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读余英时先生著作十余年，《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历史与思想》《中国文化的重建》《钱穆与中国学术》《士与中国文化》《论天人之际》《重寻胡适历程》《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余英时访谈录》《余英时回忆录》《中国文化史通释》《卮言自纪》……顺藤摸瓜，书里寻书，字后寻字，以“究天人之际”，期“通古今之变”。

　　重读《中国文化史通释》，偶作劄记。一则备忘，二则便于继续思考。

　　《中国文化史通释》收文12篇，议及中国文化诸多领域。

　　1、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学问思想从王官之学潜移民间，诸子百家出现。庄子清寂于“心斋”。管子以“心”为“精舍”，孟子“养我浩然之气”培植“不动心”。“哲学的突破”开始以“心学”取代“神学”，先秦诸子的“哲学突破”是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第二次是汉末、魏、晋、南北朝，“士”个体意识觉醒，开始反思，价值重估和批判现实，“明教”与“自然”相争而尚“清谈”，从思想到文学艺术多有突破；第三阶段是唐宋，佛教冲击并修整儒学，“士”气渐高，科举“进士”，宋神宗与士大夫“共定国是”，士人努力于“得君行道”“同治天下”；第四阶段是明清，商贾崛起、士商互动而比翼，王阳明洞明“得君行道”无异于“与虎谋皮”，“百死千难”“龙场悟道”毅然通过“致良知”“知行合一”“觉民行道”，接引“豪杰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觉民行道”是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和传“道”运动。

　　2、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的异同

　　宋代理学修“内圣”而为“外王”，是王道之学。明代心学“内圣”于心，自明于己，行道于日常，是自救，是人道之学。

　　3、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肯定“士魂商才”，义利不悖，士商互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

　　4、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宗教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出世”到“入世”，即从舍弃“此世”变为“此世”。

　　5、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

　　小说是民间文化的集成，又推动民间文化。柳存仁善用《四库提要》考证小说史和道教史，沟通雅俗。反观自我，我则是在祖父讲说古今小说和经史子集之间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的，而后，反过来读《四库提要》，跌宕与雅俗之间，力求高雅，而志在通俗。

　　6、《原“序”：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特色》

　　序是一种文体，是心灵和为学的交流，最能体现“微言大义”。

　　序不仅是著作的全息，也是序者识见与思想的呈现，同时也能看到序者的品格，及作者与序者的生存境遇。

　　7、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

　　想绕开余英时先生的论述，直接谈谈自己的想法。中医的思想理论大体上求真务实而且有效，我们需要反复求证而证其真验其真，这样才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扎实的建树。就目前来说，中医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缺少好中医，二是缺乏好药材。这两者到位，中医的医疗效果在许多方面优胜于西医。

　　消除偏见需要事实说话。我是见证了优秀的民间中医，才确信无疑地得此结论的。

　　8、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

　　李约瑟问题——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于中国？

　　余英时先生说，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主要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

　　我认为，中国就“思”和“论”缺乏刨根问底的精神。由“根本”才能求得“根本”。中西哲学也因此而不同。

　　9、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

　　抛开余英时先生这段谈张充和先生诗书画的文字不说。现在，无可奈何的是，像张充和先生这样“心道合一”而“游于艺”的人几乎没有了。

　　10、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科举是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文化之核心。

　　废除科举，帝国崩溃，国家趋于低智化，危害甚大。

　　科举举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是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电脑打字首先出现的却是“得时者昌，失时者亡”，不亦怪哉！

　　11、侠与中国文化

　　言武士和侠勇敢、担当精神之可贵。

　　这让我想起《史记》《汉书》中的侠，想起谭嗣同。

　　每每想起谭嗣同，就很纠结，谭嗣同的死有意义吗？值不值得？反躬自问，也会如此选择。所以我在别人眼里总是“鲁莽”，不可思议。

　　12、关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观察

　　余英时先生曰：“总结地说，以明治维新为分水线，中日文化交涉史可以清楚地划为两个时期：在此之前，日本长期“借用”中国文化资源，建构了自己的独特文明。而中国则对日本缺乏深刻的认识，因为日本不在朝贡系统之内。明治以后情况恰好颠倒了。中国从“天朝”的幻觉中逐渐清醒了过来，开始看清日本文明在应付西方侵略的成功。但这时日本的文化“借用”精神却已从中国转向西方，不少政治和文化精英对于中国也不免滋生了一种“后来居上”的优越感。”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

　　董桥为这部书写的序中用很重的笔墨谈傅山，他写道，傅山是“明清思想家……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兼工诗文书画金石，也精医学，自命异端，倡经子不分，打破儒家正统之见，开辟清代子学新路……霜红龛那首五绝至今不忘：‘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傅山的专论，因学力不逮，未能如愿。但我近年来一直用傅山的方法写书法，不是临其帖摹其形，而是用其法，用大量的异体字创作。师友多有责怪。借此机会略说一二。用异体字书写，一是屏蔽掉一些附庸风雅者的浅见与妄议；二是让真正热爱艺术、求真知者驻足深思，思考作品的书理、书法与文字的关系，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这就起到了用书法启发思考，启蒙人心的作用。从某种意上说，这种书写本身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一种思和行的“姿态”。关于书法大量用异体字的深意，另文专论，不再赘言。

　　近年读余英时先生著作，每读一卷，抚卷兴叹，赞叹之余，秉烛再读，望能得其学问之万一。

　　读书、观察、思考是治学的源头活水。黄庭坚《书邢居实文巻》曰：“余观《学记》论君子之学，有本末等第，人虽不能自期寿百岁，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后进耳。小学之事虽若，糜费日月，要须躬行，必晓所以致大学之精微耳。”

　　为学“如水行川”，不舍昼夜，其难不在水之不行，在阻隔之多。

　　忽然想起南宋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水不争高，如《道德经》第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但活水必流，而且不能不奔流。

　　《道德经》第七十八章又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能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柔水克坚，非有意克坚，是前进之必然，物性之必然，天道使然，是任何东西阻挡不了改变不了的。

　　我自如行川之水，潜行不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得先贤学问、天地万物之恩泽，必将化为活水丰沛的河流，奔流向前，“无以易之”。

　　2021年7月3日夜于止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