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赵朴初陈邦织夫妇拍摄于黄河之边。 

1974年，赵朴初陈邦织夫妇拍摄于西湖之畔。 

　　陈邦织，湖北蕲水人，1918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花港观鱼旁南山路的长桥陈庄。1929年，陈邦织随父母迁入江苏省宝应县。1931年至1941年，先后就读于江苏宝应县立孔小小学、上海市私立晓明女中、上海市私立元中女中和上海市私立光华附中。1941年春，进入上海市私立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会计系学习，阅读了许多进步作品，对社会和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

　　新中国成立前，陈曾则、陈曾寿、陈曾榖兄弟都住在上海静安区东八块山海里，赵朴初的表舅关絅之和陈曾寿兄弟是朋友，因为这层关系，赵朴初经常出入陈曾寿、陈曾则家，认识了住在二伯陈曾则家并就近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的陈邦织，两人的话逐渐多了起来。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笃信佛教的陈淼生和笃信基督教的陈巳生兄弟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与赵朴初发起的建立难民收容所的工作，组织社会救援。

　　当年赵朴老与上海山海里陈淼生、陈巳生兄弟因救助日军铁蹄下的难民孤儿而成为挚友和结拜兄弟。陈邦织还是一个在校学生，到净业孤儿院帮忙并兼职辅导员，与山海里陈淼生、陈巳生兄弟的妹妹陈祖芬结为好友。山海里陈家全家都称陈邦织为“陈小姐”。在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看到陈巳生兄弟俩与赵朴初的整日忙碌，她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遂即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加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列，做了大量工作。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方南君等百余名小战士，地下党组织通过赵朴初先生，陆续将他们送到教养院寄养隐蔽，再寻机安全转送到了苏北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赵朴初在中共地下党及各方帮助下，借得郊区大场的宝华寺五幢房屋近百亩地产，作为村址，于1946年7月正式成立了上海少年村。少年村设董事会，上海纸业大王董和甫等三人为正、副董事长，陈巳生、雷洁琼等五人为常务董事，赵朴初为村长。以后，抢救流浪儿童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至新中国成立，前期的净业教养院和后期的上海少年村，共接收培养孤儿三千多人。

　　通过在一起工作的相知，陈邦织后来跟赵朴初结婚了，成为赵朴老的第二任夫人。（朴老年轻时奉父母之命，与自己的一位远方亲戚结了婚，后来因患子宫癌而早逝。）结为夫妻后，陈邦织对赵朴初的工作和事业始终给予了积极支持。她协助赵朴初收集整理统一战线工作、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有关文献资料，付出了大量心血。长期协助赵朴初从事社会救灾工作，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筹集救灾资金，并慷慨捐助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

　　赵朴初逝世后，怀念朴老的人很多，他们把对朴老的怀念都寄托在陈邦织身上。以下是2008年陈邦织接受新华社记者刘雅鸣采访的部分实录：

　　朴老的小名叫小开，那时候就经常跟他在一起，年轻时候就叫他开哥，他是家里的长孙，又叫开孙，后来他就自称开翁，服务员还叫他开爷。开始叫他“朴老”的时候，是1938年，赵朴初在上海“慈善联合会”难民股当主任，刚30出头。他与志趣相投的几位同志，倡办了个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常以娱乐活动，唱救亡歌曲等形式，激励国民勿忘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为掩护，“益友社”请了几位年长的社会贤达来作理事，如当时在上海滩名气很大的佛教居士等。这些人当时年事已高，都被称为某老。这些理事，都是赵朴初熟悉和邀请来的。他们每莅“益友社”，均由赵朴初陪着，并一一做介绍，这个老、那个老地叙说一遍。没几次，社友们便在诸老之后，新增一老，把刚步入而立的赵朴初“抬举”到老的尊位。久而久之，“赵朴老”之称从社内叫到了社外。

　　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在一起从事进步运动时开始萌芽的。上海成为孤岛，父亲失业，家里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我在上海做过小学教师。

　　和朴老没有生孩子，开始有些遗憾，后来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都围在身边，也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没有遗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朴老当年在上海朋友的一些孩子都愿到我们家里来，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退休以后才跟着朴老跑，去得最多的是日本。之前我不愿意跟着朴老跑，有人说我你这个人呀，万一他哪一天出了什么事情，再叫你还来得及吗？后来就跟着他出去了。当时总理说，当我们国家渠道走不通时，你们民间渠道也可走走。朴老在日本佛教界影响很大。

　　星云法师来大陆，他接待过。后来不让星云来北京，朴老就到南京去看他。他是扬州人，他把母亲接到南京。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朴老过世后，他曾让人送来了挽联，后来他专门到我家里来看望，并到灵堂祭拜朴老。谁来我都不会陪着去灵堂。有时候晚上自己会去那里坐坐，想让自己静一静。逢他生日也会去坐坐。都习惯了，一直没有撤，也好让怀念朴老的人有个寄托哀思的地方。灵堂原来是朴老自己学习的地方，里面是一间小佛堂，有时也会到里面坐坐。他喜欢念心经，经常念。他跟我讲，迷信两个字就是佛教里边的。毛主席说过佛教是文化，钱学森给他写信讲佛教是文化，他到处讲这样的故事，我就听到过很多次。人家都批评佛教是迷信，他就要做解释，他说迷信就是佛教提出来的。他对佛教人才很关心，送到英国，斯里兰卡等，送好多学生去留学。我觉得现在一些庙里的和尚都在想办法挣钱，过于商业化，道风、信仰危机。真正持戒的很少。我觉得，寺庙要像个寺庙，和尚要像个和尚，不能顶着和尚的名义，蹲在寺庙里干别的事儿。

　　我很喜欢他的中楷字，圆的。朴老电视也不看的，回到家里还要写字、办公，处理文件。我有时看他一天到晚都在写字，挺烦的，他说这是文字债，还作过一首诗。他从年轻时候一直就写字。我1973年到干校劳动，他给我写过两首诗，内容记不得了，意思大概是一起回家乡之类的。人们喜欢他的字，应人之请写得不少，有时候简直忙不过来。他在《文债》里就写过的：“漫云老矣不如人，犹是蜂追蝶逐身，文债寻常还不尽，待将赊欠付来生。”有时写得高兴，也会得意地称自己虽不是书法家，但写字“笔笔中锋”。这倒不是自夸，我觉得这是他认真的结果。不论谁请他写字他都十分认真，他常说：“我听圣陶老说他帮人题一张，‘起码写五张’，真叫一丝不苟。”我看他为人写字至少三张。

　　人们称他为书法家，他都很诚恳地说自己不是。我听人和他聊书法，按古人所谓的“匠人之字”“文人之字”“书法大家之字”，他自己认为他的字应属于文人字。作为文人字，他传统文化底蕴浑厚，境遇、学养、品格都融于生命之中，因而也不一般。而且他自幼用功，到了晚年生病住院，90岁，还临孙过庭贴，写草书。

　　聆听当年陈邦织这些满满的回忆，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对朴老的挚爱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