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尤其是国人审美观的变化，由对较低层次“雅俗共赏”审美的津津乐道，逐步提升到对“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的理解和欣赏。黄宾虹的山水画，这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峰，才被越来越多的国人理解和欣赏。其人其艺像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不断地被人们挖掘，寻觅蕴含于其中的瑰宝；也像一种绕不开的文化现象，经久不息地被研究者和欣赏者们谈论着研讨着。尽管时至今日仍有读不懂不理解其人其艺的人，口出狂言诬其为“垃圾桶”的浅薄者也有，但仍然挡不住人们对他高山仰止后的崇敬、学习、研讨、传承、发场、光大。

　　笔者才疏学浅，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进其堂奥，解读其人其艺。只能选取一角窥其一斑，即从哲学、美学的层面，简析其高蹈的艺术尤其山水画笔墨精神的哲学皈依及美学特征。此乃一孔之见，不揣浅陋，还祈方家赐教。

　　“白宾虹”时期的哲学皈依

　　众所周知，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不是西方的“自然哲学”，而是东方的“精神哲学”。这种“精神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強调“大道”：认为宇宙自然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是万物的源泉和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所在。对此，儒家曰“天”、道家曰“道”、释家曰“神”。这种哲学是内敛的、自省的。它表现在审美上是儒的“中和之美”、道的“自然之美”、释的“空灵之美”。儒家推崇备至的《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及“立功、立德、立言”入世匡时的济世精神；道家的“天人合一、齐物顺性、物我两忘”及“静、虚、幻、逸”隐世养性的人格精神，释家的“明心见性、人生轮回、积善行德、普度众生”的“净、空、灭、寂”出世的悲悯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精英，表现出对自然的膜拜和敬畏，以及对“天人合一”生存理念的执着追求。在他们或兼济天下或著书立说或布道诵经之余，吟诗作画、把酒撫琴，以寄家国情怀、以泄胸中块垒。汉赋楚辞唐诗宋词莫不如此。历代文人画家亦由此精神哲学衍生和发展。

　　而在中国现当代的绘画史中，自唐宋元明以来独领风骚的文人画，在西学东渐，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的动蕩中，在陈独秀、康有为们以社会革命的需求为由否定文人画的鼓噪声中，从“中一一西”框架中去审视、捍卫民族文化艺术的潘天寿，以強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理性精神，自觉並积极地调整文人画的价值理念和图式规范，以充满霸悍雄強的“崇高美”和风骨卓然的“金石气”的艺术品，体现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济世精神。把文人画从几近僵化凝固的式微中拯救出来，使其更具生命的活力，重振中华民族的汉唐雄风。完成了艺术本体与社会变革的互相沟通，从而成就了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乃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而出生稍早于潘天寿的黄宾虹，其六十岁之前史称“白宾虹”时期。他虽出生在浙江金华，但其祖籍是安徽歙县。故其绘画起步于黄山新安画派。该画派以渐江、查士标、程邃为领军人物，他们都具有鲜明的反清意识和家国情怀。艺术上也主张冲破晚清“四王”的摹古风气，高揚“师造化”的大旗，以黄山为蓝本，写尽山水情趣、意韵和品格，一反柔美甜俗，开创了一代简约高古、清雅秀逸的画风。新安画派的这些为人为艺的价值取向，与早年曾结交谭嗣同等维新派力主改革而遭通缉的黄宾虹意气相投、一拍即合。这种既有桑梓乡情的地缘关联、又有志同道合的价值认同，使这一时期的黄宾虹与潘天寿一样，以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为皈依，力主东方绘画的民族特点是“笔墨”，强调“国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有笔墨”，以笔墨抒写、歌颂中华民族自強不息的精气神。当然，与潘天寿稍有不同的是，潘天寿更具社会学原则的理性精神，而黄宾虹则偏重于艺术学原则的知性精神。

　　“黑宾虹”时期的哲学皈依

　　如果说，在“白宾虹”时期，黄宾虹对文人画“态度”和“功能”的价值取向上，还较多地继承了新安画派关注“功能”的价值取向，其关注点和潘天寿一样，即表现知识分子的情怀、气节、志趣等等，以体现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那么，到了六十岁后的“黑宾虹”时期，艺术不再承担太多的社会功能，渐渐地回归到艺术本体。变成对人与自然之间审美关系的痴迷和思考，皈依到“天人合一”的道家哲学中。“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修，人巧夺天工，剪裁青出蓝”，这首题画诗，虽是即兴的，但恰恰成了黄宾虹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他对道家经典《周易》阴阳说的理解和运用，就明显地反映出对”天人合一、齐物顺性、物我两忘″的陶醉和向往；他主张“以书入画”，強调“笔墨”为文人画家观道悟道″的不二法门；他对中西画理精神性的认同等等，凡此种种，都无一不表明黄宾虹以道家哲学的精髓在自觉地调整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对传统的反思；探索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应以什么样的语言和图式去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

　　晚年的“破茧成蝶”

　　当黄宾虹以道家的自敛、自省及庄子的自由精神，去追寻自己心目中的缪斯时，步入晚年的黄宾虹开始了他面壁一生后“破茧成蝶”的黄金时代。八十以后的黄宾虹没有因年龄的衰老和眼疾的掣肘而停止他的思考和追求。相反，他打破了年老力衰的“宿命感”，焕发出“第二个青春期”的生命活力，开启了超脱于世事的纷扰、专致于平和宁静的内修期。此时，他生理眼疾的掣肘反而平添了他心理“内视”的活跃和扩张：规避了世俗的喧嚣而省视、反刍自身无比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用“内视”的智慧提升、抽象那些超乎世俗意义自然景物和沧桑人事，用其得心应手的“五笔”（平、圆、留、重、变）、“七墨”（浓、淡、破、泼、渍、焦、宿），日日笔耕砚池勾皴点染，创作出一大批“浑厚华滋”、气势恢宏的山水画，造就了一个超拔绝伦的“黑宾虹”时代，从而把他推上了20世纪具有鲜明強烈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传统文人画艺术的峰颠。当然，彼时的黄宾虹是孤独的，他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黄钟大吕”，不能见容于彼时尚停留在“胸部审美”或至多是“雅俗共赏”的世俗瞳孔中。在彼时赏者寥寥，知己者唯有独具只眼的傅雷一人而已时，他才会呼喊出自信中带有无奈甚或悲怆的人生绝唱：“我的画，要五十年后才能为世人所知！”可见，黄宾虹也有历代文人画家一般都会有的“现实孤独”、“宇宙孤独”和“灵魂孤独”。好在，黄宾虹没有被“孤独”击倒。他在孤独中修炼东方精神哲学儒道释的内功和笔墨的外功，一生以中华文化的“大道”驭手中之“技”，终成中国艺术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