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事例，2005年07月04日某报报道：“在中行和建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党委和董事会的职责问题很快引起了‘洋董事’们极大的疑虑和质询。据说，有一位英国银行家坚决要求参加中国银行的党委会议，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银行中是党委而不是董事会决定重大事项。当中方以‘您不是党员’为由婉拒时，他甚至认真地提出：可不可以找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代表我参加？若干年后，人们或许会把它当作一个笑话传诵，但现在它却非常真实地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在转轨过程中的错乱与迷惘。这样的错乱与迷惘，集中在一个个负责经营决策的行长们身上，就成了很多罪与罚的根源。”

　　这是个别现象吗。尤其在国有企业里。只不过是没那么多的洋人罢了。这实际上涉及了党与企业的关系及问题。

　　一、

　　在中国，有一些关系是非常的具有中国特色，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所独有的。比如党、政、企之间的关系，包括党政的关系、政企的关系以及党企的关系。这些关系产生的问题也占据了中国体制机制问题的最主要部分。谈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就势必要谈论这些关系问题。谈论中国的体制机制改革，就势必要谈论对这些关系问题进行改革。这些关系问题不解决，中国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还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倒退。

　　也因此谈论一下这些关系及产生的问题，也就有了必要。只是这些关系看似各自独立，但却又相互牵扯，比如这里要谈论的党企的关系及问题，就牵扯到了党政、政企的关系及问题。下面就来尝试着谈论一下。当然，如果觉得谈论的还有道理，那么谈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如果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只能说明这些关系及问题太复杂，“剪不断，理还乱”。

　　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曾指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几年后又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九八六年十二月邓小平也指出过：“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谈论这些关系及问题，恐怕就从这些关系的分与不分中开始了。

　　之所以提“党政分开”，是因为“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之所以提“政企分开”，是要“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进一步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提“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也是表明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存在着问题和弊端。然而为什么不见邓小平提“党企分开”呢。“党企不分”就不存在着问题和弊端了吗。……也许在邓小平看来，没有提“党企分开”，大概是因为如果党政分开了、政企分开了，党企也就自然分开了吧。又或许，政企分开本身就包含着党企分开的内容，政企分开了，党企也就自然分开了吧。

　　不过对于党企关系，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这样的提法的。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报告：“正确解决党对政府机构的领导和对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问题，是机构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到了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其他各种经济组织中，也要从实际出发，抓紧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制度”。再过十年的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搞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企业党组织要积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企业党组织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党企看来不但没有分的意思而且关系还在紧密加强。这就有点意思了。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党既然不是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那么企业党组织应该是个什么组织。在一九九二年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国有企业大面积倒闭的时期，企业党组织是发挥了政治核心作用还是没有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从而使国有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闭潮。提出“党政分开”是因为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那么党企不分是否就是因为党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了？这样会不会被认为，中国共产党因为不适合从政所以才党政分开，却因为适合从商所以党企才不能分开。

　　企业里存在党组织，可以说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也可以说是为了抑制贪污腐败、避免国资流失。然而企业党组织是中国无资本时代的产物。自企业出现了资本后，企业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即便是国有的（资本决定了社会形态决定了经济基础同样也决定了企业），这就不可能不影响到企业党组织的性质。资本会“不自觉”地把企业划分成两个阵营：劳方和资方，即建立起资本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也迫使企业党组织不得不“选边站队”，或者自觉地站在了资方一侧，或者站在了劳方一侧。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就是资本使得企业党组织，（不论是兼职的还是专职的），吃的都不可能是共产党的饭了（不知某些情况是否除外，如党的任命干部等）。“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就如同有些共产党员指责有些共产党员吃的共产党的饭却不为共产党说话办事“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一样，企业党组织也就更多的只能是替资方办事替资本说话了。

　　企业之所以也乐意企业里存在党组织，是因为党确实是一块很好的招牌，然而党被企业招了进来以后，企业就可以“拉大旗、作虎皮”。而如果企业利用党企关系来掩盖劳资关系，这就非常危险了。企业党组织不但可以粉饰资本的肮脏和血迹，携手资本的剥削与压迫；而且可以充当资方的打手和帮凶，助长企业的特权与垄断。更悲惨的是，当今的中国依然还是一个阶级国家，（企业党组织不大可能站在劳方即工人阶级一侧），这只可能加剧资本带来的生产关系即劳资关系的紧张和对立，而劳资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又只可能加剧阶级的敌对和对抗。

　　企业党组织为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存在，确实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了。企业党组织与其说是对冠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中国共产党对推行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古怪称呼”寻找一些“理论”准绳，更可以说是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一点事实依据。

　　如果企业非党组织不可，那么企业党组织或可以第三方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您拿的工资是第三方的，这样或许您还可以“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当然，这还要看您是执政党还是政党，因为“引导”基本上是执政党的事；“监督”基本上是政党的事。这又涉及到了党政的关系及问题。然而从“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及“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的描述中已经看不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党、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执政党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党？因为只有党（意见相合的人或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团体。如黑手党、三K党等）才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还是一个政党？政党是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部分，职能也许和执政党不同，但其工作方式则是国家政权机关工作方式的一部分；（政党：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不同的政治学家对政党有着不同的定义：有认为政党是选举工具的、也有认为政党是一种权力组织的、或是谋求公职的工具、是人民控制政府的团体、或者是人民利益的表达渠道）。或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党一定是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部分，履行着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执政党：执掌国家权力的党派，是一个国家政府中获得政权、国家元首的有执政权的政党）。政党和执政党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体制的基本形式。

　　然而，这里却有另外一种解释。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近几年来，我们在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群众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必须指出，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自身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保证做到‘党要管党’；党政不分使党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甚至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党政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党政不分使党处在直接执行者的地位，党政分开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全党同志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原来，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

　　这是中国共产党特别非常注重强调的。【只是后来，党的领导的这个动词的领导，似乎更多的是被曲解和误读成了名词的“领导”（加引号以示区别）。领导（动词）：率领并引导。党的领导，意指党率领并引导。坚持党的领导，意指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领导”（名词）：担任领导工作的人。而如果党的领导被曲解和误读成了党的“领导”，那么党的领导就成了担任“领导”工作的人是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成了坚持党的“领导”担任“领导”工作，也就成了非党不“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只是后来，党的领导这个政治领导向国家政权机关任命党的“领导”成了第一要务，政治领导成了行政领导，党的领导成了行政任命）。“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是后来，任命党的“领导”似乎成了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党似乎不抓住“人权”，党的领导就不存在了、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方式就不存在了）。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既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也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所以才提出了“党政分开”。

　　而“党政不分”，既降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削弱了党的领导的政治领导作用。“党政不分”，既使得党的领导成了权力组织、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其先进性、纯洁性又体现不出来。“党政不分”，既使得党在其位不谋其政；政在其位又尸位素餐。“党政不分”，既使得党也成了宪法和法律的法外之人；又使得党至今还在包办群团工作。“党政不分”，更使得党处于了行政工作第一线，成了矛盾的一个方面甚至处在矛盾的焦点上。最终导致了今天党的总书记处在了矛盾的焦点上。“党政不分”，使得监督成了脑袋监督双手；左手监督右手。“党政不分”，既巩固和加强了官僚主义，又培养和造就了官僚资本主义。

　　二、

　　中国的一个瓶颈，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那么瓶颈中的瓶颈，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共产党是个纲，纲举目张”。改革政治体制，恐怕就要从瓶颈中的瓶颈开始。

　　应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更进一步说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政治领导领导了一切（包括企业）。……只不过，中国却处在了行将崩溃的边缘。那是一段不可能不存在着问题和弊端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共产党又增添了新的身份——执政党。当然，党的领导（乃至党的绝对领导）也一直在延续。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既是党的领导（还是党的“领导”）又是执政党了。

　　请原谅，还没有谈清党、政、企的关系及问题，却又想谈及执政党的问题；还没有谈清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的问题及关系，却又想涉及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问题及关系。……很遗憾，不是我谈不清，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只好眉毛胡子一把抓了。

　　既是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又是执政党的政治体制，或可称其为混合政治体制（党也可以称其集权力组织、行政组织、生产组织等等为一体的混合组织。这样的党已经不可能属于上层建筑了）。这个混合政治体制也一定是存在着问题和弊端的。这个混合政治体制既没有把适应执政党的执政体制建立起来，又没有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党的领导的领导体制。既没有消除资本带来的诸如贫富差距等等的社会矛盾，又没有消除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诸如官僚腐败等等的问题和弊端。这样的混合政治体制，既不适合领导与执政，又不适应引导与监督。一句话，执政党既不适应这个混合政治体制，这个混合政治体制也不适合党的领导。

　　不论是否承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是有意无意地在把中国共产党由党的领导向执政党转变。这恐怕也是历史必由之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政治领导不应该也不可能“‘领导’”经济。在无资本时代如此，在资本时代恐怕更要如此。上层建筑里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跟经济基础里的资本直接发生反应的，除非是总的资本家。“上层建筑同人的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的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的、直接的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的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射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之一是法，这也是为什么要依法治国的原因之一。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由过去的“阶级”专政变成了“法制”专政、“依法治国”变成了“以法专政”。今天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中国社会被压制的太厉害了，只会造成不稳定因素越积越多、不稳定能量越蓄越大）。

　　混合政治体制也会产生这样一个吊诡问题，就是不知是党的领导决定了执政党，还是执政党决定了党的领导。但感觉却是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都会因为执政党的换届而换届（“执政党”换届是因为“宪法”规定，暂且这么认为吧，那么党的领导换届呢）。即使是党的领导核心，即使是党的领导核心的“领导”，即使是掌握着真理，执政党换届了，也就都换届了，就连真理也都换掉了。这不仅会使党的领导作用大打折扣，更会使党的“领导”核心大打折扣。更会使真理大打折扣，……即便是今天如同儿戏的真理。

　　而本应该是党的领导下的党的“领导”，也会因为执政党而突显了党的“领导”作用而降低了党的领导作用。就拿企业党组织来说，它不可能属于上层建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党的领导的时候常常忘记的），也不可能是党的领导，更不可能是执政党，只可能显示的是党的“领导”。然而不论是党的领导还是党的“领导”，不论是党的领导核心还是企业党组织，又都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坚持党的领导”或许就被解读成了两层意思，党的领导核心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也许恐怕更倾向于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包括企业党组织）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则恐怕更倾向于坚持党的“领导”。……更滑稽的是，党的领导也会把党的领导曲解和误读成党的“领导”，甚至还在号召党的“领导”向党的领导看齐、向党的领导核心保持高度一致。“领导”都成了核心，以至于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党的“领导”就可以领导，……以至于企业党组织也都成了党的领导乃至核心。

　　前面已经说过，党的领导是动词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名词的“领导”；而执政党主要是引导（相对于政党而言）。党的领导是“政”治、党的“领导”是“人”治、而执政党是“法”治；党的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是“独裁与专制”、执政党是“民主与法治”。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也许可以承担起领导（“领导”）、引导、监督的作用；但执政党则是承担起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的国家形象；承担起统筹、协调、服务、引导的政府作用。……另外，党的领导与执政党之间似乎也不大兼容，党的领导在法外，而执政党是在法内；党的领导体制下的民主集中制也不适用于执政党体制；党的“领导”又是民主集中制和民主与法治的最大阻力。

　　——实际上这里谈论的执政党是应该打引号的，因为中国的宪法并没有执政党的规定。这样的中国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执政党。除了自封，法律也没有承认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话说回来，中国共产党即便是执政党，在混合政治体制下也一定是法外执政党。没有宪法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党）何谈依法治国……

　　说了一千，道了一万，却还有一个最根本问题没有谈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与资本的问题。这也是党政、党企面对的最根本问题。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共产党要出问题，还是出在资本身上。

　　改革开放给中国共产党增添了新的资本——资本。然而，资本不但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割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也把今天的中国割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同样也把企业割裂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不能否认资本造成的经济奇迹，但也决不能忽视资本造成的问题和弊端。今天的中国，资本已经完全渗入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不但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把经济基础变得更加资本；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把上层建筑变得更加意识形态。更不可避免的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初心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资本，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在否定资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政党了。

　　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会如此地渗透到资本里面去，入资本而不染？中国共产党与资本贴的太近了，伴资本如伴虎，资本不但产生着——腐败（腐败的最大内因来自于“人权”；最大外因来自于资本），也在复兴着——矛盾（贫富差距矛盾、社会阶级矛盾及劳资关系矛盾等等等等）。中国共产党成了腐败的助产婆和矛盾的催化剂。

　　企业党组织是靠企业运转的，企业是靠资本运转的，也因此现在的企业党组织与其说是党的一部分不如说是资本的一部分更恰当。中国的经济需要资本，资本可以促进科技与创新（这也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鸟之两翼。不过让人有些不解的是，在“第一个百年”的最后几年里如此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宣传的“创新”是为了什么？“创新”恐怕更适合“第二个百年”的现代化主题。莫非真的要大跃进吗）。然而中国的企业需要党组织是为了……阻止资本的剥削与压迫？资本的剥削与压迫企业党组织恐怕是不可能感受到的。企业党组织也不应该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应该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更不可能去领导经济。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资本也无需谁来领导，只要有利，自然会逐。能领导资本的“领导”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逐利。中国奉行的是市场经济，资本需要的是规范法治的市场，如果不想使资本成为洪水猛兽。资本可以复兴经济，也可以覆灭经济。

　　二○一二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感觉这不太可能是执政党提出来的，执政党不可能把“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了却没办法把“党企分开、党资分开、党事分开、党社分开”。政要分，党在合，执政党是不是在给自己绕脖子。恐怕也不太可能是党的领导提出来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把“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却不去把“党企分开、党资分开”。政治领导想领导经济？那就只能是党的“领导”提出来的了，提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可能就是要为今天的党企不分、党资不分、党事不分、党社不分让路，为……逐利……让路！……这到底是执政党大会还是党的领导大会还是党的“领导”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连续六次大会都谈到的“政企分开”，跨越了三十年的“政企分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将会怎样表述。）

　　中国的政治体制，除了在邓小平时期历史性地跨出了一大步以外（废除了党的“领导”终身制，把封建的中国拉进了半现代社会，这是功高盖世的历史丰功伟绩），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体制就只能是意味着原地踏步甚至是在倒退了。遗憾的是，邓小平留下了许多未尽的事业。然而更遗憾的是，对邓小平时期的曲解和误读。不仅“主义”完全特色到了“资本”那一侧，甚至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宪法和法律的法外之人、成为了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成为了行政组织成为了生产组织乃至国有企业成为了国家政权机关、党还在包办群团工作等等等等邓小平时期想要改革的问题与弊端又都成为了今天的中国特色。这决不是在复兴这是在“复辟”。

　　邓小平是想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包括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邓小平是想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中国特色的，只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那个历史环境下，邓小平能提出“党政分开”就已经是显示出了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我们不好揣测他老人家如果还健在，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至少不会是坚持党的“领导”成了中国政治体制唯一特色。只能承认历史就是历史。

　　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恐怕也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也要有个跨越式的跟进。邓小平时期历史性跨出的一大步，或许仅仅是中国政治体制革命性改革迈出的一小步。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完全笼罩在资本的体制下了，已经跟邓小平时期又有了很大的不同，需要政治体制再一次历史性的跨出一大步了。中国的上层建筑也是到了对经济基础施加反决定作用的时候了，包括对经济基础里的经济关系即劳资关系施加影响。资本要随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决定作用而改变。要改变资本领着上层建筑走而不是上层建筑领着资本走的状态。……当然，前提首先是上层建筑自己的改变，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将如何上下而求索，其实路并不漫漫其修远，路就在中国共产党脚下。

　　三、

　　1、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首届中国改革建议大奖赛组织委员会”给我寄来一个通知，“您的《关于优化社会发展机制的建议》经专家、学者选审提炼已通过初评，进入首届中国改革建议大奖赛400名获奖行列”。

　　用组委会的话说，“这次大奖赛共收到有效应征建议41518件，不仅海内外炎黄子孙踊跃参赛，而且国际友人也纷纷来搞。振兴中华，人心所向。改革大潮，不可逆转。长江在奔腾，黄河在咆哮，大海在呐喊，熔岩在冲突。振聋发聩之作，令人目不暇接”。

　　我很吃惊，我吃惊的不是我“获奖”了，我吃惊的是我竟然“获奖”了。我不可能相信这是真的。没几天，我们这里的晚报报道了另一位“获奖”者的消息。我就更加确信了这个大奖赛有猫腻。然而，用组委会的话说这是海内外120余家报刊报道（包括党媒、国媒，我就是在国家级的报刊上看到的大奖赛消息才投得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以《情况反映》专题向国家党政最高领导汇报的大奖赛。冲着大奖赛的来头，没有理由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我还是按照组委会的要求寄了钱（印刷品费）和照片。没有丝毫的兴奋，倒有几分的不安。……后来事态的发展就不出所料了。有一篇报道，一位“获奖”者在悲愤之余，把几十年的学习心得付之一炬。

　　据传首届中国改革建议大奖赛最终还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落下了帷幕。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因为在印象里给大奖赛投的稿，内容就涉及到了党与企业的关系问题。

　　2、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哪一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有哪一些工作是应该要做的。有哪一些工作是做了以后可以值得称颂的；又有哪一些工作是做了之后是要向人民道歉的。不至于不应该把必须的工作和应该的工作都要拿出来去进行称颂。……更不应该把历史的倒退也标榜上“改革”。

　　3、三十年了，历史性的转变并没有发生。中国共产党似乎也不太高兴转变。即能领导又当“领导”还在执政岂不更高兴。

　　三十年了，中国的政治体制还真是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错乱与迷惘地步了。

　　三十年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也在回头看，走回头路。历史就真的倒退了。

　　四、

　　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出现能完成邓小平未尽事业的继任者，至少能修正对邓小平时期的曲解和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