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十年前，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履迹会跟“茶”产生这样大的关联。那时的我已年过四十，还没有喝茶的习惯，平时口渴了还跟年轻人一样喜欢喝可乐，而且要冰的。而十年过后，坐在茶文化学院办公室里的现在的我，要是半天没有喝到茶，就会浑身不自在，真跟晋代王献之说的那样，“不可一日无此君”了。十年之间，会有这样大的变化，这究竟又是因为什么？

　　一切要从十年前的那次“全民饮茶日”活动说起。2010年元旦刚过，我忽然接到了王旭烽老师的电话，都十几年没有联系了，让我很是激动。王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已经调到浙江林学院工作了，那里新成立了一个茶文化学院，目前正在筹办第二届“全民饮茶日”活动，这一年的主题是“运河与茶”。她知道我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当常务副馆长，所以找到我，有些活动想跟我们一起举办。

　　这是好事啊！我一口应承下来。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我们紧锣密鼓地筹备，在农历谷雨那天，以“京杭大运河，南北大茶会”为口号的第二届全民饮茶日活动在杭州运河文化广场如期举行，而且举办得非常成功。

　　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还有个意想不到的连带结果：我好象对茶文化也慢慢产生兴趣了。有一次在运河边请王老师吃饭，席间她突然问我：你有没有兴趣来大学工作？我这儿有许多大事情要做，正需要像你这样年富力强的人。我一听就回答说：好啊！到大学去当老师，好象也一直是我希望做的事情呢。

　　结果，我还真的就一不做二不休，离开生活工作了21年的杭州，到位于西郊的森林城市临安，后来更名为浙江农林大学的茶文化学院去工作了，一直到现在还是乐之不疲。

　　20多年前结下的“茶缘”

　　曾经有朋友不解地问我，你在杭州工作好好的，连博物馆的馆长都不当了，怎么想到去茶文化学院教书去了？

　　一开始我自己也以为可能是一时冲动。但后来一想，其实也并不奇怪，我和茶恐怕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结了缘了。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

　　一是1987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厦门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暑假里和同学一起到漳州地区的漳浦县做暑期文物调查。7月的某一天，赶上当地一座古墓被盗掘，我们就参与了抢救发掘工作。从墓里挖出石碑来，是我在现场释读的，得知是明代户部、工部侍郎（死后追封尚书）卢维桢的墓。墓里出土一只三足鼎紫砂壶，底刻“时大彬制”四字。出土时，壶里还满满装着茶叶（后经鉴定是安溪铁观音茶）。当时的我孤陋寡闻，这件大彬壶还上手摩娑过，并不知道它有多大的来头。后来才知这是一件堪称国宝的文物。我生平唯一的一次田野考古经历（考古实习除外），竟然就和茶器结上了缘。

　　再一次，是临近大四的那个暑假（1988年），我带着帮学校新图书馆搬书打工挣来的一百来块钱，独自跑到武夷山去玩。九曲溪、天游峰、大王峰、玉女峰、一线天、鹰嘴岩……一一都跑到了。后来忽然想到书上看到过，武夷山里有一株“大红袍”老茶树，生在峭岩上，寻常采茶人都爬不上去，还要训练猴子上去采茶叶（书上是这么写的），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去山里寻访这株老茶树。

　　那时的武夷山还没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像现在这样游人如织，“大红袍”茶树这个景点也没有开发出来，非常难找。我边走边问，因为语言不通，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深山里的一个村落，竟然迷了路。眼看天色将黑，心下也不免有些忐忑。后来不知想了什么办法，竟然还是成功地找着路从山里出来了。在快回到中心景区的路上，无心插柳地，就和这株“大红袍”茶树照了面了。那一天走了不下几十里山路，又累又渴又饿，最后终于还是见到了这株传说中的老茶树，心下真是感慨万千。

　　现在回想起来，年轻时候与茶有关的这两个经历，真像冥冥中安排好似的，注定让我这一生的职业生涯会和“茶”有着脱不了的干系。

　　芈月有没有喝过茶？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有阵子历史剧《芈月传》热播，恰巧杭州市委党校邀请我去给市管干部讲一堂《茶与中国文化》的课，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我就把这个话题带到了讲堂上。

　　芈月，即芈八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其时茶尚未流行。《周礼天官膳夫》中记载：“凡王饮六清”，意思是周王平时喝的饮料是“六清”。根据后人研究，这“六清”分别为水、米汁、淡酒、凉汤、浊浆和薄粥。很显然，“六清”里面并没有茶。由此可见，茶在先秦时代还属于非主流饮品。估计，芈八子小时候都没有喝过茶。

　　但芈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的老公却意外的成了中国茶叶的“推广大使”。芈八子的老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惠文王。他是秦孝公之子，也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君主。

　　秦惠文王即位之后，采取了司马错的建议，准备“先灭蜀，继灭楚，而得天下”，兵锋直指巴蜀。公元前316年，秦军大破蜀军于蒹葭关，蜀国灭亡。不久秦军又灭巴国。巴蜀两国，彻底划入秦国版图。

　　战争摧毁了王朝，也打破了文化壁垒。至此，原流行于巴蜀一带的饮茶习俗开始向外传播。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芈八子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掌权的女主。《后汉书》称“唯秦芈太后始摄政事”。同时，她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太后。所以我们有理由得出一个这样有趣的结论：芈月极有可能是史前第一个喝到茶的太后！

　　事实上，在芈月那个时代，茶在作为茗饮的同时，还有可能是担当另一个角色：野菜。《诗经》里已有多处关于“荼”的记载，如《邶风谷风》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译成白话文就是，谁说荼很苦啊，我觉得就像荠菜一样甘甜呢（这个时期茶普遍写作“荼”，现在通行的茶字，从文献记载看，是从唐代开始的）。从这段文字看，可知当时是把“荼”当成野菜来食用的。另一个可作佐证的例子，来自春秋名相晏婴。《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贵为齐国丞相，晏婴的日常饮食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也很普通，简直可以作为廉政的代表来宣传了，其中就有“茗菜”，也就是茶。

　　说到这个茶菜，其实流风余韵，至今不绝。中国最后确认的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有道菜就叫拌茶，就是将新鲜的茶叶，加上佐料汁凉拌而成，清爽可口。2018年寒假我在云南西双版纳，刚好赶上基诺族的春节——特懋克，还有幸到一个基诺族老乡的家里吃了顿饭，席间就有这道凉拌茶菜，印象深刻。

　　联想到神话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可以想见，人类最早认识茶，是把它当成药来看待的。事实上，关于茶的药理保健作用，这个观念迄今仍然深入人心。茶界有“茶是万病之药”之说，固然有点夸张，但科学饮茶有益健康，则无疑义。福建福鼎的老白茶近来颇受追捧，老白茶的宣传口号里，就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之说，意谓越陈越香。

　　由此可知，虽说中国是茶的故乡，但中国人对茶的认知，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才把茶当成一种非常理想的饮品。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掘实物来看，这个朝代是在汉代。到了汉代，有关茶事的记载日趋丰富。在汉代，茶叶开始成为商品（有专门的茶叶市场），诞生了有关茶叶的第一篇文献，开始出现与茶有关的文物实物。1990年在湖州一东汉墓出土一件青瓷罐，今藏湖州市博物馆。在瓷罐的肩部有一“茶”字铭，有人猜测可能是当时的贮茶罐。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件铭有茶字的文物。有趣的是，青瓷罐上刻的字，居然还是简体的“茶”字，而非“荼”。据说还有人曾经为此怀疑这个茶字罐的真实性。其实在古代文物里偶现现代简体字也并不奇怪，2001年雷峰塔地宫出土的五代吴越国“千秋万岁”铭银盒，盒盖上刻的“千秋万岁”四字中，“秋”和“万”就是简体字。雷峰塔地宫发掘还是在电视上直播的，众目睽睽之下从地宫铁函里取出的文物，你说后来人怎么去造假呀。

　　值得一提的还有西汉王褒写的《僮约》，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酤，涤杯整案……烹荼尽具，已而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买荼……”《僮约》其实就是王褒中家里仆人签订的用工合同，内中规定了仆人应该做的工作内容，其中“烹荼尽具”“武阳买荼”之语予人无限联想：有可能汉代已经出现专业的茶具了，而且已经有了专业的茶业市场。这篇文章字数虽然不多，却堪称中国最早的一篇有关茶叶的文献，在茶学史上意义重大。

　　独辟蹊径的“茶文化考古”

　　不知不觉，我投身茶文化研究已快有十年。虽是半路出家，却没想到一个惊喜接踵而至：我一个学考古的，研究起茶文化来，竟然有着自己独到的优势。

　　2004年，在宁波田螺山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年左右的古茶树遗迹。据中日联合考古研究，从古茶树的根须分析，已明显具有人工栽培的特征；而经过植物学分类研究，这些古树属于茶树科。这在茶文化研究史上是惊人的发现。在此之前，人们通常将人类最早认识茶，追溯到《神农百草经》记载的神农氏时代，即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田螺山遗址古茶树遗迹的发现，则将人类种植茶树的历史至少往前推进了一千年。

　　然而，《宁波日报》后来刊发的整版报道，那个标题就值得商榷了：《6000年前的田螺山人已开始喝茶了》。众所周知，田螺山遗址和1973年发现的河姆渡遗址在文化性质上很是相近，都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那个时候的史前人类，虽然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建筑木结构干栏式房屋，过上定居生活，但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丰歉未卜，还是停留在茹毛饮血的蒙昧时期。说当时的人们无意中种下了茶树科的植物，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说那时的人已经开始煮茶品茗，则未免是现代人的大胆想象了。

　　我后来索性在学校开了一门叫《茶文化考古》的课，没想到还挺受学生欢迎。在这个课上，我对台北故宫收藏的唐人《宫乐图》做了一番考证，推翻了学界绝大多数人的定论。

　　《宫乐图》原为清宫旧藏，后入藏台北故宫。原画无题跋，旧有题签《元人宫乐图》。后沈从文等人从画中人物的服装、妆束、家具、器皿等诸方面考证，认为应该是中晚唐的风格，故改为唐人《宫乐图》。

　　对《宫乐图》的主题，通常的解释是唐代宫廷仕女饮茶。画面中一个长案，宫廷仕女们围着长案闲坐，每人面前有红色和浅蓝色杯各一，长案上有一个大茶盆和一柄长杓，宫女正把茶汤舀到各人碗里分饮。

　　这一解释乍一看是说得通的，因为唐代流行的饮茶方式跟我们现在的干茶冲泡法不同，当时流行的是“煮茶法”。所谓“煮茶法”，就是将茶饼碾碎过罗，用沸水煎煮，还要加进盐来调味。煮好的茶汤，用来分饮。从画面表现的内容看，似乎丝丝入扣，完全合得上，无怪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幅画的主题为唐代宫廷仕女饮茶。从画中展现的器具来看，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将《宫乐图》主题定为“饮茶”值得存疑。因为长案上出现的器具，有许多并不是茶具。

　　案上几个红色椭圆形的杯子，这种器物叫耳杯，是汉代以来就流行的酒具，这在考古学界是有定论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过成套的漆耳杯，内有“君幸酒”的字样。耳杯多为漆木制，比较轻巧，可浮于水上，故又名羽觞。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曲水流觞”，用的就是这种器物。

　　除了耳杯，图中长案上还有一种器物，也是椭圆形，口沿像花瓣一样多曲，呈浅蓝色。这种多曲长杯，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见，叫作“叵罗”，是来自西域的专用酒具。如果是用金子为材料制成的，就叫“金叵罗”，更是珍贵的酒器，在唐代诗文中常常可以见到。

　　关于“叵罗”，文献上多有记载，叵罗是古代饮酒用的一种敞口的浅杯。《北齐书祖埏传》：“神武宴寮属，于坐失金叵罗，窦泰令饮酒者皆脱帽，于埏髻上得之。”

　　一说叵罗为粟特人饮葡萄酒专用酒具。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古中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

　　粟特人将葡萄酒盛在一种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罗中，以金、银、铜等各种不同质料制成，唐岑参诗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罗”之语，所指就是这种酒器。又李白《对酒》诗中有“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句。

　　画中正中的那个大盆，上面搁着一个长柄竹杓。过去认为是拿杓子从茶盆里面舀茶出来喝。其实这种形制的器物叫作“一樽一杓”，正是从汉代以来一直到中唐时期都流行的饮酒方式，在唐人文献中早有记载。白居易《观稼》诗中就有“田翁逢我喜，默起具樽杓”之句。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画像砖中，就有这种“一樽一杓”的画面，非常生动。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藏台北故宫的这幅唐人《宫乐图》，其主题并非饮茶而是饮酒。但是，现今公开出版的有关中国茶文化的图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归为中国最早的茶画加以介绍。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跟这些研究者没有学过考古恐怕是很有关系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