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乡村出生、乡村长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八年乡村初中教师，之后又从事过五年教育管理工作。后来尽管离开了教育界，但仍时时关注乡村教育、心系乡村教育。如今已到知天命之年，心中的那份乡村教育情怀始终难以割舍。说起乡村教育，我从自己的求学、从教经历以及对我国乡村教育历史的了解来看，觉得上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是我国乡村教育的兴盛辉煌时期，尤以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为鼎盛。自己刚好有幸在那个年代求学、从教，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

　　那个时期的乡村教育基础条件差，乡村学校生活很艰苦。我1974年上小学时，学校园还是土墙土房土地面。教室的桌子是用水泥板和砖块做成的，每天上学要自带小木凳。教室里没有照明设施，高年级同学上晚自习得带上自制的煤油灯。教室的窗户也没钱装玻璃，冬季为了御寒，老师只好用废弃的塑料布纸一块一块蒙了窗户，四周用小图钉钉上。学校的操场是泥土地。操场上，有一副篮球架，还有两幅乒乓球案子. 篮球架是村上木工做的，高年级男同学一投篮就咯吱咯吱的响; 乒乓球案是水泥板和砖块砌成的,案子当中用几块横着竖起的砖块隔开，权当是球网。学校的体育器具也就篮球、乒乓球、竹标枪、铁铅球、木柄手榴弹等那几样，少得可怜。一遇到连阴雨天，我们眼巴巴地看着积满水、潮湿的操场，十多天甚至成个月上不了体育课。遇到学校

　　放假，操场上便荒草丛生，开学第一天往往都是先到操场拔草锄草。虽然校舍简陋，可师生们还总是把校园打扮得很温馨。同学们天天轮流值日，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老师们给校园里栽种些花草树木，在教室旁边墙面上出了漂亮的粉笔墙报，用水彩画上可爱的漫画，还把校门口和周边的围墙用白灰抹平，用黑漆竖着规范地写上学校的名称，用红漆写上几行醒目的宣传标语。乡村初中、高中的条件比乡村小学也好不了多少。但初中、高中大都有学生灶和学生宿舍，免费为不回家的学生热馍菜、提供开水和住宿。记得我们村旁的乡办初中，就雇了我们村上的老头帮灶。每天要烧几大豆腐锅的开水。水房是露天的，锅盖是两个半圆形的厚木板拼成的，锅盖黑乎乎的，揭开一半时都很费力，大锅底部和周边是厚厚的土黄色的水垢。学生食堂里，每天给学生热馍菜用的大圆竹笼屉，垒得有一人高。馍菜热好后，须两个人抬着挪下来，打开一看，笼屉里热的满是红薯、黑色或者黄色的馒头。还时不时发生先来的同学偷吃了别人馒头的事。初中高中的住校生，每个周日下午带着干粮去学校，下个周六下午才能回家度周末，因为带的干粮有限，也不能长时间放置，每周三下午还得骑单车或走路再次回家取了干粮再返校。家长心疼体贴自家上学的孩子，常常把家里最好的粮食精心地蒸成馒头、烙成饼子，并做些面酱咸菜，用自家缝制的布袋装了，让孩子带上。我母亲后来常说，我哥哥就是上高中那会儿，天天吃干粮吃坏了胃。

　　那时候的乡村教育体系相对完整。那时的乡村社会比较繁荣，乡村人口多，乡村孩子也多，乡村各级各类学校建的也多。那时实行的是县、乡、村多级自主办学体制：村办小学，乡办初中，县办高中。学校经费主要靠各级筹措，业务上接受教育部门管理。那时候你到乡村去，每个乡镇、每个村落，都能看见干净整洁的乡村学校，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乡村的孩子，只要不是接受高等教育，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可以在家乡附近完成。

　　那时候的户籍学籍管理严。乡村孩子一般都在自己所属的村、乡、镇片就近入学。每个乡村学校之间、城乡学校之间发展和布局也很均衡。一般不允许，也很少有主动择校的。偶尔有外乡的或城里的孩子来插班，周围的孩子就觉得新鲜好奇，总围着“审问”个不停。

　　那时候的升学率较低。我所在的关中渭北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小学入学率还不到90%。七十年代后期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但仍有少数小学毕业生考不上初中。八十年代初期，初中毕业生考入普通高中的仅占⅓。而乡村高中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就更是凤毛麟角。记得1985年左右，固市高中考入大中专院校的才几十个人，每个村考出的大中专的人屈指可数。

　　那时的乡村教育政治性、纪律性很强。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方针强调“思想政治挂帅”“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学校对思想政治教育极其重视。小学低年级时就背诵革命导师语录，学习报刊社论文章。学校开展的思想教育活动也很多：忆苦思甜、学习雷锋、批林批孔、学工学农学解放军、批判“四人帮”。各个科目的教材内容和教学活动也和政治紧密结合，读拼音学汉字、造句作文、做算术应用题、解释自然现象、学唱歌曲等，无一不打上政治的烙印。这让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幼小的心灵中就播下了讲政治的种子。“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那时的纪律教育抓得紧，注重班风班纪、校风校纪建设，实行近乎半军事化管理。班级集合，要列队、报数、点名；全校集合，各班要喊着响亮的口号、整齐的跑步进入操场或会场。还要向校长或主持人报告各班到会情况。每天上学得严格佩戴红领巾，不得穿奇装异服，男生不得留怪头长发。每天上课前必高唱革命歌曲。每天放学各班须列队鱼贯而出。那时上下学也没有家长接送，一个班级一支队伍出校门，一个生产队的一个纵队继续走，直到到了家门口才脱离队伍。那时紧跟形势开展的活动也多，唱歌比赛、文艺表演、儿歌朗诵会、体育运动会、体操表演、队列队形训练等等。活动丰富多彩，但又井然有序。教室里充满朗朗的书声和嘹亮的歌声，偶尔也有争吵哭闹，但很快就喜笑颜开、和好如初；操场上传来欢乐的笑声和整齐的脚步声，尽管光脚穿着的解放牌黄胶鞋，前面露出了大拇指，鞋底都磨透了，但步子依然踏的刚劲有力。

　　那时的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农业生产结合也很紧密，乡村学校对村民也是开放的。六、七十年代“办学办到工厂里，办学办到田野里”，我读小学时就曾被老师带着，参观过乡上的农机修配厂和养猪屠宰场，还下地学过锄地务棉花。我们学校也曾养过猪养过羊。我哥上初中时，还曾学过一门叫“农业基础知识”的课程，主要是传授一些农业生产基本技能的，他因此学会了果树嫁接技术。当时的乡村中小学，每年除了放暑假外，还放忙假和秋假。三夏大忙、龙口夺食，红小兵、红卫兵要帮生产队站岗放哨，看守麦场，防火防盗。还要颗粒归仓，为生产队里拣麦穗。后来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忙假秋假也要帮着家人干农活，我上初中时，就学会了割麦、捆朵、装车、脱粒、扬场、摇耧等农活。当时村上、乡上的干部和贫协代表经常来学校指导工作。学校也经常参加村上和乡上组织的政治文化活动，比如文艺汇演、公捕公判大会等。乡村学校不只是师生教学的场所，也是节假日村民健身、议事、开会的场所。甚至附近的村民还把操场当成了自家的碾麦场、晒粮场。乡村老师也能和村民打成一片，乡村开会搞活动、过红白喜事，总少不了乡村老师提毛笔写标语写对联、坐礼桌子写礼单的身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乡村教育风气最好、学风最浓的时期。那时候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乡村各级各类学校都沉浸在你追我赶提高教学质量和浓厚的学习文化知识的氛围当中。老师认真备课、上课，安心教书育人；学生刻苦攻读、决心学好本领长大报效祖国。学校广播里播放的歌曲是“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1985年秋天，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信义初中任教，适逢国家设立教师节，提出要推动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要让教师职业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全乡中小学教师集中到乡政府，召开了隆重的庆祝首届教师节大会，还给每人发了一个蓝色带把有盖的搪瓷小茶杯，杯子外面印着“首届教师节留念”几个红字。当时我内心很激动，对乡村教育的未来充满希望。

　　自上世纪初西方学校教育进入我国乡村至今，我国近、现代乡村教育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一百多年来，各个时期的乡村教育都有其显著的历史特点。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建国后的乡村扫盲运动，文革时的“五七指示”“教育革命”，以及后来的双高双普活动，都对乡村教育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百年乡村教育史来看，似乎七、八、九十年代是乡村学校数量最多、乡村学生人数最多、乡村教育体系最完整、乡村教育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

　　乡村学校是乡村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传播者，是乡村思想教育的主阵地，是乡村儿童、青少年的乐园，是乡村村民的健身场、大会堂。在国家经济落后、财力紧张和人民生活贫困的年代里，乡村教育主要通过各级乡村组织和村民的自我投入，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重要任务，为国家高等院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英人才，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农民和劳动大军。乡村教育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岁月悠悠，流年似水。过去乡村里随处可见白墙红字的乡村学校、随处可闻朗朗读书声的景象再也难以看到了。像我这样许许多多的、在乡村学校里生活成长、后来又走出乡村的孩子，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难以忘怀的乡村学校情结，毕竟自己的金色童年和快乐的青少年时光都留在了那里，以至于在后来的人生中时常梦到想起。如今的乡村冷清寂静了许多，乡村人口锐减，乡村孩子也少了许多。过去的乡村小学校大都大门紧锁、破旧不堪，或已改为他用。触景生情，无不令人扼腕叹息。但是乡村衰落是大势，城镇化的步伐一刻也不会停歇。西方国家是这样，我们国家也如此。好在随着撤乡并镇和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新型社区和新的寄宿制学校叫人眼前一亮。马云曾说过：乡村教育的希望在寄宿制学校。现在新的寄宿制学校和上世纪的乡村学校相比，条件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寄宿制学校有了塑胶操场，有了暂新敞亮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有了图书室、音乐舞蹈室、多媒体教室。还有了干净卫生的学生食堂，乡村孩子免费吃上了营养餐，体育、音乐、美术等各种教学器材用品一应俱全。有的还通上了暖气、洗上了热水澡。但愿乡村教育能在新的寄宿制学校得到新生！但愿乡村的孩子能在新的寄宿制学校中找到快乐幸福的时光！

　　（王学忠，渭南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市政协五届委员会常委、民进渭南市委员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