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后人来说，

　　还要全面继承、谨慎创新，

　　用原汁原味的演出来保持北京人艺的经典性和博物馆性。

　　　　——杨立新

　　杨立新笃信那些老理儿，比如“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一个话剧演员，嗓音洪亮、长得漂亮都不够重要，重要的是找到每个戏和角色的抓手。这些抓手，有的从剧本字里行间揣摩得来，有的在生活当中学来，还有一部分，要在排练过程中碰出来。日子不禁过，演了一辈子，也就是在努力找到一些好抓手，给自己的戏增光添彩。

　　下生活

　　2017年，杨立新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退休了。退休后的生活没有预想中的清闲，仍然要回到舞台上演话剧，也要进剧组拍影视。最近，他刚从外地的剧组回到北京，准备《茶馆》的恢复排练，这是每年都要上演的北京人艺看家戏。等忙完了剧院的工作，他还要回剧组去。

　　杨立新不到18岁就进入了北京人艺。那是1975年，其实当年他的理想不是当演员，而是当一名外科大夫或者当兵。但是，当时的最大可能还是上山下乡去插队。有天，他陪着一个拉手风琴的同学一起去考北京曲剧团，考官让他也唱一段，因为正在变声期，人家说：你的声音唱曲剧够呛，看你大大方方的，要不你去考考话剧团吧。杨立新拿着人家写的纸条，到了北京话剧团。林连昆他们正在开会，看了纸条就停下来考他。林老师拿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剧本和他对着读了一段词，那时候，人人都会唱样板戏，杨立新就这样得到了一份工作，不用下乡插队了。

　　现在，但凡学表演的孩子都怀揣着一个明星梦想。但在那个年代，演员们都很踏实。进入北京话剧团75年学员班之后，杨立新跟着大家一起打包行李装上卡车，去了京郊密云的高岭部队，学军三个月。上午出操、队列训练、瞄准训练、投弹训练，下午是台词课、表演课。那个年纪眼睛真好，最后打靶是实弹射击，杨立新卧姿一百米半自动九枪打了八十八环。学完军回来没多久，学农又是三个月，又背着扛着行李卷去密云的穆家峪公社的西穆家峪大队。三个月，他们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穆家峪是半山区，冬天地里最主要的活就是平地，把漫坡上部的土用独轮车运到坡下，把地垫平来年种庄稼，说白了就是在丘陵地带修梯田，挑水和推独轮车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之后又是三个月，去通州的锻压机床厂学工。在这些日子里，大家每天上午下车间劳动干活，车、钳、电、焊、铆，下午是声台形体表。杨立新每天跟着师傅上车床车零件，一个星期就自己干活了。学了军，学了农，学了工，往后演工农兵，就有了生活基础了。

　　那时候的说法叫“下生活”，各个文艺单位都有自己下生活的“点儿”。北京话剧团下生活的点儿有两个：一个是密云的大洋山，还有一个是位于北京和唐山之间的迁安铁矿，北京话剧团经常去那里“下生活”，也是一去两三个月。文革期间，北京话剧团创作排演了两个多幕剧《工农一家》和《云泉战歌》，都是“下生活”的收获和结果。

　　那个时候的演员都是非常低调朴素的，混在人堆里，你肯定分不出来哪个是工人师傅，哪个是话剧演员。灯市东口史家胡同宿舍院的演员们每天骑自行车或是走着来剧院排练，走在大街上，真不会有人多看谁几眼。只有到了舞台上，大幕拉开了，你会突然间发现那个灯光下的“普通人”是那么样的陌生，难以分辨，他瞬间已经成为了戏中那个年代、那个地域的“哪一个”人物了。直到今天，杨立新依然相信，生活中低调得不像演员、到了舞台上有光彩的演员，是一个好演员的基本底色。

　　打样板

　　75级学员班还没毕业，剧院排练话剧《万水千山》，需要年轻人，同学们都要去跑群众，一会儿扮演匪兵，从这边跑到那边，一会儿又换上红军的服装，跟着队伍从那边冲到了这边。杨立新被分配到了一个小角色，“四渡赤水”一场中的敌副官，包着半边脸到河边来找当地的乡绅问：红军怎么不见了？角色虽然小，他还是挺高兴的。第一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也是在首都剧场的后台。当时，白天排练《蔡文姬》，晚上演出《万水千山》，美术组的同事在后台的楼道里画即将演出的《蔡文姬》的广告牌，下面的演出单位竟然用大头针揿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过几天，广告挂在了大门外的墙上，落款依然是“北京话剧团”。

　　文革还没结束的时候，杨立新曾经问过剧院的老同志：“《茶馆》是个什么样的戏？”那位不太老的老同事说：“别提了，太监在台上娶媳妇，两个大兵娶一个媳妇……”等到70年代末，《茶馆》恢复排练演出了，而且是第一个走出国门到欧洲演出的中国话剧，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话剧的水平风貌，获得了好评，又给《茶馆》从政治到艺术全面平了反。德国人的评价是：看了话剧《茶馆》，我们才知道1949年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一场革命。

　　80年代中期，杨立新有幸和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一起同台演出《茶馆》了。先在第一幕中卖耳挖勺的老头，然后在第三幕中演唱戏的魏福喜。1992年，老一代艺术家要退休了，《茶馆》轰轰烈烈地演出了几场之后，消失在了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时隔七年之后，1999年，新一代演员杨立新、濮存昕、梁冠华等人接过了《茶馆》的演出。虽然，当时的文化艺术界、社会有很多声音，有反对，有赞成、有质疑，但《茶馆》仍然顶着巨大压力登上了舞台。杨立新始终相信，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不能没有《茶馆》。

　　小角色

　　2022年4月的一个下午，杨立新回到北京人艺，给年轻演员们讲座，主题是“让小角色不小”。北京人艺有句老话说的是演员有几大“灾难”，其中，毕业就演大主角是一个。在舞台上几十年干下来，杨立新认为这话很有道理。毕业就演主角，就像驾校刚毕业就让你开车去珠峰大本营，路上非翻车不可。一定要从小的、简单的角色开始，从距离自己的生活近的、能够焕发出想象力的角色演起。等到能力逐渐长起来了，心理准备做足了，再去挑大梁不迟。谁都是从小角色演起来的，当年《蔡文姬》演出，杨立新和同学们跑龙套举“大杆”，在台上一站就站二三十分钟。

　　1988年，北京人艺新排话剧《天下第一楼》。作者何冀平读完剧本，杨立新就觉得里边的“大少爷”唐茂昌这个角色简直是给自己写的。下午，杨立新就给导演夏淳写了一张纸条，申请演大少爷。后来宣布角色，杨立新是大少爷的B角。

　　大少爷唐茂昌是福聚德烤鸭店老掌柜的大儿子，但他无心经营和继承祖业，成天只爱票戏、泡戏园子。这一点，杨立新可算得上是他的同好：从小在南城长大，四五岁开始就跟着家里的大人去听戏。杨立新在京剧界也有不少的朋友，还能够跟着胡琴有板有眼地唱上几段。《天下第一楼》第二幕第二场，大少爷拜师学艺，众人起哄让他唱一段，而且非逼他唱反串。剧作家何冀平在此处是这么写的，大少爷顺手从伙计手中拿过来送菜的托盘，唱了一段《红娘》里的棋盘舞：“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下，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放大胆忍气吞声休害怕，就像是亲生子跟着亲妈，可算得是一段风流佳话，听号令切莫要惊动了她。”这是一段荀派的花旦戏。

　　“体验生活”的时候，其他演员都去全聚德学着片鸭子、薅鸭毛，杨立新不一样，他游走在剧场戏院去找京剧界的朋友和前辈们。那时候，谭元寿先生还在演出，叶金援的父亲叶盛长先生还很健康，杨立新是“小白薯不吝秧子”，一有时间就找他们去。谭先生在吉祥剧院演出，杨立新是从化妆室到后台带幕边，一直待到散戏。

　　新挑战

　　《天下第一楼》开始排练的时候，杨立新已经练好了棋盘舞，但是，有同志说：“第二幕的1917年前后有《红娘》这出戏吗？”当时的资讯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要想查清楚《红娘》是荀先生哪年创作的，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拿不准，干脆就别唱了，最有把握不会出差错的还是《苏三起解》，于是，杨立新又唱起了“苏三离了洪洞县”。

　　几个月后，《天下第一楼》正式演出，演到这儿，胡琴一响，满宫满调的小嗓一唱，观众席立马安静下来，想象不到一个话剧演员能在台上唱京剧，还能反串。当观众们听明白了不是录音，是现场真唱的之后，哗哗地鼓掌。

　　在杨立新看来，唐茂昌太有意思了，既讨厌，又讨喜，而且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有人说他是个败家子，不顾家里的产业，不思进取，一心爱玩。杨立新从唐茂昌的角度出发不这么认为，人有自己的爱好没有错，追求自己的热爱也没有错。只可惜，唐茂昌天生就没有这个命，他距离上台成角总是差那么一步。

　　唐茂昌在《天下第一楼》的第一次出场，人没露面，声音先撞进来了：“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这个唱段是唐茂昌的心声，他觉得饭馆耽误了自己一辈子，自己明明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人，怎么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就像宋徽宗不想当皇帝，想做一个艺术家，觉得自己被这身龙袍耽误了。所以，杨立新下功夫练京剧，要求自己一定要唱好，让观众明白唐茂昌天生该唱戏，而不是经营餐馆。

　　心里有

　　青年演员经常问：杨老师，您看我这戏该怎么演？杨立新说：不是怎么演的问题，是怎么读的问题。你要知道作者在写什么，你就知道你该演什么了，先知道演什么，再想怎么演。

　　当年，80年代排《小井胡同》，导演是刁光覃先生。那时候，北京四九城还都在呢，演员是林连昆、谭宗尧、任宝贤、吕中、李廷栋等一帮熟悉北京的人，剧作者李龙云还带着大家一起体验生活，一起去找戏里的生活环境。

　　2013年，杨立新作为导演，带着年轻演员重排《小井胡同》。这部话剧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49年一直写到了1979年，描写北京南城一个大杂院里几个家庭的故事。今天，生活前进了，北京城也翻天覆地地变样了，年轻演员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更不可能知道1949年的北京人是怎样生活的。但是，杨立新认为，这绝不是我们做不好的理由。2013年和1949年的生活确实隔着一段时空距离，1958年老演员们排《茶馆》，和1898年变法维新时期的大清朝也有距离，但他们演出了那个时代，还演得如此传神。

　　杨立新沿用老一辈的创作方法，带着年轻人去胡同里走走，寻找历史痕迹，读过去的报纸、小说、笔记等文字资料，再请专家、学者等过来人来给大家讲课。现在，获取资讯更便捷了，不用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调资料，不用去北京图书馆查《北洋画报》。通过网络，1949年解放军进城的视频都能看到，把这些碎片整理起来，消化好，心里有了，上台就有了。

　　进入北京人艺近五十年，杨立新写过一篇文章《剧院·学校·家》来形容自己和北京人艺的关系。他也曾经开玩笑说自己这辈子是“五个一”：一个单位，一个职业，一个儿子，一个媳妇，一个妈。这么多年，他没有轻视过外边的电视剧拍摄，也从来没有耽误剧院的演出。

　　回忆起年轻的时候，杨立新说，他演过不少自己觉得很过瘾的戏，也有不少角色是B角或者临时顶替，但总能在演出时让观众眼前一亮。即使是一个小角色，杨立新也会拿出“搞对象”的热情去了解对方，既要摸清对方的性格、爱好、职业和收入情况，还要知道对方的家庭背景甚至祖宗八代，来龙去脉都考察清楚，才能把日子过好，把角色演好。

　　当年，外界都说北京人艺有风格，演老北京演得好。在杨立新看来，北京人艺是一种水平，它不只会演老北京，外国戏也演得好。1988年的《哗变》就是一大突破，演员们没化外国妆，黑头发、黑眼睛、黑眉毛，穿一身美国军装就上台，讲好故事，讲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观众们要看一看中国话剧的精彩，《雷雨》是免不掉的，《茶馆》是免不掉的，”杨立新说，“对我们后人来说，还要全面继承、谨慎创新，用原汁原味的演出来保持北京人艺的经典性和博物馆性。”

　　这么多年来，北京人艺的排练厅里有过不少标语，比如“戏比天大”“建设一流的学者型剧院”“继承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但杨立新最欣赏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一楼排练场写的“为丰富世界戏剧艺术宝库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