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敬华，一个生长在鲁西北农村的普通姑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投身聋儿语训事业17载，于无声处育桃李，让540余名聋哑孩子走出无声世界；她以父母并不宽敞的家为最初的课堂，潜心研究聋儿语训教学法，步履维艰地践行自己的梦想，直至创办了目前山东省最大的民办聋儿语训学校----山东省夏津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她以特殊的爱，让聋哑儿童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和生活的多彩，让聋哑孩子得到了社会的包容和理解。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的讨论。期间，袁敬华受到了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总书记紧紧握着她的手说：“你从事的工作很光荣、很辛苦……”。总书记语重心肠的话语是对袁敬华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她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让更多的聋哑儿能开口讲话,讲出人间最美好的故事，唱出人间最动人的歌谣”。

　　
善良让她承担起特殊的责任

　　1992年，对袁敬华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正值她备考的时候，父亲突然得病住了医院，那时，她日夜守护在父亲的病床前，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高考时她以几分之差落榜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县民政局要在乡里成立一所聋哑儿语训学校，虽然找了几十名人选，但没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乡民政助理找到了她，问她干不干，她向民政助理问清了情况后，没多想就答应了。

　　等回家与父母一商量，父母亲说什么也不让她干，说那是打“哑巴缠”的活，不缺吃不缺穿的，干啥不行？然而，亲人们哪里知道有一件事深深的刻在了她的心里。

　　她的家离村小学很近,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常常使她禁不住走出家门朝学校的方向多看上几眼。有一天她正巧看到有两个小姑娘扒着学校的铁大门往里瞅。头还使劲的往铁棂子里钻，其中一个女孩把头钻进去拔不出来了，吓得两个女孩哭了起来。这时，几个学生跑出来，冲着两个小姑娘喊着：“小哑巴，小哑巴。”两个小姑娘见跑过来几个调皮的学生，更害怕起来。见到这种情况，袁敬华冲了过去，把几个学生赶走了。正当她帮着那个孩子往外弄头的时候听到“哎！要是有老师教他们就好了。”一位老师的叹息深深地击打着她的心。“是啊！聋哑孩子有学上该有多好啊”。之后的日子，两个女孩钻头求学渴望读书的影子在袁敬华的心头挥之不去，真是睁开眼是，闭上眼也是。

　　一个孩子的不幸，就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一个家庭的不幸就会给社会带来一份负担。负担多了，社会就不能和谐发展。聋哑人也应当象正常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力，也应该受到社会的关爱。袁敬华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从我做起，我来教她们，我来关爱她们，象亲姐妹一样的疼爱她们”。

　　通过袁敬华的坚持，父母亲默认了她办学的事。她所面临的教学岗位不像一般的学校，教室在哪里？教学设施在哪里？这一切都要自己去努力。在没有校舍的情况下，她的父母在自己家中腾出一间不足12平方的房间当作教室。聋哑孩子的教育是特殊教育，面对空荡荡的教室怎么行？孩子们学发音，需要看口形，当时袁敬华就从村里的小卖部买来几面小镜子，但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口型又看不到她的口型，根本没法和她对口型。“没有资金怎么办？”袁敬华愁眉不展。细心的父亲问明情况后说：“刚卖了350块钱的粮食，拿去吧，买个大镜子”。 开始，她不敢接这钱，因为它是父亲康复的保证。可是为了这些孩子，她还是含着泪水接过这沉甸甸的350元钱，到县城买了块大镜子。没有桌椅，她便在家里搜集；没有黑板，自己用木板钉好以后刷上油墨；没有教材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在作业本上……

　　一切就绪后，学生还要自己去争取。袁敬华跑遍本村及邻近村子里所有聋哑儿的家庭，动员孩子的父母，让这些残疾孩子来读书。当时，孩子的父母不相信这个仅仅17岁的姑娘，袁敬华就一次又一次的去争取去动员，最后终于感动了孩子的父母。共召集了7名聋哑孩子组成了一个教学班，开始了她的特殊教育事业。就这样，她的聋哑儿语训学校诞生了。

　　没有鞭炮，没有开学典礼，因为这个学校没有级别，没有编制。没有亲朋好友为她祝贺，因为她是编外的农民教师，因为亲戚们都反对她教哑巴这个事。然而就这样袁敬华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一干就是7年。
　　
困难让她学会了坚韧

　　在常人眼里，特别是在农村，这些聋哑孩子简直就是没有出息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眼看待他们，可以想象，教她们的老师也不会是一位正常人。每当袁敬华领着孩子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后面总是有一些人指手划脚，有的喊：“小哑巴、哑巴老师……”，每当听到这些的时候，她就感觉到自己真的不是正常人了。为了这些不幸的聋哑儿尽快摆脱痛苦，不再受歧视，性格倔强的袁敬华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些孩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甘愿承受一切。

　　搞特教必须有坚强的毅力，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教聋哑孩子与普通儿童不一样，必须一对一地教。孩子学会发声的每一个音节，每个单词，都倾注了袁敬华的汗水和泪水。有的孩子已经过了最佳语训期，有时为了教会一个发音，尽管一个单词教了几十遍、上百遍。多少次，她曾独自跑到村外的土坡上哭，恨自已没有能力教会他们。

　　然而，哭过之后，袁敬华又来到他们中间，继续反复地教，她知道教会孩子发一个音，也许就能打开他们讲话的大门。因此在失败和挫折面前，她没有灰心气馁，而是更加鼓足勇气，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尝试着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来强化孩子的学习。她还发现：有的音往外呼气，就让学生拿着纸条放在嘴边，模仿她的口形、舌位以及纸条的倾斜程度学；有的发音部位能摸到，她就让学生摸着她的发音部位学，孩子们每学会一个音，她的脖子都被捏红一片。

　　望着第一批7名聋哑儿童发出正常人的声音，袁敬华哭了，她和孩子们，还有孩子们的家长抱成一团，哭了。那是幸福的泪水，那是期盼的泪水。

　　也许一般人能想象出婴儿喊出第一声妈妈的幸福，那种喜悦是每个做过妈妈的人都能体会到的，但聋哑儿喊出第一声妈妈的滋味只有袁敬华能体味出。有个叫张新福的学生就是给她感触最深的一个。他是家里唯一的宝贝儿子，仅仅是因为不会说话，便给这个本来幸福的家庭笼罩了一层阴影。当他在聋儿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能喊出亲人的称呼时，他高兴地一遍一遍地喊个不停。记得那一天，天下着大雨，袁敬华送他回家 ，到了门口小新福敲了几下门后喊：“妈妈、妈妈开门”。这时门开了，新福的妈妈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激动地对孩子说：“孩子你说什么，你会说话了，你再喊一声”。小新福又喊了一声，这时新福的妈妈一把搂过孩子，跪在了袁敬华的面前，泪水雨水连成一片，大声哭着说：“我盼了十四年啦，终于盼来了一声妈妈，谢谢你袁老师。”

　　看到这幕情景，袁敬华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体会到了特教工作的社会价值，体会到了她的付出给学生的家庭带来的幸福；看到这情景，一切的劳累、辛酸，顿时化为乌有。原来生活是这样的美好。 

　　在办学过程中，袁敬华遇到的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办学之初，办学经费仅仅是每个学生每年60元的学费和每月20斤粮食。经费不够，她就自己养 猪。养成卖掉的钱用于补充办学经费。一次，袁敬华去喂猪，一脚踩空，掉在了猪圈坑里，当孩子们把她捞上来时，看到满身的污物，她委屈地哭了。这时，孩子们围了上来，他们用还不利落的话指着袁敬华说：“老师，是我们不好，不好，不好”。这时她哽咽着对孩子们说：“不，是老师不好”。

   1997年是袁敬华最困难的一年，当时学生已达到45名。他们家的房子不够用，袁敬华就又搭了一件帐篷和孩子们睡在帐篷里。夏天睡帐篷还好点，到了冬天，孩子们冻得直哭。袁敬华想来想去，想起了家里的麦秸垛。于是，她发动学生拿着褥单直奔麦秸垛而去，等他们拽回麦秸铺在褥下的时候，孩子们还是冻得哆嗦。面对着眼前的困难，她陷入了困境。父母再次劝她放弃，可她怎能忍心放弃呢？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有一天晚上，24岁的袁敬华就写了几张征婚启示，这是袁敬华一生刻骨铬心的事。上面写到：“无论你年龄多大，长相如何，只要能给我和这些孩子们盖一所学校，能给孩子温暖，我就嫁给你”。然而， 刚刚贴出去，就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怒不可遏地走到她面前，一巴掌打在了她的脸上，打的袁敬华的鼻口鲜血直流，这是她记事起第一次挨父亲的打。而后父亲又跑到家里把孩子们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要把这些孩子都撵走。孩子们有的抱着她的头，有的抱着她的腿，哭成一团，拽着她就是不走。父亲眼含泪水，大声对着苍天喊：“老天爷呀，我是不忍心看着这些孩子受冻才撵走他们啊……”

　　从办学开始的那几年，袁敬华从来没买过新衣服，她穿的都是亲戚朋友送的衣服。1996年她要去省里参加青年志愿者报告团，当时孩子们的家长知道她要出去开会。你十元，他八元的凑了一百多元钱给她买了套裙子。袁敬华在省内巡回报告做了24场，穿的都是这套衣服，有一天晚上住在青岛，袁敬华把衣服洗了，因为不知道青岛的天气很潮湿，第二天早晨她就穿着湿衣服做了一上午报告。当时有位领导问她：“小袁，你觉得这衣服很好吗，你一直穿着？”袁敬华笑了笑没吱声，人们不知道，哪里是这套衣服好，分明当时的袁敬华就只有这一套象样的衣服。
　　
耕耘让她迎来了收获

　　就在袁敬华感到失望，感到无助的时候，党和政府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为特殊教育事业注入了活力。1998年7月由德州市财政局、希望工程及社会各界拨款捐资给她们筹建了一座校园。孩子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教室、宿舍、教具等，学生增至近百名。师资队伍也在不断增强，共招聘了10名教师，除语训、数学等基本课程外，他们还开设了舞蹈、书写等素质教育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