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从宏观层面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总规模超过30.2万亿美元，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约占全球15.6%，仅次于美国，占我国GDP比重达到34.8%。在产业层面，不同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新一代信息技术集中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制造业数字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企业层面，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差异较大，行业领先企业抢占数字化主动权，中小企业数字化进程较慢。

　　为加强数字经济发展，有效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进一步梳理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明确政府、市场职责与边界，通过政府-市场双元协作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建议：

　　一、强化政府政策支持，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1.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制定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实现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战略的相互协调。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套的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路线图。

　　2.厘清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力。梳理工信、金融、公安、网信等部门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各自职责边界，注重包容性和公平性，构建主体明确、分工协作的治理结构，推动多边监管，形成监管合力。

　　3.推进数据安全法规建设。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添加数字产权司法保护的内容，逐步弥补法律确认难、保护范围有争议等数据产权保护的漏洞。推进《数字经济法》的出台，特别是加强对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安全风险防范。完善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储存本地化等方面加强监管。

　　4.加大数字经济财税优惠力度。以财政部为主导，以对数字经济企业金融财税的优惠供给推动企业加大数字化研发投入。提高数字技术、产品研发费用在应纳税额时加计扣除的比例，探索与数字经济发展特征、产品形态、价值链条更相匹配的税收征管制度。

　　5.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信部为主导，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布局支撑数字经济的基础网络体系，加速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与大型平台企业共建共营数字化转型的通用性基础软硬件和应用平台，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

　　6.构建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以国家统计局为主体，将数字经济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中，建立对数字经济规模和贡献的测度标准，扩展多种核算方法。构建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二、政企合力充分挖掘市场潜力，保障数字经济发展要素基础

　　1.加快自主工业软件开发。部署一批面向制造工艺和制造流程的研发设计类及生产控制类工业软件重大科技专项，以优秀制造业企业为核心，以“政产学研”合作创新为模式，加速成果转化及与垂直行业技术的深度融合。

　　2.加速数字化赋能平台建设。政府推动大企业搭建工业云平台，建立工业互联网系统，形成基于大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平台和面向中小企业的安全稳定的数字化赋能平台。监管部门需重视平台企业成本定价、用户使用规则、信息安全等，保护平台使用企业的利益。

　　3.推动数字化转型服务型企业和行业数字化标准发展。政府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先行数字化转型，形成数字化赋能能力，向同领域企业输出数字化转型服务。将经验转化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模式，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基础通用标准、关键技术标准、业务标准、服务标准等，以标准带发展，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长远发展。

　　4.强化数字化人才培育。政府选择一批国内重点高校，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专业教学，布局面向细分垂直领域的跨界技术人才培养。以校企深度联合培养为手段，针对行业发展与需求培养具有实操能力的应用人才，重视数字化管理人才的培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叠加春节期间返乡群体滞后返工等因素，对民营企业相对集中的制造业、交通运输和旅游餐饮等服务业造成巨大冲击，这对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已经处境异常艰难的民营企业如同雪上加霜，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几乎陷入“绝境”。当前民营企业主要面临以下困难：

　　一、复工开工时间被迫延期。由于各地政府对外地务工人员返城以及企业复工时间的限制、员工实际返工难、复产中的防护标准和物质条件不足等原因，民营企业复工被迫推迟，期间承受着税收、利息、租金、保险以及固定资产折旧等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大量熟练技术工人流失的压力。

　　二、订单延期交付造成损失。制造业订单交付出现延迟，不仅使本行业和企业面临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到上下游产业和企业的合作。生产企业将面临扣款和失信，尤其是出口行业的订单可能面临更大损失。

　　三、支出成本压力过大。推迟复工、外地员工被隔离期间，民营企业仍然面临各项固定费用支出。据了解，85%左右的民营企业账上现金余额最多维持3个月。以一家170位员工的民营企业为例，如果一个月完全停止营业，企业主就得为各项成本预备400-500万现金流。

　　四、资金周转面临困境。许多民营企业的资金周转本来已经很困难，一旦碰到企业偿债高峰期，企业资金链就极有可能断裂，会导致一系列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等风险，影响后续经济走势。

　　为此，建议：

　　一、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和有针对性。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且民营企业相对集中的行业给予专项税收减免，进一步扩大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范围。发行适当数量和期限的特别国债，适当提高赤字率，帮助地方政府解决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加大对交通运输、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投资。

　　二是货币政策需适当宽松。鼓励但不强制商业银行对主要疫区下调贷款利率，尤其是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给予支持，给予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政策支持。建议在二季度疫情缓和后开始进一步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探索对疫区重点金融机构定向降准等措施。

　　三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确保2020年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年同期。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通过续贷、贷款展期、调整付息方式、减免罚息等措施，减轻企业还款压力。提高信贷审批效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推出更具针对性的专项应急基金，向处于财务困境的中小微企业进行政策性贷款，并短暂放松银行对中小微企业借贷的资本监管要求。

　　四是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通过临时性短期融资为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的困难民营企业提供周转资金。加强政府政策性担保力度，出台风险共担措施。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排查梳理民营企业债务，关注民营企业的资金如期兑付工作，缓解企业还债压力。通过政策鼓励和适当补贴，鼓励各类园区、双创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等载体（业主）减免对中小微企业房租。

　　五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协调各方资源，帮助民营企业宣传展示企业、提升品牌。鼓励受疫情影响较轻的大企业与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中小弱势企业互利合作。积极表彰和大力宣传在抗疫战中表现优异的民营企业家，增强企业家信心。

　　六是千方百计稳定就业。鼓励企业与职工协商采取远程办公、轮岗值班、待岗等多种形式稳定工作岗位。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同时，延长的假期及推迟开工的期间内可按一定比例支付基本薪酬，避免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在复工后大规模裁员。对疫情期间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进一步加大失业保险费返还力度。

　　（注：本文为民进中央提交全国政协大会提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