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成为文人的一种雅好，并成为一种时尚，必定要追溯到魏晋时代。据说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等七人，常常聚在当时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的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吟酒佯狂，世称“竹林七贤”。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的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们那些好玩的故事，其中就有不少是与竹有关的，比如竹痴王徽之的故事。

　　王徽之，字子猷，书圣王羲之的儿子，卓荦放诞，清高自恃。此人爱竹成癖。自己的居处，房前屋后，必定要竹影萧萧、长年滴翠才高兴。有一次借居在别人的屋子里，他也要劳师动众种上竹子，人不情愿了，说你又不长住，何苦要这般折腾？他振振有词地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耶？！”“此君”，当然就指竹子了。连一天都离不了！此情炽热何所似？热恋男女差可拟。自然，这比拟在崇尚魏晋风度的士君子看来乃是世俗的亵渎。爱竹者，爱德也。竹德何在？正直、虚心、劲节；四季常青、寒暑不畏；刚柔相济，能屈能伸。爱德者，士君子人生之第一要义也，岂可与世俗男女之欲相比拟？排除了“色欲”还不够，还要排除“食欲”。宋代苏轼在继承子猷精神的基础上也有一句名言：“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苏轼是喜欢食肉的，曾秘制红烧肉配方，名之曰“东坡肉”。肉与竹不可得兼，舍肉而取竹子者也。为什么？不吃肉会令人消瘦，但消瘦了未必成病；居无竹却会令人俗，人一旦俗了就无可救药了。看来，中国古代的先贤虽然也宣称“食，色，性也”，但在传统观念中，人对精神道德的追求永远凌驾于物质本能的追求之上。人无松筠之节，无雅尚之好，就会成为不可医治的俗人，所以不可居无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中国人对竹的一片痴狂，只有在此基础上观照，才会显得顺理成章。

　　王徽之自己的居处种上了竹子还不够，只要听说谁家的竹子好，这仁兄必定管不住自己的腿。一日听说吴中有位士大夫家里有美竹可赏，立即乘轿前往。那人也知道他必定会来，事先洒扫了庭院，早就在那候着呢。孰料此兄见了主人，视若无睹，一声招呼也不打，径直让轿子停于竹林之下，对着“此君”长啸低吟，一番赏爱缱绻，转身上轿，欲打道回府。主人不堪，令左右赶紧关门不让走。王徽之方才醒过神来，主客兴欢而去。这番情景，在今人看来不可想象，但这却是魏晋人的名士风范。王徽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眉间心上，只有“此君”一念，哪里容得下世俗的礼节客套？径直来，径直去，纯粹潇洒，旁若无人，这是一种自由快乐无羁绊的人生境界。那位吴中士大夫想来也非俗物，否则，也成就不了徽之访竹的美谈。而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魏晋人个性张扬的社会氛围。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乃是因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格义”的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从而成为“竹林七贤”。由此说来，则“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但是，以老庄来发阐般若空理，岂可离了山林清气？！因此“竹林”之于“七贤”，实在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场。

　　“七贤”之一的阮籍擅长啸术，尝游苏门山，拜访一位隐士。隐士当时正在作一件很有意味的事：用杵臼捣竹实。竹实也叫练石，即竹米，庄子说它是神鸟凤凰的食物：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澧泉不饮”。而今这位隐士在捣竹实，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便透露出这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级的高人。阮籍凑过去，跟他谈太古无为之道，谈五帝、三王之义，总之，充分施展了时人清谈的功力，但隐士看都不看他一眼。阮籍于是拿出了他的绝招：“嘐然长啸”，啸声“韵响寥亮”，终惹得隐士面露笑容。这还不止，阮籍下山，总算听到隐士在他身后“喟然高啸”，以啸回应，而那啸声居然“有如凤音”，比他的还牛。这便是苏门啸的典故。以阮籍为代表的“啸”，形象地展示了魏晋士人的放逸旷达、兀傲不羁、风流萧散、特立独行的精神面貌，它与药、酒一起，汇化成流芳千秋的“魏晋风度”。郭璞《游仙诗》：“啸傲遗世立，纵情任独往。”陶渊明《饮酒诗》：“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都可见吟啸之风在魏晋的广泛流行。

　　或许是缘于“竹林七贤”之名，或许是因苏门啸典故中“竹实”对于竹林的指向，总之，这以后的文人名士之啸，其发生地，往往便与竹林连在了一起，唐代王维《竹里馆》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尽管魏晋之后的中国名士们，再鲜有如此这般纵酒狂歌、散发山阿、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形骸，但是这种竹林啸咏的人格范式，却成为一种文化因子，在此后的更迭承继中，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它甚至与那时期的书法一般，成为高悬在文人心头的一帧永远的“法帖”。

　　竹林不仅是历代文人的啸咏场所，它也是古代仕女的映衬背景。唐杜甫《佳人》名篇：“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光看这一首一尾，这位佳人简直就是一位超凡脱俗的仙女。到了清代，曹雪芹为林黛玉安排的居处是潇湘馆，此地“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一片翠竹环绕”。贾宝玉更为之题匾：“有凤来仪”。黛玉的潇湘馆是整部《红楼梦》中唯一有竹子的地方，竹之风骨用来暗喻黛玉，“有凤来仪”又指称黛玉为“人中之凤”，所以脂砚斋批曰：“妙在双关暗合。” 其实，翠竹、凤凰，拷贝的源头不是很清楚吗？若从魏晋的竹林啸咏一路看下来，实在不难发现，这无非是把名士的雅好投射到了女子身上而已。

　　魏晋清谈家们既以竹林为依托，又精于书法，应该不乏有关竹子的画，可惜现在看不到。据史料记载，竹入画，大约始于唐代。唐玄宗、王维、吴道子等都喜画竹。五代李夫人观窗上竹影婆娑，独创墨竹法。宋代苏轼“胸有成竹”，发展了水墨墨竹的画法。以后的元明清时代，画竹名家辈出，但凡山水花鸟画家，没有不画竹的。在众多的画家中，“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画竹堪称为一绝。板桥画竹，取苏东坡之遗形取神，“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为世人所宝藏。郑板桥竹子画得好，是因为他对竹子有很深的体悟：“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故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依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色相而不滞于梗概，是其品也”。不仅有体悟，还因为他的竹子张扬着个性。板桥为人疏放不羁，精神气质远绍魏晋，其“眼中之竹”内化为“胸中之竹”，再外现为“手中之竹”，意在笔先，趣在法外，堪称人竹合一。他有一首咏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在咏竹吗？是在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