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文字和书法的产生是无中生有的。最初没有文字，先民师法自然，创造文字，便有了文字，约定俗成，便有了系统的汉字。

　　汉字的历史已有五千多年，这一事实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最初书写文字本无所谓书法，书写者日积月累，书写方法讲究起来，渐成规模和法式，便有了书法。于是便有了“法”。

　　将书写汉字活动作为文人的精神寄托，并认为书写的作品是个人心灵的象征，是反映书者内心世界和对世界乃至宇宙认识的艺术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梳理书法史，早在五千年前，山东大汶口仰韶文化彩陶上，已有毛笔描绘的图案，与此同时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文，刻画了形象意义明显的图画文字，汉字书法由此萌芽。到秦统一文字，其间历经了汉字的初创阶段，初步定型的甲骨文，成熟的钟鼎大篆，统一的小篆。到了汉代，隶书成熟，并占主流，同时，草、行、楷等书体也应运而生，时至魏晋，书法名家辈出，书体基本完备，而且出现了文化觉醒与书法的自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承前启后，揭开了书法史上辉煌壮丽的一页，树立了真、行、草的典范，后世莫不视之为圭臬。唐代帝王尤好书法，太宗推崇王羲之，并身体力行，在教育、取士上把书法列为重要的科目，成为书法的盛世。宋代帖学大行，元代宗唐尚晋，明代由宋元上溯晋唐，清嘉庆、道光以前，尊王尚帖，书学董其昌、赵孟頫。列数书法大家，锺王之后，群星灿烂，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宋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有赵孟頫，明有董其昌，清有傅山、王铎，他们在魏晋书法的基础上，承继有序，自成面貌，成为时代的高峰，为后世所效法，昭示着帖学的辉煌。清代雍正、乾隆以降，因为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再加之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金石考据之学大兴，碑学复兴，成就斐然。但无论帖学碑学，皆成书法规范，其法式理路，都是书法之“法”

　　书法之“法”的价值在于形成人们对书法的共识、共知,可以共享、共用，即形成了今天所谓审美共识，且有一套完整的“法统”。便于掌握，便于传承。

　　非法

　　我们换个角度考察书法史，辨证地分析思考书法现象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便会发现书法发展更是一个“非法”的过程，即不断否定成法、法规和法统的过程。字体的演变,书体的演变,书法风格的演变,无不是新“非”掉旧，否定旧的过程。中国书法的发生、发展本来就是一个流动的、活的，不断衍生变化的过程。惟其如此，书法才有发展，才有生机与活力。

　　文化艺术的“非法”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非法”和“犯法”，并不可怕，是正常的，有益的，因为它使传统变活，避免了僵死。

　　传统不是“木乃伊”，不是一堆死“法”。冯友兰把对传统的态度分为“照著讲”、“接著讲”两类。前者重复经典，后者则在传统之后依新的思想高度对其作出诠释和发展。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和演进的过程，文化传统的嬗延赖于“接著讲”。

　　书法发展史上有两类人：“照著写”、“接著写”。“照著写”是“守法”的人，也能写得很好。但书法体式在初始初创时，正如篆、隶、真、草的草创都是少数“接著写”的人，即“非法”者所为。对传统，他们是反叛，也是承继和创造者，正是他们续写了书法的传统。他们熟悉传统并借助传统反传统，既没依附也没抛弃，其实正是对传统的延续和拓展。

　　另一方面，“法”作为一种共识与共知，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东西，而艺术表达是极个体的事情，使用“通法”还是使用“己法”，墨守成法，还是通过“非法”来自由表达？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说：“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思想。由一群人所达成的一致只不过是一种妥协，只不过是从许许多多个人的思想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它只是再次推论的结果。首要的行动——推理过程本身——必须由每一个人来独自进行。……没有哪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人类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功能都是他个人的东西。……这种创造才能是不能给予他人的，也是不可能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更不可能与人分享，去模仿和剽窃。它属于单一的、个体的人。……人能相互学习，可是所有的学习只是材料的交换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类面临着他们最基本的选择：他只能在两种方式中任选其一——是依靠他自己的头脑独立工作，还是像那些依靠别人的大脑来生存的寄生虫一样。” 安·兰德的说法对我们很有启发。艺术表达需要摆脱集体思维，摆脱成法的舒服，需要自由的表达，需要“非法”的胆魄、智慧，乃至任性。“非法”在文化艺术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J·D·贝雷斯德的《小说的实验》中提到：“我们最优秀的小说家往往就是实验家。”“请各位记住：不管在散文方面，还是在韵文方面，一切规范都始于天才的作品。倘使我们已经发现了所有最好的形式，那么我们可以从伟大的作家——他们当中许多人起初都是偶像的破坏者或圣像的破坏者——的研究中，引出一种文学法则，这种法则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倘使必须假定它将被人责难成是超出传统之外的，那么我们就只好安于承认我们的文学已经停止发展了。而停止发展的东西，就是死了的东西。”这段文字说明“非法”在文学创造和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书法亦然。

　　非非法

　　非非法，即“否定法，并非无法”。

　　否定法，不是否定一切，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是对局限的突破，是对固有的发展，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与探索，是对无限可能性的触及和启动。“成法”是死法，“非法”是活法，“非非法”中有法。

　　非非法，法在其中。隶“非”篆而成隶法，楷“非”隶而成楷法，类推亦然。就连徐渭疯病发作所写的书法，成法具废，亦有我法。

　　法在书法中是一个既不可或缺，又较为表面的问题。正如修辞在文学创作中是一个低端概念。透过法，忘掉法，才能触及本质和实在，才能接近和抵达我们为艺的目的，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思想见地的艺术家。

　　书法研究不应仅停留在法的表面。正如唯知和反知，都是停留在知识的表面。新知代替旧知，真知否定陋知而涵盖旧知，以知进智，就是“法、非法、非非法”的过程。否则，无论唯知，还是反知，必然都是反智的。

　　法、非法、非非法，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路，昭示了书法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规律。

　　2005年秋初稿

　　2010年9月17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