2]金岳霖:《论道》，第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3]《论道》:第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78-3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87页。

　　[7]金岳霖：《论道》，第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