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过年，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家家户户都要买年画来贴。老家那爿门面并不大的新华书店里，到了年根时总是人流熙攘，人头攒集，大家仰着头看书店墙上挂着的那些色彩鲜艳琳琅满目的年画，心里盘算着买哪几张。那时年画大约也就几分钱一张，最多一角钱，哪怕日子再窘迫的人家，也都要挑上一张两张回去，家里贴了年画，似乎才有喜庆的气氛，像个过年的样子。

　　我乡下的几个舅舅，每年临到年关时都会来县城，有一件重要的差事就是买年画。我曾经跟着大人去书店，看他们挑选喜欢的年画，看营业员手脚麻利地把年画卷成一个个长筒，外面再用一张手掌宽的黄纸条糊住。大人们让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些长纸筒回家，我有时会调皮地拿这些长纸筒当望远镜来看，还能闻到年画上油墨的清香。

　　那年头流行样板戏，所以不少年画都是样板戏的剧照，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张：一是《红灯记》里李铁梅手托红灯，一是《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到现在还是忘不了。当然也有不少领袖的形象，特别是那张《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身着长衫手拿油伞的经典画面，深深印在脑海里，难以忘怀。去年寒假我还特意去了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纪念馆参观，为的就是抚慰自己的这种怀旧心理。

　　时移世异，现在每逢新年，贴春联、福字的习俗仍在沿续，但贴年画显然已经不流行了。所以年画这种东西，慢慢已经成了古董，只有在古玩收藏品市场里才能见到了。不过不可否认，年画曾经是中国人过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样重要物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年画也可以说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物之一。

　　年画，俗称“喜画”，旧时人们盛行在室内贴年画，目的是为祝愿新年吉庆，驱凶迎祥，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因此，年画可以说是过去中国民间最普及的艺术品之一。年画这种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其名称也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宋时称“纸画”，明代则称“画贴”，清代称作“画片”“画张”“卫画”等，直到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光庭的《乡言解颐》一书中始见“年画”一词。之所以叫“年画”，因其过年时张贴，每年更换，或张贴后可供一年欣赏之用，故名。

　　年画历史颇悠久。有一种说法，年画和春联一样，都起源于“门神”。传说唐时宫廷闹鬼，唐太宗李世民梦里常闻鬼哭神嚎之声，夜不成眠。大将秦叔宝、尉迟恭二人自告奋勇，全身披挂地站立宫门两侧守夜，宫中果然平安无事。李世民感激两位大将辛苦，心中过意不去，遂命画工将两人威武形象绘于宫门之上，称为“门神”。故后世看到的门神画，都是两位武将的模样。其实从文献记载来看，门神的来历似乎要久远得多，在汉代民间已有门上贴“神荼”“郁垒”神像的习俗。

　　郁垒神荼是中国民间信奉的两位门神。一个叫神荼（一般读作“shén shū”），一个叫郁垒（一般读作“yù lǜ”）。神荼一般位于左边门扇上，身着斑斓战甲，面容威严，姿态神武，手执金色战戢；而郁垒则位于右边门扇上，一袭黑色战袍，神情显得闲适自在，两手并无神兵或利器，只是探出一掌，轻抚着坐立在他身旁巨大的金眼白虎。

　　在古典文献中，关于“神荼”“郁垒”的传说记载颇多：

　　汉张衡《东京赋》：“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曰：“《黄帝书》称上古之时有兄弟二人荼与郁，用度朔山桃树以制百鬼，于是县官以腊除饰桃人，垂苇索。”

　　汉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善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於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正因传说“神荼”“郁垒”善治恶鬼，故被民间奉为门神，张贴在门户上，寄托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一种镇邪驱鬼、消灾免祸、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

　　不过，因为传说中神荼、郁垒的像貌凶恶丑怪，鬼是被吓住了，保不准人也会被唬得不轻，所以后来很多地方就有了变通，以桃木刻的桃符代之。《荆梦岁时记》载：“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据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引《皇朝岁时杂记》云，这种桃符的形制是：“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宋代王安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元日》，说的就是这种大年初一以桃符驱邪的习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到了宋代，随着木版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如风俗、戏曲、美女、娃娃等年画题材开始出现。门神从镇宅消灾演变成了迎福纳祥的美好愿望。后来，逐渐形成了祈求人寿年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的习俗。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典籍都记载了宋代京城春节期间出售年画之类吉祥装饰品的景况，由此可知当时年画已相当盛行。

　　明代小说、戏曲插图的勃兴对年画的发展有很大促进，寓意吉庆祥瑞和表现民间风俗的内容得到重视，年画的创作印制和购买张贴逐渐发展为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一些年画的典型题材，如“一团和气”“八仙庆寿”“万事如意”等已趋于定型。明中叶以后，随着雕版印刷中彩色套印技术的成熟，木版年画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出现了诸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等著名的年画产地。

　　年画在清代进入鼎盛期。康、乾年间国泰民安的社会局面，为年画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俗小说的风行，又为大量的年画作坊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由于受到利玛窦和朗世宁等传入的西洋绘画风格的影响，西方明暗透视技法在年画创作中得到应用，有的作品在画面上还刻印上了“仿泰西笔意”等字样，年画也因此成为清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年画的农村市场受到很大的冲击，传统年画逐渐式微。与此同时，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则兴起了新的题材样式的改良年画，新增有反抗列强侵略、提倡爱国、描绘新事物等内容。此时，西画的输入和商业的发展，又产生了一种将国画工笔重彩与西洋擦炭水彩结合的月份牌年画，其题材有戏曲故事、吉庆祥瑞等，还包括一部分格调不高的时装美人。

　　年画的制作方法大致有人工绘制、木印、水印套色、半印半画、石印、胶印等。一般说来，套色木版年画有四道工序：一是画师起稿，将定稿用白描法画在毛边或薄绵纸上；二是刻工将画稿的反面，用粉糊粘在刨平的木版上，刻出墨线版，先印出几幅墨线画样；三是在画样上点出颜色，刻工再按点出的不同颜色，分别刻制出几种颜色的套印版（一般不超过5块）；四是刷工将墨线和套色版准备齐全后，将白纸数百张固定在刷印图案的位置上，再将画版仰放在纸的左边，将纸覆在涂匀颜料的画版上，再用棕刷平刷画版上的纸。如此刷完，再换另一颜色版，依样刷印，直到全部画版刷完。

　　中国民间年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像天津杨柳青、河南开封朱仙镇、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杨家埠、山东高密、四川绵竹、河北武强、陕西凤翔、广东佛山、山西临汾平阳（古临汾）、福建漳州、湖南邵阳滩头木版年画等都久负盛名，各有千秋。

　　开封朱仙镇向被目为中国木版年画的发源地。中国木版年画兴盛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随后传播或影响到全国其他地区。历史的原因使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被视为中国木版年画发展的“鼻祖”。朱仙镇年画线条粗犷，形象夸张，色彩鲜艳厚重，乡土味浓，影响了整个北方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朱仙镇年画构图古朴，色彩鲜明，以橙、绿、桃红三色为主，极具北方乡土味道。

　　说到中国年画，离不开“北柳南桃”。“北柳”是指天津杨柳青年画，“南桃”是指苏州桃花坞年画。巧的很，这两处还都位于京杭大运河沿岸。

　　杨柳青年画是旧时年画中名气特别大的一种。

　　明代的杨柳青是南运河上的一个重镇，随着南运河的开通，其经济日渐繁荣。据说元末明初之时，有一个擅长雕刻的民间艺人因避难来到杨柳青镇住下，逢年过节就刻些门神、灶王出卖，镇上的人争相模仿，渐渐的就成了一种风习。到明永乐年间，南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通过水路运到了杨柳青，使杨柳青的民间绘画艺术得到了极大发展。据地方志记载，明末清初之时，杨柳青周围地区已是“家家都会点染，户户全善丹青”。鼎盛之时，以杨柳青镇为中心，包括周遭的南乡三十二村都在印制年画。一直到清末民初，农村凋敝，加上石印年画兴起，传统木版雕刻要杨柳青年画受到冲击，生产才日渐衰落。

　　杨柳青年画的特点是“半印半画”，即先用木板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纸上，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因此，杨柳青年画既有版画的刀法韵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形成了与一般绘画和其他年画不同的艺术特色。年画的内容多取吉祥富贵、欢乐平安之意，既有持久不变的大胖娃娃，也有窈窕淑女和脍炙人口的戏剧人物等。如年画《莲年有余》，画面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已成年画中的经典，广为流传。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第四展厅“运河文化”专题陈列中，展示着一幅杨柳青年画《莲年有余》，就是我从当年从天津征集来的，可以称得上是杨柳青年画的代表了。

　　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运河文化”展厅里还陈列着另一件颇有意义的作品：苏州桃花坞年画《隋炀帝下江南》。五色套印，木版印刷，篇幅虽然不大，只有50厘米宽，30厘米高，但是意义却很特别。说它特别，一是桃花坞年画是运河名城苏州的一项名特产，二是年画反映的内容，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

　　桃花坞年画因曾集中在苏州城内桃花坞一带生产而得名，其源于宋代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到清雍正、乾隆间鼎盛之时，年产木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行销江、浙、鲁等地，并远达南洋一带。桃花坞年画也被称为“姑苏版”年画，具有一版一色的特点，构图饱满，造型夸张，色彩绚丽，线条流畅，不失清雅，富有装饰性和朴实感，具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其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主要表现吉祥喜庆、民俗生活、戏文故事、花鸟蔬果和驱鬼避邪等中国民间传统审美内容。

　　年画作为民间的新年祝福，充满了喜庆，因此民间年画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火爆的色彩，注重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年画都蕴涵着各地独特的艺术风格，形式变化多样，内容广泛，各类武将门神、灶爷、财神、观音、八仙、寿星、戏曲人物、耕织农作、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花卉动物、仕女、娃娃、风光景色等应有尽有。年画不仅于岁末腊月大量出现在乡村市集和城镇街巷，就是在平时的喜庆节日、婚丧风俗中，仍可见到各种不同题材形式的年画。在嫁女。聚亲、生子弥月、入读书、考试中举、升官授职、拜师收徒、酬师谢神、养蚕获利、捕鱼丰收、出猎平安、搬家迁居、谢医挂匾、祭天酬神等等民俗活动中，都有年画艺术形式点缀其盛。

　　民间年画因风俗节日而兴起，它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人马平安等祈福迎财、驱灾避邪的愿望。很多年画作品在反映社会变革或人们衣食住行等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时代风尚、社会习俗，给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可贵的形象资料，如年画中的服饰装束、当年的农耕场面和农耕工具等；年画中有的反映结婚场面，在画图中，案上放弓箭粮斗、瓶炉花果等物，真实展现了中国古代民间的社会生活习俗。

　　年画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也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对于那类时事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百性喜闻乐见的媒体。

　　今年适逢农历猪年，我查找了些资料，发现过去不少年画上都有猪的形象。这其实也不奇怪，在古代农耕社会，“无猪不成家”嘛。俄罗斯的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天津杨柳青年画《猪羊一刀菜》，画中玉皇大帝劝上天为母伸冤的小猪崽们宽心，“猪羊活在世上，只是供给人们的‘一刀菜’罢了”，所以不必向屠夫报仇。这幅年画用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劳动人民的独特情趣。

　　另一张清代四川绵竹年画《三猴烫猪》也很有意思。画中一只肥头大耳的猪正与三只猴子玩纸牌赌钱。这只猪衣着华丽，头戴高帽，面前堆着金银财宝。与此同时，三只猴子暗中换牌出老千，趁机“烫猪”（“烫”在四川话中，有“骗人”“糊弄”之意）。这幅年画构思巧妙，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