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8日，蔡述明登上了国际湿地科学研究最高奖——拉姆萨尔湿地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中国学者首次与该奖项结缘。  
 
  
    2005年11月8日，第九届国际《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在乌干达的坎帕拉市如期举行，来自146个签约国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一位中国学者登上了国际湿地科学研究最高奖——“拉姆萨尔湿地科学奖”（The Ramsar Wetland Scientific Award）的领奖台。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述明。这也是中国人首次与该奖项结缘。

    作为三年一度的国际湿地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拉姆萨尔湿地科学奖”为什么独独钟情于这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刚刚获奖归来的蔡述明。
 
    湿地：“地球之肾”

    什么是湿地？湿地具有怎样的作用？蔡述明介绍说，按照国际《湿地公约》的定义，湿地包括沼泽、泥炭地、湿草甸、湖泊、河流、滞蓄洪区、河口三角洲、滩涂、水库、池塘、水稻田以及低潮时水深浅于6米的海域地带。湿地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丰沛的水资源和食物资源，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具有巨大的环境功能和效益，被誉为“地球之肾”。

    “从高山到大海，湿地在为我们服务。”正是由于湿地对人类如此重要，国际《湿地公约》组织于1971年在伊朗的拉姆萨尔成立，其宗旨是通过地区、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湿地公约》作为政府间的协定，致力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机构，目前共有146个签约国加入该组织。我国于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由国家林业局负责组织协调全国湿地保护和履行有关国际公约事宜。

    丰富的湿地资源是自然界赋予中华民族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湿地是中华文明的繁衍之地，黄河文明、长江文明都离不开湿地的孕育和滋养。从北到南，从沿海地区到青藏高原都有湿地，《湿地公约》划分的自然湿地类型在我国都有分布。如果不包括水稻田湿地，我国的湿地面积为3848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3.77％，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我国的湿地保护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在国际上已经取得共识，但在国内，对大多数人来说，湿地保护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而对蔡述明，这位衷情于湿地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保护湿地则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倾心湿地科研   结出硕果累累

    从青年时期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求学， 到工作后转到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任现职至今，几十年间，蔡述明的工作地点和职务变动很多，不变的是他倾心湿地科研的执著。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蔡述明就从事长江流域湖沼学、湿地生态学、自然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以及区域农业综合开发的研究工作，特别对湿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尤为关注。

    要保护好湿地，必须将湿地的底摸清、摸透。带着这样的想法，几十年中，他多次到全国各地湿地典型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取得，倾注了他及其所带领的研究团队的艰辛劳动。野外的科学考察和实验工作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湖泊水面上进行的，工作在摇晃不定的小型考察船上，冬季寒风刺骨，夏季酷热难当、蚊蝇袭人，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有时在湖上，为了完成完整断面的采样，取得科学的采样数据，不得不大半天呆在船上，自带简单的干粮来充饥。几乎每次从野外回来，都是一身泥土、一身疲倦。但是只要一回到研究所，他就会不顾疲倦地一头钻进实验室，对数据进行及时地实验分析和整理，力求找出环境发展变化的规律。

    通过几十年不间断的实地考察，蔡述明对我国湿地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使得科研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他开拓性地把自然地理学的基础原理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湿地特点相结合，从能值分析和环境入手，建立了北亚热带大河流湿地系统演化的动力学过程的理论框架；他明确回答了三峡工程对长江中游平原湖区潜沼化的影响范围和强度，率先提出了长江侧向补给将加重江汉平原四湖地区湿地的潜育化和沼泽化的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北亚热带湖泊沼泽化的正逆效应及其动力学过程，揭示了地处北亚热带的大河流域湖泊沼泽化过程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

    在实际应用中，他结合长江流域湿地类型的区域特点，开展了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建立能值分析模型，指导区域湿地保护与适度开发；在湿地农业开发利用方面，他提出了适合湿地生态特点的农业开发模式，其成果得到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蔡述明以一个科学家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刻苦攻关，他主持的多项国家、省部级攻关重点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先后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三项，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两项等；先后发表科研学术论文120多篇，专著6册，其中有一半著述关于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的保护、江湖系统的协调、湿地生态环境和湿地文化建设，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政策和管理条例提供了科学依据。

    无怨无悔   投身湿地保护

    科研的成就奠定了蔡述明在中国湿地研究领域的地位，也促使他加深了对湿地问题的思考。对湿地了解得越多，他的心情就越沉重：长期以来，特别是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对湿地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和破坏，导致我国天然湿地面积日益减少，水质和土壤的污染日趋严重，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功能和效益整体大幅下降。湖泊、河流等大型湿地水质差、水量下降，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严重，湿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大量湿地淤积，防洪蓄水功能减弱。

    围湖造田、填海造陆都是造成湿地减少的罪魁祸首。以前许多地方把围湖造田当作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途径。经过几十年的围垦，江汉平原湖泊数量由20世纪初的1066个减少至80年代的308个。围湖造田加上泥沙淤积，“八百里洞庭”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4350平方公里萎缩到现在的2600平方公里，“中国第一大湖泊”的桂冠无奈地让给了鄱阳湖。而鄱阳湖也未能幸免于难，只不过相对于洞庭湖萎缩得稍慢一点而已。据统计，近50年来，全国围垦湖泊面积超过了130万公顷，因围垦而消亡的天然湖泊近1000个！

    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填海造陆成为一种“时髦”，沿海滩涂被大量挤占用来种地或搞房地产开发。近年的监测表明，我国沿海湿地面积已因盲目围垦和过度利用损失了50％。据天津市海洋局统计，人为的填海造地、盖房，使天津市的湿地面积急剧缩减，目前面积仅为50年前的1/11。

    把湿地置于死地的还有无处不在的污染。监测表明，我国有2/3的湖泊受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污染，20％的湖泊因污染丧失了基本使用功能。长江水系每年承载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达120多亿吨。珠江三角洲原来河流、池塘、稻田、河口滩涂众多，渔业资源丰富，有记录的淡水鱼类313种，其中珠江特有鱼类103种。由于附近开发建设，不断产生污染，区域渔业环境不断恶化，“一网鱼虾一网粮”成了往昔的歌谣。

    湿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影响到了我国水资源供给的安全。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5％，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如果湿地继续受到破坏或消失，不仅可利用的地表水将更加匮乏，而且还会影响对地下蓄水层的供水，使地下水资源减少，造成淡水资源全面紧张，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人的生存。

    看着一个个湖泊干涸成荒地，看着一块块沼泽板结成硬块，蔡述明心急如焚。他清醒的认识到，如再不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用不了二三十年，湿地问题就会像沙尘暴、荒漠化等问题一样困扰我们，将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居民的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胁。唤醒人民保护湿地的意识、将湿地保护上升到政府决策的高度已经刻不容缓。

    作为一个搞研究的科学家，怎样使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制定相应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这可能是很多科学家毕生为之思索的问题。蔡述明找到了答案。1997年，蔡述明作为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走上了参政议政的道路。这为他的湿地保护事业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让他找到了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的最佳途径。

    积极参政议政   促使成果转化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通过政协这个渠道反映到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蔡述明积极将科研成果与参政议政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以科研成果促参政议政的新路。

    作为一位著名湿地科学家，蔡述明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为湿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他多次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呼吁国家保护湿地，重视湿地的生态建设，呼吁人大尽快将湿地立法纳入议程。在2002年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长江中游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建议和“关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