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基础教育，正在沦为网络暴民肆无忌惮羞辱的对象。任何一个发生在基础教育中的“孤例”都能被放大成普遍现象，进而任人指戳、羞辱，当事件发生之时，人们正在习惯于把中小学教师当成背锅对象。近年来，基础教育领域改革如火如荼，方案文件一个接一个，一定程度上存在急功近利，导致乱象丛生、民怨沸腾。决策者、家长、舆论……，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手”都伸向了教育、干预了教育、阻碍了教育的正常发展。

　　一、决策部门“唯实”不够，不加研判地推进基础教育改革，使基础教育动荡不定、章法混乱、前后不一、朝秦暮楚。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北京市的中考政策“三年一变”。现在又在酝酿新的变化，例如提高体育中考分值。这些政策的频繁变化，既让人无所适从，又彰显轻浮、容易丧失政府公信力。

　　二、教育行政部门在关注舆情时缺少原则。舆论上出现某某事件，就赶紧以“灭火”姿态迅速加压加码。舆论上有家长反感在家给孩子判作业，就赶紧下令禁止、责令整改。舆论上有家长抱怨作业多、负担重，就赶紧出政策强制要求“减负”。实则根本就没有系统调研学生的负担从何而来、还有哪些可“减”的空间。家长的反映，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是个别学校的现象，还是普遍学校的现象。

　　三、教育政策只有执行的通道，没有问责的通道。家长对教育的不满、对政策的诘问，本来都应该由政策的出台部门直接受理哪一级出政策、哪一级拥有解释权，但实情却是总由学校或者老师负责“挡子弹”。学校、老师一不小心解释错了或者解释没到位，还要自负其责。这于学校、于老师，毫无公平性可言。

　　四、基础教育要考的内容越来越多，“体育”要成为中考的项目不仅不切实际，既往的中考操作也乏善可陈、实际已流于形式。不切实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生除了学校之外，根本没有校外锻炼的场地。市区内但凡有个公园，都不允许年轻人携带运动设备（例如滑板）等等。街道、小区，但凡有块空地，就是广场舞的天下。北京市哪有考虑过儿童的锻炼需要？哪有年轻人的空间？哪次拆迁考虑过中小学生的这些需求？哪次城市规划预留过中小学生的运动场地？坦率地将，“教育”在北京基本上一直被沦为最不重要的事情，除非有媒体层面的需要。

　　为此，特建议如下：

　　1.专业人做专业事，教育政策必须保证由教育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主导制定尤其应该有一线教育经历丰富的工作者参与，并且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制定。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依据教育规律办事，禁忌片面根据个人喜好办事。专业团队应该与“决策者”充分沟通。

　　2.决策必须面向社会做充分的调研，积累丰富的样本信息，再以此为基础科学制定。禁止“先决策、后调研”这种“决策舞弊”行为。

　　3.政策文件实行“署名”制度，谁决策、署谁的名，哪一届领导班子的决策、就署哪一届的名，以接受监督和咨询，对社会负责、对舆论负责、对历史负责。

　　4.区级、市级教委应该建立“发言人”制度，定期、定点对本级机关的决策、行政行为向媒体和社会做解释，回答社会的咨询。哪一级决策，哪一级就负责解释。哪一级出政策，哪一级就承担责任。

　　5.重新审视顶层设计方案，减少“过度教育”、“无效教育”，令“减负”以减少升学考试的负担为依托。比如：减少参考科目、减少考试内容。因为“考试”这根指挥棒如果重了，那么你无论采取什么“减负”措施都是隔靴搔痒、打不着重点。

　　6.中考学科迅速“瘦身”，保留语、数、外、理、化、生、体育，将“史地政”剔除出考试科目。现行政策各科目“全开全考”，严重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有些学科的“学”和“考”完全可以分开，过去长期执行的“语、数、外、理、化、生、体育”参考、“史地政不参考”的政策实际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它充分考虑到了学情规律、学生的课业负担，也充分兼顾了初高中知识的连贯和衔接，同时还充分突出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权重，从自然走向人文，仙自然后社会，也符合学生知识建构的认知规律。

　　以上诸观点，建议“人大”机构认真研议，认真面对舆情对教育的不满意、教育工作者的举步维艰，学生课业负担持续加大，推动有关行政部门的改变、推动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制度化、合理化。

　　（作者系民进中央妇女儿童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十五中副校长赵芙蓉；民进北京市西城区委会北京十五中支部会员袁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