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2年1月15日，费希特在给谢林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十分希望，直到我(对知识学)的新阐述在复活节面世为止，您以及黑格尔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不再作进一步的扬弃，因此也就如我相信的那般，不会产生大量的误会了。”此时黑格尔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已经出版，谢林的“同一性哲学”也已初步成型，但费希特依然呼吁这两位后起之秀对于三人学术旨趣的共同点多加留意，而不是急于摆脱他自己的影响。

　　然而，此后的发展大大出乎费希特的意料。不仅谢林与黑格尔执意将费希特判定为“主观观念论”，甚至他们二人也逐渐分道扬镳，而且这种分歧远非通常流行的那个说法可以解释，即谢林因极度不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自己的看法才愤而与之决裂。他们的学问自来就有差异。谢林的哲学旨趣在于首先突破“自我”的眼界，进而将费希特那种从自我出发构造生活世界并追求绝对者的做法一变而为绝对者以自然的方式生成生活世界并回归自身的叙事。而黑格尔的兴趣则在于发扬精神等形式性因素对于质料性因素的引导之力，展示世界如何自主自发地走向作为它的统一性的绝对精神。

　　西方文化自古就重视事物的形式，只不过在康德之前，哲学家们或者偏重于事物本有的形式，使人的意识单纯处于被规定的地位，或者偏重于主观感知如何生成具有客观有效性的形式感，并考察这种形式感是否有可验证的客观对应物。而康德则看到，客体的形式与主体的形式感原本为一，它们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并不是偶然才相合的。这就意味着，观念不是什么主观的任意念头，它在根本上是事物的客观形式的反映，即便在主体内部，意识也只有依照这同一种形式的规定，才能将杂多的观念组织成为具有完整意义的知识。但康德之所以称得上“伟大”，恰恰由于他还保持了思想的克制。他信守终生的一点是，理性不能认识事情本身，不能达到真理。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关于现象界的知识，而是对世界本身的合秩序性的悬设，以及在此悬设的激励之下人自由地遵守道德律的行动。

　　虽然康德的这种克制后来又在黑格尔对近代理性的批判以及谢林的“肯定哲学”中产生了回响，但德国观念论在费希特之后，似乎就有了它自身的某种逻辑，它不可能满足于理性在三大“批判”中所处的七零八落状态。它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挖掘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对统觉的综合统一的强调和对理念的悬设、“第二批判”中关于道德律与自由互为根据的论述，以及“第三批判”中对世界的秩序性的思考所蕴藏的思想资源，它要将康德主客体同一性的思想推进到底，并将康德认为只可思考而不可认识的种种理念重新纳入一种高于知性的理性之下。

　　费希特奠定了德国观念论的一种基本风格，即只在世界的可理解性或者说只在可理解的世界中言说与行事。费希特的“自我”和“设定”等概念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刻画的那么“主观唯心主义”，仿佛费希特只是在做一些主观思维游戏似的。费希特只是从主体体验的角度描述了上述同一性结构的那种行动与事态一体发生的动态过程。他的立足点依然是作为主客体之共同根据的那个形式结构，在这一点上他和康德、黑格尔并无本质区别。

　　近代哲学两大视野——主体意识和世界结构本身——之间的张力同样在德国观念论中表现出来。谢林思想虽然是从费希特的自我学说起步的，但他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基础性学说的自然哲学。在谢林看来，万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设定，这种自我设定无需以主观意识性“自我”的自我设定为绝对前提。这实际上为他后来走向极端的质料主义埋下了伏笔。黑格尔则更强调事物形式的一面，使质料一面的生成作用隶属于形式一面的引导作用，他将谢林的自然哲学吸纳到他的绝对精神哲学中去了。在黑格尔看来，事物意义的关键全在于它与作为世界之统一性的绝对精神的关联。换句话说，作为精神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主体，它的可理解性虽然需要主体的知识才能展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以后者为存在上的根据，只意味着前者以后者为认识上的根据。有意思的是，黑格尔在奠定其学问的形制后，就不再对其进行根本性突破了，剩下的工作只是不断充实和巩固它。谢林则不同，他终生都没有停止思想变迁的步伐，到晚期甚至走向了对世界的可理解性本身或者理性的能力本身的怀疑和限制。

　　反观谢林与黑格尔的耶拿时代，我们所见的不是克罗纳描绘的那种前人学说皆为黑格尔体系作贡献的单线进步论模式。那种模式更像是黑格尔主义者的一个“美丽的误会”。耶拿时代二人合作的最典型文本是《哲学批判杂志》。这本杂志悉数由他们自己撰写，堪称“谢林与黑格尔哲学作品集”。谢林对这本杂志颇为得意，曾多次向他的朋友们推荐。彼时他是非常信赖黑格尔的，也相信黑格尔会在思想上与自己保持一致。然而，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它有时可能会走上与作者的主观预期不同的轨道。我们不难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与《哲学批判杂志》中找出二人思想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日后各自不同的哲学体系的种子。比如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中，黑格尔虽然与谢林一道将费希特知识学视作主观观念论，即单纯从主体方面设定和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并赞同谢林从客体方面所见的主客体同一性的思路，但他以自己的方式统一“理智的体系”与“自然的体系”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表面上看，正像谢林当初只是在费希特的自我学说的框架下才生发出自己的独立思想一样，黑格尔似乎也将这个意图隐藏在谢林同一性哲学的框架之内，但黑格尔追求的是上述两种体系在理性面前彻底的透明性，或者说事物从最初的质料状态到最高的“无差别之点”的彻底通透性，他不认为存在着什么只能付诸理智直观的神秘状态，相反，他认为理智直观是值得反思的，从事这一反思的是先验直观，或者说思辨。这里已经为《精神现象学》中对谢林的几处严厉批评(如“手枪发射”和“黑夜见牛”)埋下了伏笔。类似的情形在《哲学批判杂志》中也并不鲜见。

　　然而，谢林并没有持守一种只能等着被黑格尔体系扬弃的偏执立场。他的同一性哲学只是自然哲学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主张理性对自然或世界彻底通透的照耀，也没有单纯将精神当作自然的归宿乃至根据。可以说，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三人的思想轨迹在世界的观念性这个共同的舞台上，发生了部分交叠，但它们各自又构成一些完整的路径，不存在简单的“谁扬弃谁”的问题。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