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旗

　  2006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徐州市委会举行了换届选举，孙红旗当选为新一届市委会主委。2007年和2008年，他又先后当选为民进江苏省委会常委、徐州市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常委。

　　孙红旗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可以说是时代给予了他这个在中国人看来政治色彩鲜明的名字。但从他的性格来看，除了在他后来从事的专业领域体现出了名字的意义之外，其他方面，他却似乎不是那么时尚和前卫。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孙红旗也步入了大学之门，喜爱文学的他却选择了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在孙红旗看来，研究历史不仅可以洞察过去，更可以前瞻未来。马克思说过：我所知道的唯一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列宁也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也许孙红旗当时并未更多地去领会这些经典名句的含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更广阔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实践中越来越沉浸于历史学的博大精深之中。

　　1994年，已经在徐州师范大学留校任教9年的孙红旗，带着学业中的困惑，决定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当时高校中许多教师都在走捷径，以本科学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孙红旗却选择从硕士读起。在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后，一直研究国际关系的他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世界历史中的“非洲学”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深知“非洲学”所蕴含的学术和现实意义。非洲不光是人类的发源地，在近现代历史上，任何“大国崛起”都离不开非洲。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研究非洲非常重视，20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指示下成立的，北大历史学系的亚非拉教研室也是全国研究非洲的第一块牌子。在郑家馨（教研室主任）、何芳川（原北大副校长）、罗荣渠（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等学术大家的亲自指导下，孙红旗在非洲学这个陌生的领域如同发现了宝藏，带着惊奇，也伴随着艰辛，开始在“黑色大陆”的时光隧道中进行探索。他参加了北大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殖民主义史》（非洲卷）的研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A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的汉译工作，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课题，在已经掌握了英语的基础上，他用6年的时间硬是又攻下了法语和德语。由于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参与撰写的《殖民主义史》（非洲卷）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先后获得“五四学术奖”（北京大学）、“世川良一奖”（日本）、“光华奖”（台湾）。

　　在北大的收获是孙红旗一生中的财富。自“五四运动”以来崇尚民主与科学的北大精神，在孙红旗的心中扎下了根。从硕士到博士，这6年时间，用孙红旗自己的话说，他是跨跃了一个世纪，因为当他捧着深红色的博士学位证书走出古色古香的北大校门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的夏天了。鉴于他的潜质和成就，导师们希望他能留在北京大学任教，还有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中联部等一些研究机构以及党政机关部门也与他商谈，希望他能够加入到他们的事业中去。但由于在当时的人事制度下，他和徐州师范大学之间存在着“定向”关系，因此他不再有选择的自由，默默地回到了徐州师范大学。

　　不可否认，孙红旗一度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似乎“英雄无用武之地”。但这种情绪并没有缠绕多久，他很快调整好自己，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到教学和科研上。几年来，他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十余门课程，作为学科建设的带头人之一，他和同仁们把《世界史》课程建成了省级一类优秀课程，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世界历史专业则成为徐州师范大学唯一的“江苏省品牌专业”。孙红旗牢记着北大历史学系老前辈们的教导，继续保持着低调和敬业精神，用实际行动实践着前贤提出的“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名言，不求急功近利，刻意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每天他所居住的教工小区里，最后熄灯的总是他的房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厚积薄发，他的系列文章先后在《世界历史》、《社会科学战线》、《西亚非洲》、《历史档案》、《学海》等中文核心期刊以及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并多次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收录。其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苏联与绥靖政策》、《中国与南非建交的新思维——从意识形态到现实政治抉择》及在《人民日报》“国际论坛”栏目发表的系列评论文章《携手走出政治困局》、《着眼未来的条约》、《祝福“非洲旋风”》、《中国支援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等，剖析了复杂的国际形势，宣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弘扬了“和平”与“和谐”理念，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认为，作为一名学有专长的亚非问题研究者，他有责任在中国的非洲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他主持的研究课题《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评审专家组认为该课题“填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2006年，孙红旗获得江苏省政府留学基金资助，作为访问学者，前往英国伦敦大学高级研究院，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研究方向的转变似乎标志着孙红旗已经从“历史”走向了现实。但他自己并不这么理解，他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人与历史（传统）是不能分割的。他在读历史的时候，感受到自己是在同过去的大师对话，在向他们讨教数千年的智慧，如司马光的书名所昭示的，读历史可以“资治通鉴”。读到出神入化之时，他甚至感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房龙（Hendrik van Loon）所描绘的那种情景，即自己正在邀请“死去的活人来赴宴会”，而自己正是宴会的主人。他很欣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Croce）和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名言，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孙红旗认为他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呆在书斋里的学者，社会变革的现实必将使他走向时代的前沿。

　　孙红旗将他的学识融进了徐州和江苏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凭着渊博的知识和对问题敏锐的洞察力，从专家学者审视问题的独特角度，找准建言献策的切入点，展现出其参政议政的非凡能力和水平。作为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在2004年的市政协大会上，他递交了一份《灵活使用国有土地，振兴徐州地方经济》的提案，认为徐州在充分发挥土地作为生产力要素作用等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建议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更新土地使用观念，加强对土地的集中管理，使土地与资本和人力资源的结合达到最佳的配置状态。该提案引起市国土局的高度重视，局长田忠恩对提案的思路和提出的问题拍手称好，随即带领局有关人员登门拜访，当面听取意见建议。市政协还以《一份政协提案引发的故事》为题，在徐州日报等刊物上作了报道，在之后召开的徐州市土地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孙红旗被聘为市土地学会学术顾问，从而打开了他理论研究和参政议政相结合的又一片新天地。他受自己在国内各地旅行和在英国伦敦等地学习考察的启示，认为徐州旅游业还存在不少问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应进一步做大做强。经过调研论证，他亲笔撰写了《关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徐州市旅游业的建议》的调研报告，提出要打造品牌效应，树立和突出徐州作为“彭祖故国，楚王故都，汉皇故里”的独特地位，加快对“两汉文化”、“军事文化”、“云龙山水”等精品的规划开发，被政府采纳落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2011年1月，孙红旗在江苏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提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江苏外贸强省建设的几点建议，指出江苏是外向型经济大省，外贸依存度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提升，但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的对外贸易造成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出口贸易曾一度严重下滑，后金融危机时代江苏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建议要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在采取有效措施刺激和扩大内需的同时，仍需坚定不移地执行“走出去”的战略，主动出击，把握机遇，千方百计拓展海外市场，努力把江苏从外贸大省建设成为外贸强省，该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新华日报》对其作了报道，产生很大反响。

　　作为领军人物，孙红旗率领民进徐州市委会一班人，凝聚全市500多名会员的智慧和力量，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紧扣社会发展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市委会参政议政工作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一个又一个新成果。2010年，针对目前养成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民进市委会提出了《关于在教育中长期规划中应高度重视养成教育的建议》，被民进江苏省委会采用为2010年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集体提案，并得到曹卫星副省长的亲笔批示。在2010年1月召开的徐州市政协十三届三次全委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积极推进企业上市，加快徐州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建议》，加快了徐州市企业上市的步伐，促进了徐州市企业上市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当年徐州市两家企业先后成功上市，一家完成定向增发，两家企业已报国家证监会待批，一家企业已报省辅导备案，6家企业启动了上市程序。关于《加强徐州市城市管理问题的思路和对策》、《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研究》、《打破垄断体制，改进公共服务质量》等十多项建议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采纳落实，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作为一个从“历史”走向现实的学者，孙红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注重从思想上引导会员加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他经常和会员们畅谈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从横的方面，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对比说明中国的制度特色。他喜欢引述原民进中央许嘉璐主席访问非洲期间的一段对话。当时非洲国家的一位政党领袖羡慕地对许主席说：“如果我们的执政党像你们的共产党就好了，如果我们国家的在野党像你们国家的民主党派就好了。”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对新形势下如何发挥民进作为参政党的作用，孙红旗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宗旨就是“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而在当前的情况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即民生，抓住了民生问题及其解决，这本身就是政治大事。他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很深的认识，认为科学发展观高屋建瓴，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中外历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历史上，中国的封建帝王也曾提出过“民本”思想，但那是从统治者的角度俯瞰臣民；近代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曾提出“民粹主义”的主张，但那也只不过是虚幻的平民主义；近代西方国家把“民主”提到了制度建设层面，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惠及普通民众；而中国现阶段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则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社会个体，这是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有这样一种执政理念，中国的民主政治大有前途，中国的民主党派大有作为。

　　孙红旗现任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为党派和政协的工作殚精竭虑。作为徐州市最年轻的主委，他对徐州民进的发展充满了信心。省民进陈凌孚主委来徐州调研时的殷殷嘱托，张怀西副主席亲笔题词“风雨同舟二十年，肝胆相照书华章”的亲切勉励，严隽琪主席来徐州检查指导工作期间的谆谆教诲……都给孙红旗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徐州民进的光荣“历史”，研究历史的孙红旗从中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获得了奋进的动力，他将率领徐州民进在现实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不断努力，争取为祖国的统一战线大业，为“五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赵天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