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朱永新教授的著作《我的教育理想》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学术成果标志着他从此开始走上了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创新的理想之路，也标志着新教育群体开始了思想的萌芽。尽管这时，他本人尚未形成“新教育实验”的明确概念，而所有那些今后为了这个理想而追随他的新教育群体成员都尚未脱离混沌。

    在此之前，朱永新还只是一个行政官员——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一个学者——苏州大学教育系的博导。如果用现实的成功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此时的他无疑是现实层面的成功者；但是，如果缺乏了新教育实验的萌芽和今后的发展，他也就失去了成为一个精神层面的成功者的机会。由于长期浸淫于教育领域的思考与探索，使他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冲突，使他努力尝试可以为中国的教育做些什么。《管理大师德鲁克》中的一段文字深深地触动了他：在1950年元旦，约瑟夫·熊彼特在弥留之际，曾对前去探望他的彼德·德鲁克及其父亲阿道夫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意义。”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真正对理想的拓荒。是啊，任何理论和研究如果无法影响现实生活又有什么用处呢？

    从1999年开始，朱永新主持的江苏省教委重点资助项目《新世纪教育文库》正式启动。随后，他在《我的教育理想》以及随后出版的《新教育之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阐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教师”“理想的校长”“理想的学生”“理想的父母”的观念。应该说，他在《我的教育理想》中第一次改变了他对教育理论的言说方式。许嘉璐在为本书题写的序言中表示：“他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论述、抒情、问答并举，逻辑严密的理想语言、老百姓习惯于说和听的大白话、思维跳跃富于激情的诗句兼有，依思之所至、情之所在、文之所需而施之。有的文章读时需正襟危坐，有的则不禁击节而赏，有的还需反复品味。可贵的是，这些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本性如此，自然流露。这本性，就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爱，归根结底是对人民的爱。”

    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教育工作者通过不同的途径看到了朱永新的教育理想，但是，就是这种感性和理性兼备的言说方式唤醒了很多和他一样对教育存着梦想，对梦想不断思索的教师。也正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逐渐汇聚到他的周围，开始了共同打造教育梦想的历程。

    追逐梦想一起飞

    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以及随后出版的《新教育之梦》是新教育群体形成的源始。李镇西当时已经是全国知名的语文教师，想必是受这种感召才成为朱永新的博士；被誉为新教育实验“大本营”的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校长周建华正是把这种教育理想融化到自己的理念中才能顺利得到当地教育行政领导的认可，被委以重任；浙江嘉兴秀洲教育局副局长张刘祥2005年才看到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也立刻被吸引过来。而由朱永新等创办的“教育在线”网站的15万注册教师同样是受这种理想的感召而走到一起来的。

    教育光有理想远远不够，理想光被唤醒还不够，接下来，朱永新在思考如何将理想落实到行动中去，真正影响人们。冥冥中似乎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将很多与他同样拥有教育梦想的人逐渐汇聚到他的周围。而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慧眼识才也是新教育群体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

    现在苏州教科院工作的袁卫星最早是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的教师，在语文教学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发表文章很多，也被作为诸多杂志封面人物褒奖过。朱永新在视察梁丰高级中学的时候特意找来袁卫星攀谈，传输自己的教育理想。还多次把袁卫星请到自己家中交流。袁卫星回忆说：“第一次，朱老师一边和我交流，一边给我剥核桃，然后一粒一粒地交到我的手里，像老师，更像父兄。”李镇西后来成了朱永新的博士，之前他已经是全国优秀班主任，在语文教学界有着很好的口碑。2000年，求知若渴的李镇西决意师从朱永新，到苏州大学攻读教育哲学的博士学位。2001年，李镇西最终通过英语考试，正式成为朱永新的入室弟子，也成为新教育实验的鼎立支持者。而苏州开发区外语教研员焦晓骏则是间接的受益者，他在回忆与朱永新的接触时说：“我因为与李镇西有着不平常的交往，在2002年5月有幸走进了朱永新的视野，从此成为他亦徒亦友的编外弟子，甚至走进他的不少文章中。在他点石成金般的指导下，我学会了从教育者的角度审视教育行为，学会了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审视教育目标，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在短短三年中写了大量的教育随笔，参编、主编、编写过十多本教育书籍，进入了自己过去从未敢想象过的事业的金色年代。每每想到朱永新，便会觉得有一双睿智且充满期冀的眼睛在身后凝视着，使我在顺境或逆流中都从不敢懈怠。”

    新教育实验群体的人都认为新教育后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在线网站和论坛，而也的确是教育在线促成了新教育群体的成长和发育。网站创办之后，只要朱永新出差在外时，每到一处必定抽出时间与当地的网友相约面谈。2005年5月，他应邀到福建省厦门市讲学时，行程安排非常紧，在当地停留的时间总共只有16个小时，而他与网友相聚的时间却有近4个小时。数十名网友从厦门各地赶来与“市长网友”开见面会，畅谈教育，共抒理想，一时在当地成为美谈！见面时，他不仅能记得多数网友的名字，而且常常引用他们在网上谈及的观点，大家无不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与敬业精神。

    应该说，新教育能走到今天，除了朱永新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号召外，整个新教育群体的出谋划策起了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不是为了功利而集合在朱永新的周围，所以他们对朱永新的一些思路和想法总是毫无顾忌地提出反对意见和建议，在他们心里，朱永新身上并没有市长的光环，有的只是平民朋友的本质。可以说，新教育实验逐渐出台的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双语口才训练、建设数码社区、构筑理想课堂“六大行动”以及后来又构成“6+1”的“新父母学校”都是新教育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

    随着新教育理念的不断完善，朱永新开始寻找实验基地，这也就促成了今天20多个省市几百所加盟学校的新教育实验的燎原之势。

    星星之火，已然燎原

    2006年召开的“两会”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正如大家所预料，教育问题作为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排在第一位。从新教育概念的提出开始，媒体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应该说，朱永新等人并非新教育的首创者。100年以前，在英国、法国就有了新教育运动。一些有识之士，不满当时的教育，要培养有个性和独立精神的人，并办起了一些体现这一价值取向的学校。几年之后，很多其他国家的教育学者前来参观，归国之后也办起了类似的学校，这对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新教育在欧洲迅速发展，并有了它的国际组织。此后美国的杜威又对“新教育实验”进行了理论阐释，新教育不胫而走，并传到了中国，陶行知就是中国版新教育的最早实验者。蔡元培先生对新教育也有自己的理论研究和亲身实践。但是，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他的创新不是对现行传统教育的否定，而是在现行教育的大背景下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固化，是立身其中的前瞻性的部分变革。也正是因为他所主持的新教育实验没有与现有体制冲突，从而才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认可和支持，在短短的3年间得以风起云涌。

    从新教育开始的那一天起，新教育群体的成员就力图脚踏实地地做事。

    2003年3月的“两会”期间，在学生和志同道合者的合力努力下，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朱永新向全国政协提供了12份提案，在其中一份《关于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建议》提案中他写道：“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他想通过倡导读书来改变所有学生的生存方式，改变所有教师的行走方式，实现他“为了人的一切，为了一切的人”的教育理想。也就是在此时，新教育群体正式提出了“营造书香校园”的计划，并将这一计划逐渐演变成为后来新教育六大行动的第一项口号。

    2004年1月1日，《扬子晚报》记者张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日前向南京的校长和骨干教师“推销”一份“成功保险”：只要你每天写上一篇教育日记，10年下来如果你还不成功，朱永新本人将以1赔10的比例进行赔偿。朱永新的“成功保险公司”是2003年在“教育在线”网站创办之初开张的。所有参加教师只要声明加入，并按合同约定每天把一篇教育随笔贴在网站论坛上，就自然成为投保者。

    参加投保的第一位“客户”是盐城某乡一名普通的小学数学教师张向阳。朱永新通过网络送给他6个字“读书、上网、写作”。于是他开辟《走进新课程》的专栏，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发表了30多万字的随笔，仅2003年1年，他的教育随笔就在十余家省级以上的媒体发表50多篇，7万多字。很多“投保”的教育工作者都深有感触地说：“写了教育随笔后，发现自己看孩子的表情和心态都不一样了，因为要记录自己的教育故事，就必须用心观察每一个孩子，有的时候为了写得精彩，必须要让自己活得精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