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进前辈柯老的生平，想必民进会员们都早已耳熟能详。虽然我们多数人并没有机会当面领略柯老的风采，但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我们还是有幸能从他一生美文中看到他严肃、真挚、厚重和深邃的影子。他的早期散文《故园春》《乡土情结》都是中学生语文阅读的必修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能是离社会大众最近的民进人之一。

　　我对柯老的浅薄认识仅止于他的文字。从三十年代的《龙山杂记》到他后来为缅怀故人写的各类散文和序，一路读来也像是观影了柯老的一生，时而静美细腻却满含“酸辛苦涩而又微甘的世味”，时而激情澎湃却充满对国事民运深沉睿智的思考。结合柯老作文之时的历史处境，就不免为他始终满怀对国家、对民族的爱感到钦佩之至。在他的身上，看不到文人相轻的习气，他晚年还为夏衍、巴金、钱钟书、傅雷、刘海粟等大量文化艺术大家写序撰文，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不遗余力地向世人推崇他们的高风亮节和文化贡献。而对于外界对他宽阔胸怀的褒奖，他却谦虚地解释自己不过是“温情之人”。也许《文心雕龙》序志中的一段最能描述柯老和他文字的境界，“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柯老童年生活困顿，父母双逝，跟随养母颠沛流离，小学毕业就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自嘲为“我的学历略高文盲一档”，却凭借自身的智慧和“煮字人”的勤奋写出一流的文字，并涉猎儿童文学、散文、小说、剧作，横跨新闻界和电影界，真正印证了“无涯惟智”的境界。对于自己崎岖的人生，他没有一丝的自怨自艾，反而让他感恩于故土和养母的培育。他在1995年接受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时深情地说：“她不是我的生母，却把全部的爱给了我，艰难地把我抚养成人。她是文盲，但给了我受用不尽的精神力量。”一面是对个人苦难的豁达，另一面却是他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在他早期的散文里，虽然文字精美，往往细致入微地描述着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但却总在字下浮动着对挣扎在动乱时局中底层人民的同情。他的一篇经典散文《故园春》在动情地描述了三月故乡田园风情之后，却写下了这样的结尾：

　　在三月里，他们是兴奋的，乐观的；一过了三月，他们便要在现实的灾难当中，和生活作艰辛的搏斗了。

　　这样的格调在柯老三十年代的散文里处处可见。可以想象，彼时年轻的柯灵已经在思考民间疾苦和社会责任，但对摆脱这一苦难的路径还在探索中。他在同一时代的作品《忆江楼——暴风雨中的孤舟》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生活中常有不测的风涛，大自然也难免发生暴动，但在这种天地易色的时刻，却总有勇敢的人们顶风逆浪，奋不顾身，向强大的恶势力挑战。遥对白塔洋上的孤舟，我忍不住满心惊奇赞叹，肃然起敬!

　　柯老为人民，为国家战斗一生的人生基调已经在文章中初露端倪。1931年11月，年轻的柯灵又一次来到上海，进入电影界，工作的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影评小组，在党的指导下，开始积极宣传进步的电影思想。柯老在《电影剧作选》序言中回忆这个时期时说：

　　不久又在身旁，碰上了党的“电影小组“成立，这就使我在云横雾塞中逐渐看到了对岸的青山。

　　得到了思想上的指引，使得年轻的柯灵对改变中国政治现状有了更大的理想。抗日期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但即使在孤立无援的高压之下，柯灵还选择了从《救亡日报》的36位编委之一转任为《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晚报》的《浅草》，《正言报》的《草原》三个副刊的主编，其中《世纪风》成为重要的抗日文学阵地。这意味着，在形势日益严峻艰难的时候，柯老不仅没有逃避，而是主动承担起更大的风险，只为能够更多地宣传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和决心。1944年和1945年他曾两度遭日本宪兵逮捕，面对各种酷刑，他的回答只有一句“我的话，书里都写了，你是日本人，你爱日本，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柯灵与唐弢一起创办了《周报》，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最早的进步刊物之一。《周报》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思想的投稿人和支持者，也产生了主要的民进首批会员。1945年11月在一次《周报》撰稿人座谈会上，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在一起聚谈，傅雷提出当时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周报》是每周一版，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意见，最好成立一个团体，以团体名义能随时在新闻界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并建议团体名称为“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柯灵与马叙伦、赵朴初等26位文化界和教育出版界、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些民主促进会的先辈们在日后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的历史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了顾全大局、互让互谅、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作风。柯灵这样描述民进当时对党的情感：

　　我是带着像中世纪宗教徒一样狂热的虔心，是用全部生命来拥护他们的。没有经历过从黑暗到光明的世纪风景的人，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我全身心浸透着这种感情。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1950年柯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进从创立之初受到党的保护，到成为党的诤友，这是柯老这样的前辈们经过多少炎凉悲欢际遇，尝过多少甜酸苦辣滋味，体会过新中国的建立是多么艰难，才能自始至终珍视初心，与党携手同行。即使经历过十年浩劫的磨难，险失相濡以沫的爱妻，柯老见到当时社会弥漫出信仰危机的势头，则立即站出来发声：

　　我们经常说，谁为人民做了好事，党不会忘记他。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党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也不会忘记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崭新的时代展现在前面，但我们是从坎坷不平中跋涉过来的。我们需要炽热的感情，清明的理智，宽容谅解的团结精神。

　　他呼吁大家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客观的认识历史，不要怀疑自己的信仰。他盛赞夏衍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泛滥的信仰危机中岿然不动，忠于信仰，淡于名利”，他提倡对待政治信仰“不但需要坚韧，需要虔诚，更需要不断修炼自身情操的完满”。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思想引导作用。

　　晚年的柯老从未停止过创作，虽然获誉无数，仍然孜孜不倦地把时代的变迁用文字津津有味地记录下来，他用铿锵有力的文章歌颂时代、激励世人、关怀社会，他呼吁民主党派人士应当敢做诤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步伐。

　　柯老和其他民进先辈在峥嵘岁月里所展现的对信仰的忠诚、坚毅，对今日我们而言，也只能望其项背。但任何的伟大都是从平凡开始的。作为民进会员，踏实地履行好一个民主党派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是一件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实践、去磨砺我们自己的信仰之路，正如我最喜欢柯老的一段话所描述的那样：

　　生活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生而有涯，每个人只能读到有限的章节，因此必须认真地读。必须画好生命的句点，不辜负自己到这瑰玮的人生走这一遭，是自己能够安静而轻快地做一次最后的发言：“永别了，世界。祝福你前途无量”

　　我也想说，愿我们的祖国因为美好的我们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