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的车流，快速涌动的人群。面对密集得甚至有点透不过气来的生存空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恬淡从容，处乱不惊。而这是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每一天的生活。

　　拥挤，这或许是生为中国人必须要习惯的一种生活。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

　　人口多，为中国带来了创造奇迹的可能。今天的中国，似乎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拥有庞大人口资源的国家，才有可能创造奇迹。

　　而我们这13亿人，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赚钱和消费。至今，中国内需的水仍深不见底。未来20年，中国还将成为全球汽车第一消费大国，奢侈品第一消费大国，2015年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市场，潜力正在被加速释放。

　　然而，要养活13亿，更是一个浩大工程。衣食住行，无论牵动了哪根神经，都是13亿的浩大工程，任何历史的笔锋都忍不住要大肆泼墨。当家难,怎么当好中国这个大家？即便是世界顶级管理大师，恐怕也难以给出完美的答案。

　　有人说，假如中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三亿或者更少，我们会怎样？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不会做出如此徒劳的假设，历史永远不会被"假设"绑架着前行。

　　泱泱大国，我们应该如何善待每一个真实的生命？至今，人口红利是基业常青的优势竞争力还是被透支为噱头？计划生育这项国策到底是对人道主义的泯灭还是治疗人口壅塞的灵丹妙药？计划生育是否无意中充当了损耗独生子女道德价值资源的帮凶，谁来驱赶国策投下的阴影？未富先老，是咒语还是宿命？

　　中国人口环境的切面

　　拥挤的标签

　　早上7点，闹钟响了。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的李响，睡眼惺忪地起床，只几分钟，他就洗漱完毕，匆匆挎包离开了家。公司距离他所在的小区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为了赶在9点前上班打卡，他不得不加快步伐向车站赶去。

　　到了车站，已经有很多人在车站翘首以待了。不断地有公交车开来又开走，车开来时，呼啦一大片人挤下了车，又有呼啦一大片人挤上了车，车站还是清静不下来，整辆车仍被塞得满满的。左等右等，李响要等的车终于开过来，他没怎么费力气，就被后面的人流推着挤上了车。在车上，前后左右都是人。

　　在车上，李响还暗自庆幸，"幸亏实行了计划生育，若不对生育踩急刹车，中国岂不要人满为患了？"

　　山东籍的李响25岁，在家中是独生子女。其实，他的父母很想再要一个女儿，迫于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只得作罢，这成为他们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李响还是单身，虽然刚刚25岁，还不至于归到"剩男"的行列，已经有不少热心的同事张罗着给他相亲了。相亲时，他也有不少尴尬的经历。

　　经历一：都是独生子女惹得祸

　　女方："你是独生子女？"

　　李响："是的。"

　　女方沉默，不多久。女方的电话就响了，接到电话，女方以"朋友找我有事"为借口逃之夭夭，留下摸不着头脑的李响。后来，才知道女方那边的反馈--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小皇帝"，往往父母被宠坏，有自私、冷漠等不少坏习惯，女方怕招架不住。

　　经历二：父母没有养老保险也是错

　　女方：你没有兄弟姐妹？

　　李响：是的。

　　女方：哦，那你父母有养老保险吗？

　　李响：没有。

　　女方沉默，不多久。女方的电话就响了，接到电话，女方同样以"朋友找我有事"为借口逃之夭夭。女方那边的反馈--李响是独生子女，他父母没有养老保险。女方也是独生子女，父母也没有养老保险，两个人养四个老人，压力太大了。一开始，李响觉得女方的这个理由很浅薄，但考虑再三，发现这个"逃跑"的相亲对象还真给他上了现实的一课--两个人养四个老人，压力的确不小。

　　拥挤只是空间的相对。数目庞大的人口以及逼仄的空间，不折不扣地勾勒出中国的生存状态--拥挤。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虽然同样的拥挤可能出现在东京、纽约、伦敦、孟买，甚至更多国家的一些城市，但是在国土面积前五十位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会像中国这样，在如此广袤的疆土上，大面积地出现类似的拥挤。也不曾有过其他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始终如一地密集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一个叫胡焕庸的地理学家掀开过一角。

　　1935年，胡焕庸发表了我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第一批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中国人口之分布》。在文中，胡焕庸绘制了一张与众不同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被一条线分为两半--从黑龙江的瑷珲也就是今天的黑河，一直到云南腾冲。线的西北一侧是中国64%的土地，但是大约只有4%的中国人生活在这里，原因很简单，这边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就这样，一条线划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线的东南方，土地面积占中国的36%，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却养育着96%的中国人。这就是说，同全国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仅及其的1／16。很明显，瑷珲-腾冲一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所承认和引用，被称为"胡焕庸线"。

　　全世界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接受了大自然给予的辽阔土地的同时，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大自然的不公，并以不断膨胀的数字，向大自然证明人类无以伦比的繁殖能力。

　　13亿人，横切面是一个庞大的人口集合；从纵切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裹挟着现代文明的基因，沉淀了人类上千年的历史与文明。人口泱泱，得益于中华民族得天独厚--拥有广阔的施耕地带。早期文明的发源地--黄土高原，印度洋上温暖的海风时时照顾，拥有亿万年积淀形成的黄土层，松软而矿物质丰富，阳光充足，即使耕作工具非常简单、农民还不懂得施肥，黄土高原已经可以连年耕作。

　　农耕时代的优越，很容易造成经济形态的此消彼长。商业总是被拒绝。商业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农耕，所以人们不断控制商业。文明早期优越的耕作环境和耕作条件，导致中国人对农业的信守。同时，在农耕为本的社会，工作方式的改良也会提高人口资源的容量。

　　中国也不知不觉受到了外部世界的杠杆撬动。明朝中期以后，欧洲人与中国频繁往来。他们首先了带来美洲的花生、玉米、土豆、红薯等这些产量巨大，对生存环境要求较低的作物，这成为人口膨胀的物质条件。清朝，这些舶来品在广大的半干旱地带广泛种植，为人口膨胀提供了食物来源，到康乾盛世，人口已经飙升到近四亿。

　　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优势，为中国人口的膨胀提供了硬件，而生育伦理的建立则是保证中国人口大幅增加的软件。按社会生物学理论，养育后代是自身安全的一种调整，以保证某个物种或种群的延续。但中国人并非完全如此，中国有孝道秩序。在甲骨文记载中就有人类社会共有的杀老弃幼现象。大灾之年，就把老人杀了，保证以有限的粮食维持有遗传能力人的生存。在中国，生命追求永恒的通道不在天堂，也不在西方的极乐世界，而在血缘和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旺盛的生育激起的热情，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作物的产量和生产成本，这个三条件合成，导致了历史上特殊的人口数量崛起的高峰期。

　　拥挤的标签，隐藏着历史的影子。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拥挤的宿命。今天，这样的宿命仍在继续……
　　"岿然不动"的人口分布线

　　距离胡焕庸提出人口分布线已有70年之久，拥挤仍然像挣脱不掉的尾巴，紧紧跟在当代中国的身后，而且，我们生存的空间更加狭小。随处，我们都能看到人山人海的盛况。

　　历史变迁，胡焕庸人口分布线竟然纹丝不动。

　　在近年的人口普查时，我们发现，胡焕庸画的这条线依然存在。也就是说，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口发生了巨大的流动和变迁，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说，人口分布的格局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根据1982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黑河--腾冲线以东和以西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为94.4％和5.6％，比当初仅有1.6个百分点的增减。

　　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东南、西北两部分的人口比例是94.2%比5.8%。

　　现在人们利用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将县域人口统计数据分布到1×1km2网格上，得出1998年人口密度图。与胡焕庸1935年的图相比，分布的大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由于技术手段的进步，揭示出更为细致的纹理。

　　中国人口数量，比起1935年已经大幅增加，"胡焕庸线"划出的中国人口分布结构历经了中国的大三线建设、屯垦戍边、上山下乡等一系列人口向西部迁移的政策，迄今仍然"岿然不动"。

　　统计数据表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总数有大约1亿人。

　　那这些人从哪里走出？又流向何方？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抽样数据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是：

　　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十分活跃的几个大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在吸引外来农业人口方面占据明显优势。

　　第二，上海、北京两个超大型城市对于非农业人口的吸引力非常大，其外来人口的构成与其他省区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第三，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等，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呈现人口正向的净输出状态。

　　第四，西部地区对于人口的吸纳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由此，我们看到，胡焕庸发现的人口分布格局不但没有缓解的痕迹，相反有加重的趋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宁波、南通、张家港、舟山、厦门、福州、温州、汕头、泉州、东山、广州、深圳等东南沿海城市，对外来人口有极强的吸收力。这提醒我们思考，人口向适合生存的地区集中，是不是一种规律？中国真正适合生存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中国的版图上，代表平原的绿色部分很少。大部分是黄色、橙色的地区。和中国人相比，美国拥有与中国几乎同样大小的疆土，但人口却比中国少了10个亿。而且美国从落基山脉下来，一直到佛罗里达，几乎就是一片平原，中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完全都是平的。

　　虽然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我们生存的空间，其实却只是这300多万平方公里，和印度的国土面积差不多，但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还是比我们宽松一点，因为他们的人口比中国少2个亿。与中国人相比，整个欧洲的面积虽然比中国略大，但是他们的人口总数却只有中国的一半。

　　西方工业化进程，从来没有提供过一个如此大的农业人口国家是如何转型的经验。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他们的人口只有区区1000万，还不到全球的2%；1935年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人口也不过才一个亿，只占全球的5%。而新中国开始工业化转型的时候，身上背负的人口是5亿4千万，而现在已经有13亿了。

　　人，总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胡焕庸线的这一侧，土地肥沃，山清水秀，适合人类生存，人头攒动，密密麻麻；另一侧，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人生存的资源比较稀缺，不适合人生存，地广人稀。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断在国内迁移流动。省内的，跨省的，跨南北的，以及少量跨东西的。人口的汇集，越来越被利益牵动着，改变着中国的人口版图。利益有巨大的现代凝聚力，今天人口的聚散围绕着商业利益聚散。

　　再者，从西部客观条件来看，西部的确有资源，容纳经济可以，却难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中国没有这样多的资源。中国是全世界居住最高的地方，平均住的最高并不是好事。尤其是山区，不但天气寒冷，还没土、没水、没交通，通婚圈很窄，也容易患地方病，人们往往对这样的生存条件退避三尺。

　　本质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农耕为主体的社会，即便我们接近一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都市和城镇，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观念上距离农村更近，对于承载人类延续的东部地区，人们割舍不下。浩荡的江河，辽阔的原野，耕作了我们所有的传统和精神，养育了13亿人口共同生存，这样一个人类独一的后果。我们即便高坐都城，离开原野，无法理解我们的现在和未来，13亿这个包含一切中国素质的社会数字。13亿，这个带来所有希望和艰巨的经济数字，是数千年岁月打造的一个生命河流的今日景象。中国未来的毁誉，将系13亿于一身。
　13亿人的生活怎么过

　　对于李响来说，中国的人口现状带给他的苦恼是，上下班的公交车很挤，父母时不时会在他面前唠叨"没有机会再要一个女儿"，相亲时会有人因为他是独生子女而拒绝他。

　　而对整个中国，13亿人口的苦恼远不止李响的苦恼那么简单。960万平方公里，当我们豪气万丈地喊出"地大物博"时，却被"人口众多"狠狠泼了一盆冷水。

　　也许只有当你真正近距离地去观察这个国家的每个细节，你才能明白，要支撑起13亿人的衣食住行，是个庞大而又艰难的系统工程。而13亿这个数字并不是静止的。在短短4秒钟里，中国就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中国在有限的狭小空间，养活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和中国人相比，印度人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真正适合人生活的土地面积，只相当于一个印度，而论人口，中国却比世界第二的印度还要多出2个亿。与中国人相比，欧洲人也是幸运的，尽管整个欧洲的面积仅比中国略大一些，但他们的人口总数，却只有中国的一半。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更是幸运的，他们拥有与中国几乎同样大小的疆土，但人口却比中国少了10亿，而且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是大块大块的平原。

　　中国人是全世界居住海拔最高的人，有超过20%的人住在海拔500米以上，而全世界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人口只占10%，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中国人生存环境是最恶劣的，最不适宜过多人口生存。

　　960万平方公里，中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数字背后，是极其拥挤而艰难的生存条件：

　　按能源负载，中国人最好不超过12.6亿；按土地资源，中国人最好不超过10亿；按淡水资源，中国人更是只有4.5亿才好。

　　13亿意味着虽然中国拥有数不清的河流湖泊，但当这"生命之源"平分给13亿人的时候，中国就只能和以色列、沙特、阿联酋这样的沙漠之国，并列站在联合国的缺水名单当中；虽然中国地下蕴藏着世界十分之一以上的煤炭，可被13亿人一分，中国就只能去仰望原本在总量上并驾齐驱的澳大利亚，去羡慕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富裕；虽然我们脚下还涌动着比OPEC成员国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还要多的石油，但是人均以后，我们就会被四十多个国家甩在身后。

　　广州市有一个国家储备肉基地，存放在那里的4000吨猪肉，平时没有政府调令是绝不允许动用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储备肉，2008年年初的那场冰雪灾害，会让广东人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虽然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我们无法拿到中国各级粮肉储备基地的确切数字。但我们可以想象，13亿人，平均每天要吃掉160万头猪，消耗大约13亿公斤的粮食，在我们这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里，储备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

　　中国人的日常开销究竟有多大？也许在北方这个最大的煤炭枢纽，你会得到另一种答案。

　　大秦铁路线上，一座三百多米长，十五六米高的煤山，通常只需几个小时的时间就会被完全搬空。中国每三盏灯里就有一盏必须靠这里运出的煤来点亮。而这条能源大动脉现在承载的运量，已经是它设计运送能力的4倍。绷紧的不仅是铁轨，还有铁路线上每个职工的神经。

　　13亿，如果拆解成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很可能将是一项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

　　春运，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独有的生活景观。每年春天，要将超过20亿人次的出行妥善安排，相当于帮每个中国人都搬一次家。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有过中国政府这样的体验。

　　吃喝拉撒，这个具体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最基本的自理能力的简单事件，一旦乘上13亿这个天文数字，就变得纷繁复杂。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思考，13亿人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

　　我们有13亿人口，那么，中国到底能够承担多少人口？中国的人口底线在哪里？显然，13亿还不是，中国960万公里还不至于承载13亿就人满为患。但底线不在未来悠闲的栖居，稍不留神，中国的人口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越过"人口三八线"了：线这边，是安居乐业；线那边，是中国土地不能承受人口之重。

　　有人说16亿、17亿是底线，也有人说7亿到10亿。争论从没有停止过。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估测，中国人口承载极限在16亿左右。最理想的人口数量是7到10个亿，中国现在的人口比理想状态多出了3亿多。

　　决定中国人口底线的要素不仅有自然要素，还有社会、政治要素。房子够不够住、工作够不够做、养老够不够充足……一系列问题都在制约中国的人口底线。

　　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曾说："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
　　控制人口是一项历史使命

　　谁能看透人口问题

　　追溯历史会发现，远古时期中国的气候地理条件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我们这片土地是全世界最适合农耕的土地。在农业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所以生产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主要是靠劳动力的贡献。对劳动力的追求，就是对财富的追求。这样的追求，中国人延续了数千年。

　　庞大的中国人口，创造出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灿烂的文明。那些新颖农具每一次在中国出现，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

　　史学家司马光在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话，"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人多，赋税就多；兵力就强。这也被后来的中国帝王，当作国家兴亡法则的最好总结。事实上，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取代埃及和巴比伦，成为世界的人口中心。

　　亚当o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里这样写到："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就是不断增加人口数量，皇帝们治国的主要思路为鼓励百姓多生。因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人力构成经济生产和军事力量的决定因素。从康熙至道光，中国人从不到1亿猛增到4亿，150年里翻了两番，完成了中国古代史上人口最大规模的一次增长，与它相对应的是那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1/4，中国的繁荣与富足让西方人望尘莫及。

　　不过，这依然算不上最高纪录。一百年之后，中国人口增速再一次被刷新。

　　从建国到1970年，中国连续出现了两个人口高峰，中国人从5.4亿猛增到8.3亿，和康乾-道光时期相比，同样是增加3个亿的人口，但这次我们只用了20年。这20年里，全世界人口增长了11亿，也就是说当时全球新增人口中每3个人里就有1个是中国人。尤其是从1964年到1974年的十年，中国差不多每年都要生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来。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生产，大多数人认为人多力量大，所以就多生，这也参照了当时苏联的人口发展模式。那时，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并不深刻，只把人当作了生产者，并没有认识到人同时也是消费者，没有考虑到积累问题。

　　人口的发展变化幅度很小，2%的人口增长就是在快速滚雪球了，更何况中国以9%、10%的速度滚大雪球。人口从量变到质变，常常跳出人们的视野之外。当人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暴涨时，很多人还沉浸在"人多力量大"的遐想中，只有少数人如马寅初等人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人口控制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主张必须控制人口。

　　马寅初被群起而攻之，有组织批判他的文章数以百计。反对控制人口的人提出"人手论"，人手论与人口论针锋相对。人手论的理由振振有词，人总要有两双手，一个人两双手创造出来的价值总是超过消费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超过消费，就有积累，就有剩余，有了剩余社会才能积累。马寅初仍然坚持他的"新人口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特殊年代，马寅初的孤军奋战最终换得"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的批示。很多与马寅初有类似主张的人，被划为右派，中国失去了一个控制人口的机会。

　　一直到1979年，整整20年时间内，中国的人口研究变成禁区，无人问津，最终人口的急剧膨胀"吃"掉了发展成果，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富都很难积累。60年代，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工人10年没长过工资，城里容纳不了，就只有上山下乡……

　　农耕时代，由于自然灾害、疾病、医疗卫生等原因，人口的增加是缓慢的，人口起落往往与王朝循环同步。但到近现代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生率不断提高，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终于膨胀到与自然、社会资源不可调和的阶段，吃饭、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越来越多的人把天平倾向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论，或许，"人手论"真的过时了。

拨慢人口钟

　　"只有膝盖疼痛的时候，才会感到膝盖的存在。"法国著名人口学家索维的名言，在中国人身上得到应验。

　　人者，邦之本也。中国人自古相信："民之众寡为国之贫富"，"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然而当历史翻页，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已经不能再和人口数量简单地划上等号了。

　　80年代初，有一部特别轰动的电影《甜蜜的事业》，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电影。电影是喜剧，看了很轻松，那是中国人人口观念开始变革的一个起点。也就从那时起，中国拨慢了人口增长的钟摆。1980年，意识到"人口起飞"不再等于"国力起飞"的中国人，将几千年的生育传统深埋心底，为了国家前途和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开始了30年的艰难跋涉。

　　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让那时的中国政府第一次尝到了"人多之痛"。

　　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对人口的标准已是冰火两重天。传统社会里，人口的繁衍文化为贫穷和富足可以服从于生育，但生育不能服从于贫富。但新工业社会，对人口数量的唯一衡量标准变成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有利于社会发展。

　　对于人口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探索。中国虽然在人口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段弯路，但也提醒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必须警惕，一旦政策失误，影响的将是未来几代人。因为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压力，比如吃饭、教育、就业、住房等问题，往往要十几、二十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当前很多经济矛盾和问题，其实都是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的反映。

　　历史总是在行将失控的瞬间，窥见真理的光芒。1978年的中国，一场新的改革蓄势待发，而此时中国人口已经逼近10亿大关。

　　1999年全球人口突破60亿的时候，联合国向每个国家的首脑都赠送了这样一个人口钟，提醒各国首脑随时警惕人口的变化。中国人这30年少生4亿人，意味着我们少生了一个欧洲，我们不仅帮助全球缓解了资源压力，而且促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的人口钟，非拨慢不可。

　　拨慢人口钟，西方没有"西学东渐"的经验复制给我们。西方在全球跑马圈地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人口紧缺的问题。即使西方出现间断性的就业不足，这是伴随经济周期不断显现的结果，但也很少有经济学家或官员认为是人口抛锚了，大多把原因归结为市场机制或社会管理。

　　一场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坚决而痛苦的人口控制，自此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于三十年前的那一代中国人来说，他们内心的生育传统与国家前途纠结在一起--生与不生，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而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以及子孙万代，又必须这么做。一代人为此做出了牺牲。很多人甚至丢掉了工作或者走上手术台，中国所有的妇女都把生孩子的年龄向后推迟了三年甚至更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事件的受益者，为了能让更多人受益，很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被推到付出者的传送带上。

　　未来的岁月时光发展到遥远的以后，我们的后人回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波澜壮阔的计划生育运动，辉煌惨烈的程度，远远超出红军长征，超过土地，它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计划生育是在拯救我们和未来，所有的人都应为这场轰轰烈烈的人为生育运动鼓一次掌。

计划生育"摸石头过河"

　　提起上世纪80年代那段疯狂的计划生育岁月，李响的父母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兄弟姐妹多达7个的李父，怎么也想不到，等到他结婚生子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了。生了李响后，李响的父母一直再想要个女儿。但是，国家政策已经不允许了。邻居就因为超生不但被罚了款，还被掀了屋顶，最后邻居的老婆还是被迫流产了，李响的父母再也不敢动生第二胎的念头了。

　　多子多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李响的父母只能守着李响这个独苗过日子。计划生育，这个在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字眼，成为中国挥之不去的印记。

　　在西方国家，人口的规模经历了自然的发育过程，不需要也没有出现过人为的干预，人口某个阶段的多和少，生命对于传宗接代愿望的热和冷，是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自然后果。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口也经历着不温不火的自然繁殖状态，很少有人为干预的状况出现。

　　中国人的生育伦理是多子多福，努力生育。然而，传统社会中，也有其独特的平衡人口的规则。在封闭生活条件下，有限的医疗保障限制了人口存活能力。同时，在传统王权循环规则当中，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冲突，秩序崩溃造成人口大面积淘汰。一旦秩序处于失范状态，生命对生命的淘汰毫不手软。繁荣与萧条的周期交替，成为中国人口自发调节"旱涝"的自然手段。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有利于人口增量的条件--多子多福的生育伦理与提供人类健康安全的保障，两者嫁接到一起，中国的人口版图以大跃进式的速度蔓延。

　　事实上，在大规模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也尝试进行了人口调节，如上山下乡。尽量稀释人口，不断消减城市人口，以降低全民族生存质量的方式来消化都市人口的负担。当然，这些措施既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又背离社会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方向，而且大部分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或大或小的疤痕。中国，不再等待，不再等待以人口自然成长过程来完成对生育热情的消减。从大潮的浪头只是少数智慧，到领导层或者全社会的人认识到--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也是在掘社会主义的坟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觉醒状态。控制生育的时刻终于来临，整个民族朝着与民族生育愿望越来越远的地方前进。

　　从1980年到今天，将近30年的时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深入人心。为我们全社会节约了高达7万亿元的抚养费用，也使中国的经济变革处境更为宽松：

　　1980年，党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宪法》；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口问题被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

　　1991年开始，中央连续15年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随后，我国低生育水平出现；

　　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

　　2004年，国家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历时两年，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三十年，计划生育政策也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蜕变过程，逐渐从行政性向法制性转变。除了行政性政策还有奖励政策。国家开始用经济政策进行引导。在西部农村出台了这样一条政策，少生快富，一个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但如果这个家庭自愿放弃不生第二个孩子，政府就奖励三千元。在西部，三千不是一个小数字，可以办一个猪场或鸭场了。多项政策多管齐下，中国人口的繁衍乾坤被慢慢扭转。

　　人口，这辆曾经呼啸而过的生命火车，经过猛刹车的阵痛与冲击后，开始缓慢行驶。人口政策越来越人性化，并开始放宽。

　　中国的人口控制已经在两难抉择中挣扎，控制人口往往会带来老龄化。以寿命延长为前提，生育率下降往往会带来老龄化，老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一旦数量问题得到缓解，就不能忘记质量问题。我们并不主张出生率越低越好，人口降得越快越好，稳定在两个以下，才是中国大政策的战略部署。人口学上，通常以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标准。到2006年，城乡平均是1.8，即一个妇女平均生1.8个。

　　不过，中国人口太多，龙头我们只能慢慢拧。放开龙头的时候，中国选择了微调，实际上中国的生育龙头已经拧松不少了。

　　人口学家邬沧萍这样告诉我们，"有严格法律规定的占中国整个人口36%，36%的人只许生一个。59%是什么呢？是农村生了一个女孩子可以再生一个，所以叫一个半的政策。但是现在我们还有可以生两个的，很多地方，尤其宁夏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生两个，甚至可以生三个和不受限制的。所以不能说是我们中国里面人口都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微调也是有区别的，每一个省微调的程度不一样。"

　　与改革开放一样，中国的人口政策没有经验可以复制，也没有历史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庆幸的是，我们顺利过了河。经过了将近30年的冲突、调整、磨合、适应，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甚至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已经理解了人口控制与国家前途，与自己生存质量相关，已经适应并接受了国家人口政策对生育的干预。生育，这辆拉满了中国人历史价值观的火车，经过三十年艰难而沉重的跋涉，已经改头换面。

　　16亿人的"资源稀薄"蓝图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不可遏制地从生育高峰下滑，经历着人口冬天。但有着独特生育伦理的中华民族，可能在未来人口的生产领域，为全人类提供希望。但是，中国人口过多，将会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13亿的重量，已经让中国气喘吁吁。中国用不到一半的土地养活13亿人口的压力，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并不会因为经济发展了而得到缓解。恰恰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会不断向资金充裕、资源充裕的地区流动。近年来，我国东部以及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承载压力在不断增加……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型城市的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出国际标准，比如北京，每平方公里要比世界其他特大城市多出8000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城市能达到宜居城市的标准……

　　不过，13亿还不是终点站。很多人猜测，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16亿。假如今天的中国人是16亿，而不是13亿，那将意味着什么？

　　大庆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8.21亿吨，占同期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47%；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548.2亿立方米，特别是实现年产原油5000万吨连续27年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如果中国的人口是16亿，那么我们至少还需要一个大庆油田才能应付每年的石油消费；

　　如果中国有16亿人口，还意味着中国的人均耕地下降，逼近联合国警戒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760立方米，中国不得不跨入联合国有关组织确定的中度缺水型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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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亿，很轻易就把中国的"地大物博"平均得所剩无几。除了摊薄资源，16亿的人口大国，接踵而来的还有一系列令人焦头烂额的社会问题。交通拥挤、住房狭小、就业难、看病难、社会犯罪率上涨……

　　我们不希望人口再多了，如果真到16亿、17亿，那就很糟糕了。16亿，已是中国的人口底线。如果我们的人口雪球真的滚到16亿，那么中国将坐在人口火山口上战战兢兢。就连西方媒体在用挑剔的眼光评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变成矛盾的综合体。他们一面在各种人权报告中对中国这项国策指指点点，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高度赞扬中国控制了人口，减少了世界资源负担。这两种声音如同一个变奏曲，弹了三十年。

　　然而就是在这样并不和谐的变奏曲中，命运多舛的中国完成了华丽转身。三十年，中国少生了4亿人，这意味着少消耗粮食1710亿公斤，少消耗水资源1867.5亿立方米，少占用耕地播种面积5.7亿公顷。
 

 　　人多与人少：孰优孰劣

　　救赎中国

　　与以往的王朝不同。建国后，我们拥有一个统治到每一个角落的稳定社会秩序，这成为人口繁衍的黄金时段。多子多福的生育愿望又推波助澜，中国坐上了人口增长的过山车。

　　没有工业经验坚强的政府，也没有力量的政策，而那些充满浪漫主义的试图跨越人类的经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制度等，削弱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土地也在不断萎缩。与生产能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吃饭的人越来越多。饥饿铺天盖地而来，一寸一寸吞噬着人们的生产热情。中国的农村只剩下了三样风景：共产主义理想、无米下锅的食堂以及饿死的农民。人民公社给农民画了一个诱惑的大饼，但农民只能眼巴巴地画饼充饥，却抵挡不住真实的饥饿。

　　有了饥饿的教训，中国政府以"前无古人"的坚决姿态，开启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闸门。有人说，这是一个坚强、负责任也是一个不计后果的政府。但紧要关头，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此控制生命繁衍、波澜壮阔的社会制度，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不再拥有生与不生的权利。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快乐和幸福都系在生育孩子身上，尤其是生育男孩，而计划生育政策则大大降低了人们维系生育的幸福指数，没有未来的恐惧一波一波涌上来。恐怕每一个在计划生育浪潮中放弃生育的人们，并不都是自愿的，甚至是带着怨气的。不可否认，在从被迫控制生育到自愿控制的生育伦理的过渡中，最初的经历者承担了更多。同时，计划生育还成为西方攻击中国政府的噱头，大量关于中国人权的美国政府报告，很多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做文章。

　　人口政策到底是好还是坏？答案是显然前者。

　　1994年9月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了第3次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中国政府提出，"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发展问题"。

　　人口数量有效调控，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重要的基本条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1/3左右，创造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对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贡献率达1/4以上。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国家，人口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

　　200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据测算，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只有1800多美元。在人口有效控制的同时，也提升了人口素质，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资源、环境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压力，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水资源、能源等将比目前减少20％以上。

　　果断的人口政策，及时止住了人口洪流的倾泻。某些西方舆论在煞有介事地拿计划生育做靶子攻击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如果中国政府对人口的繁衍放任自流，中国人口势必会膨胀到冲破国界造成国际后果的时刻，恐怕那时他们又会发一通"中国人口威胁论"的牢骚了。

　　站在历史上的长河中审视人口政策，我们会发现，强制性的人口政策是在救赎中国，也是在救赎世界。
　　"人手论"与"人口论"的现实博弈

　　究竟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们应该拥护"人手论"还是"人口论"？

　　不同的国家国情不同，答案也并不相同。在中国，人口基数大也为中国带来了一段激情飞扬的岁月。

　　在中国，有"人口红利"一说。计划生育为中国大大降低了抚养比，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相对增加，这就是人口红利。这部分劳动力，为中国制造业的腾飞提供了最有力的跳板。

　　中国人的生产力是惊人的：我们生产的粮油畜产全球最多，我们生产的水果蔬菜全球最多。每年我们都能为全世界每个人生产两件新服装，为全世界每个孩子增添两件新玩具。

　　13亿，这个数字对于市场，也有巨大的潜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谈到，"13亿人口要吃要喝要住，它的消费市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我们知道在经济上，你只有有了市场，你才能去生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口总量多，一定的人口规模，对经济是有拉动作用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这个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充分的劳动力的供应，对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

　　早在2005年，在五大基本商品中，除了石油，中国的粮食、肉类、煤炭和钢铁的消费总量都已取代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庞大的人口消费规模，有力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百姓每年要购买1亿3千万部移动电话，这个数字超越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中国人每年要消费掉3500万台彩电，这个数字目前全球无人能及；13亿人，每年仅凭购买食品和服装，就可以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未来二十年，中国还将成为全球汽车第一消费大国，奢侈品第一消费大国，2015年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俯瞰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力正在被加速释放。

　　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充裕，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低价劳动力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不过，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所必须承载的负担。因而，人口众多也是一把双刃剑。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劳动力量上的积累不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我们在简单的农业生产中依靠体力时，人多就是生产力。现代化的生产，生产要素中光有劳动力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资金，有设备，有管理人才，也得有原料。如果只有劳动力，而且还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劳动力多并不能增加生产。

　　"人手论"越来越走下坡路，而"人口论"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逐渐占上风。到上世纪80年代，人口已经不堪重负，人们最看重的吃饭和就业问题并没有因人手增多而迎刃而解。相反，在吃饭问题上，人口平均的粮食越来越少，并带来住房困难、入学困难等问题。人口多，工作就成了"狼多肉少"，只得低工资多就业，手里抱的是铁饭碗，工资却很低。

　　现代化的生产对人才的要求，已远远超出了量上的要求，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都需人才相匹配。

　　人口需要与经济协调发展，如果人口过多，超出了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及社会生存要素的承受力，人口过多反而适得其反。

　　我国的资源环境已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单就土地而言，我国的耕地很少，我们的耕地已经到头了，国家死守18亿亩的底线。耕地稀少，中国这么多人吃饭，应该怎么办？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袁隆平发明了水稻，但再优良的品种如果没有水也是徒劳，并不是每一寸土地都能种植水稻。所以，解决人口问题，不能只靠科学家，还要依靠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

　　人口增多也加大了污染环境的系数。西方人认为中国在破坏全球的环境，我们也很委屈--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并不高。但是，从GDP的角度，我们生产同样的GDP，制造的污染要比西方国家高很多。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带来的后遗症。

　　哪里人多，哪里水污染就最严重，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当今水问题的一大定律。2007年5月29日，江苏无锡城区的自来水发出了一种难闻的气味，市民们纷纷跑到街上抢购纯净水。与此同时，无锡太湖的水位下降到了五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调查，这场水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太湖沿岸严重的工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人口太多是这造成太湖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太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这里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么多人要生活，必然会产生巨量生活垃圾。这么多人要吃饭，要工作，就要千方百计增产粮食、发展工业，当地农业和工业飞速发展了，污染排放也出现了天量。光是太湖流域每公顷耕地一年的化肥施用量就已经达到将近67公斤，是30年前的3倍！

　　"人口多，底子薄"的特殊国情，也把就业问题凸现出来。国际上就业年龄即劳动年龄是16岁到65岁，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总量为9.09亿，比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数还多三个亿。如何安排这9.09亿人的工作，恐怕哪个国家都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

　　大学毕业生、城镇新增失业人口、农村转移劳动力，再加上原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下岗的没有安排工作的职工，这样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岗位就是两千多万个。虽然我们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已经连续四年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已经达到一千多万个，但依然有一千多万的巨大缺口。从2003年的212万到2008年的559万，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每年都在以六、七十万的速度递增。他们是中国经济的新生力量，然而这些天之骄子却已经习惯了"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

　　有些人喜欢拿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比较，说这些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没有搞人口控制，但就业问题不是也解决得很好？这里面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国情，就是我们的人口基数要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当年'四小龙'的就业问题可以靠外贸，甚至劳务输出来解决，但我们不可能--到201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总量比全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还要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国外资源来解决就业问题，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别的国家。

　　人手论已无用武之地，我们需要正视人口的利弊，如果我们控制人口不得力，将是利多弊多甚至利少弊多。
　　中国怎么办

　　中国改变了世界人口格局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全球化不是风靡一时的时尚，更不是一场各国短暂扮演各种角色的天堂游戏，而是一种趋势。全球化在以特有的逻辑、规则，潜移默化地对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于到世界的竞争中来；在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中，科技、政治和经济革命正在消除各种壁垒，国家之间早已没有了国界。

　　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与全球经济甚至政治共冷暖。同样，中国人口生产革命能否成功，一样与世界息息相关。

　　在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是最受关注的统计数据。我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被称为10亿人口普查，接着11亿人口日、12亿人口日，也都作为人口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记入史册。之所以重视以亿计算的人口里程碑，目的就是提醒人们对待人口问题要有忧患意识。

　　1987年7月11日，18点23分46秒出生的婴儿,将是第50亿个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宣布这一天为"50亿人口日"。世界上第50亿个居民出生在原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这是全球第一次出现人口日的概念。

　　1988年6月30日是亚洲30亿人口日。1999年10月12日成为世界60亿人口日。每一个这样的日子，世界各大媒体都对这些全球人口标志性日期进行了显眼标注，而这样的报道后面，人口众多的中国，每每成为倍受关注的力量。

　　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的努力，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人口到达50亿的时间推迟了2年，使亚洲达到30亿人口的时间推迟了3年，使世界人口达到60亿的时间推迟了至少4年。

　　人口问题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话题，它关系到全球居民的生存环境与健康问题以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对中国人口的繁衍放任自流，全球对人口的承受能力将会瞬间增加。中国人口过多所产生的负影响力，将会迅速通过全球化的链条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对人口踩刹车，让世界松了一大口气。

　　中国的人口政策也在世界产生了示范效应。由于我们坚定的人口政策，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中国的人口政策和成就，促进了原来不重视计划生育的一些国家政府，使其认识有所改变。中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人口钟为谁而鸣？不但为中国而鸣，也为世界而鸣。控制中国人口的使命，来自中国内部，更来自世界。过去，世界因担忧中国的人口钟过快而心跳加速；今天，中国成为改变世界人口格局的重要棋子。
　　未来任重道远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为中国创造了大较长时间的人口抚养费用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率较高的有利时期，节约的社会和家庭抚养费用，实现了社会财富与家庭财富的积累。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每4块钱里就有1块钱是因为人口控制实现的，保证了总体小康目标的实现。如今，中国每对夫妻生孩子的数量已经从将近6个，下降到1.8个。从高生育阶段走到低生育阶段，发达国家用了将近13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30年。

　　然而，这一切只能代表过去。尽管三十年来中国在人口政策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国仍然面临着重重压力。

　　上一拨人口高峰出生的人，现在差不多都到生孩子的年纪了，而且都是符合二胎政策的独生子女，新的人口高峰已经提前到来了。同时，"无子不成家，有儿万事足"的传统生育观念，依然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富人超生、名人超生、农民工的超生问题，都一一摆在人类学家和政府的案头和会议桌上。这一切都暗示，中国好不容易才维系住的人口总量与社会资源的平衡，依然脆弱，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

　　但是，即便我们保持现在的生育水平，人口规模的压力依然存在，因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的人口总量每年还会以1200万到1700万的速度惯性增加。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才能达到15亿的峰值。一旦放松警惕，我们就很可能会突破之前讲到的16亿、17亿的人口承载极限。因而，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还应当承担控制人口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使命并没有完结。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三十年，中华大地上还将新增2亿人口，还将有3亿农民要从乡村走向城市。这意味着，至少有5亿中国人需要在有限的国土空间上重新布局。

　　那些人口低密度国家，可能永远无法想象中国人为了让每一块土地都产生效益付出了多少成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重新安排家园对中国人来说是怎样一种心灵体验。

　　中国的人口现在约为13亿5千万。我们刨掉4亿未成年儿童和青少年，刨掉1亿5千万的老人，剩下的大约7亿5千万，应该是支撑我们国家发展的人力资本。但是这7亿5千万我们还得往下减。因为其中1亿是文盲，减掉。

　　十七大报告对小康社会目标的内涵已经进行了拓展，从2020年GDP比2000年总量翻两番，转变为人均GDP翻两番。这是重大变化，因为单纯以经济总量来衡量，只能表明中国国力的增强，但是人均GDP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资源压力下，我们必须确保人口总量这个"分母"保持稳定，未来五到十年，我们依然要使生育率稳定在1.8的水平上，这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人口不是商品，生产多了可以销毁。人口惯性增长是不可逆的，中国在人口问题上不能再有失误了。

　　如果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峰值能被控制在15亿左右，到那时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就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人也将因此而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口控制。但是，由于千年积淀下来的庞大基数，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人口国情还有哪些短板

　　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这样的话以一种难得的清醒被写入了中学教科书，但将近30年来，究竟有多少人记得这样的话？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还处在世界产业分工链的低端，这也是由中国的人口状况决定的。我们要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但我们也要在国情面前怀着一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心情选择我们要走的道路。

　　除了巨大的人口基数及很容易越过警戒线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其他方面的人口国情仍然严峻且不容乐观：

　　从还在娘胎里的胎儿到成年人，都遭遇着疾病的侵扰。

　　由于环境污染、经济相对落后造成的营养不足、地理偏远造成当地都是亲戚等因素，中国还有很多缺陷儿。尽管通过多年努力，全中国的婴儿出生平均体重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现实依然残酷--目前在中国，每30秒就有一个缺陷儿童出生。

　　当出生缺陷问题在中国拉响一级警报，癌症也开始成为成年人最大的杀手。发展中国家高发的肺癌、肝癌在中国一直居高不下，而发达国家高发的乳腺癌、大肠癌这几年也开始迅速攻占中国人的健康领地。日益复杂的中国癌症图谱，正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中国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

　　性别比例失调也是当前人口国情一块明显的伤疤。中国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还是正常的，但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117。而在海南、广东和湖北，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候。未来中国可能出现三千万光棍儿。中国的人口生态遭到极大挑战。

　　在中国，计划生育也造就了某个特殊词语--独生子女。今天，有超过一亿人的中国独生子女大军。独生，意味着众星捧月，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资源用于孩子的培养。虽然中国民间早就深知"独柴难烧，独子难教"，但是在中国的城市里，人们依然眼睁睁地看着众星捧月般养大的独生子女，在道德上出现滑坡，在经济上开始"啃老"。计划生育，也在一点点吞噬独生子女的道德价值资源。

　　同时，4-2-1，8-4-2-1，这种倒金字塔式的新型家庭结构考验着我们的社会。当几个家庭的赡养义务全都压到两个人的头上时，瘦弱的肩膀该如何承受？与此同时，另一个白发苍苍的群体，也正步履急促地走进人们的视野。

　　整个21世纪，中国注定将和"老龄化"三个字相伴。

　　新中国只用了短短不到六十年，就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延长到了72岁，离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只差三岁。2007年，青岛每10万人里百岁老人超过了9个，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健康长寿城市"；上海人也创造了新的"生命奇迹"，当地人口期望寿命超过了80岁，离世界长寿地区标准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当这银发潮逐渐蔓延开来，中国人也不得不开始接受另一个现实--中国，正在加速变老！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如果超过10%，就算老龄化社会。中国早在1999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截至2008年，中国老年人数量已经高达1.5亿，全世界每5个老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全亚洲每两个老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中国将在2030年全面进入老龄化加速的阶段，所以留给我们的战略准备期只有20年了。

　　老龄化原本并不可怕，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代表着社会进步，人们更健康、更长寿，截至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基本都已经进入老龄化。但是中国的老龄化很特殊，三十年严格的人口控制加速了我们经济发展的脚步，也加速了老龄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之一。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既要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量控制问题，又要面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这是双重困境。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都是在人均GDP5000到1万美元的时候，可我们现在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

　　中国进入未富先老或未富速老时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因为医疗支出大幅上升，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会相对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另外，劳动力比例下降，社会创新能力的下降，都会影响国家发展。被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劳动力金字塔，用不了20年就将不再是金字塔，将变成一朵蘑菇云压在中国人的头顶。

　　而且，"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2050年中国的老人总数加起来将比英、法、德、意、日五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到那一天，我们该拿出怎样的一个"天下"去面对他们？
 　优先投资人的发展

　　"'人口减少一半，人们两倍富有'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自甘堕落。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似乎中国人是封闭围栏中的动物，对周围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除了咀嚼，别无办法。"这是亚洲问题专家艾伯斯塔德对中国的讽刺。

　　如果我们只靠这一小部分人，去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车，可以想象，这会有多么吃力。

　　元代大学者马端临说"才智之人多，则其国强。"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你会发现，中国的先贤们，从未停止过思考国家兴衰与人的关系。

　　人口专家翟振武深深担忧中国的人口素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要想创造出美国这样的GDP总量，中国不需要13亿人，就应该能创造出来。民族能不能发展，国家能不能强盛，民族能不能繁荣，人口多少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而人口的素质是决定因素。"

　　当中国制造努力摆脱原来小作坊式的生产，试图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时，中国的企业家却蓦然发现，自己企业里最基本的员工素质，离想象中还有相当的距离。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俞尧昌非常苦恼，"因为质量都是工人制作出来的，产品是制造出来的，不是检查出来的。而制造的过程，你可以去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装备，全是世界一流的，那一流的装备就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工人去操作它。如果素质不到位，很好的装备也不一定能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十年前就定位于世界名牌制造中心的格兰仕，这些年来，人的问题一直是它的切肤之痛。格兰仕缺的不仅是高素质的技工，还有高素质的工程师。格兰仕一度以为，只要从国外引进了一流的技术和生产线，就能生产出国际一流的产品，事实却令他们失望。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材料和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依然在工艺上存在差距。

　　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其国民素质，包括健康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养，可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出生缺陷，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几亿之众！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人力资本跟物力资本、金融资本一个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即使不生产，它依然在消费。不是先进生产力，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

　　而且，"人口红利"这曾被世界艳羡的字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曾经有人会自豪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丰富的大国，我们永远消耗不了我们的劳动力，但是现实正在不动声色地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刘易斯转折点，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二元经济蜕变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化必须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工资增长缓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差距扩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最终会从无限供给的状态向短缺状态转变，并实现质的飞跃，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劳动力由廉价向昂贵迈进，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语境也将改变。

　　从2004年开始，民工这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开始出现断流，持续5年的民工荒，打破了乐观者的预言--中国不会很快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警示，中国的劳动力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制约了企业制造水平，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渐由沿海向内地蔓延，甚至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在中国农村，还有一半的劳动力没有念过中学，全中国的文盲已经超过1个亿。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靠什么来实现，最起码要给他一种基本的工作技能。所以中国不存在劳动力总量不足的问题，短缺的是有技能的，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储备会越来越枯竭，但却仍然出现高技术人才匮乏的尴尬。当前，面临洗牌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劳动力。

　　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同样提出："一家之子弟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弱，则其国必亡。"

　　二战后的日本，物质资本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大量存在，这促成了它后来的崛起；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大力发展职业中学，也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其中之一；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从50年代开始就十分重视人口科学，培养了大批高端人才。所以说，人口能不能科学发展，这涉及一个国家的人口安全意识和战略意识。

　　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已经不能再和人口数量简单地划上等号，中国的人口素质亟待提高。

　　庆幸的是，今天我们的政策仍然坚定不移的坚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人口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不能动用任何人为地减少现有人口的念头。对待人口，也需要大禹治水的智慧，当堵则堵，当疏则疏。我们可以提高人口素质，变人口压力为人口动力。

　　2006年，中国发布了建国以来第一份人口战略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

　　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是我们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目标。我们试图以现代化为课堂，以排山倒海的磅礴，把国民推入提高素质的浪潮。但现实告诉我们，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揠苗助长。

　　1979年我国农村改革以前，很多地方已经普遍地使用抽水机、拖拉机、插秧机、打谷机等农业机械设备，看上去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中国的多数农民仍然吃不饱饭。1979年，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政策，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凭借一家一户的经济实力购买不了农业机械，他们只好改用很原始的"水车"抽水，用牛耕地，用手插秧，用人工脱粒。但奇怪的是，科学技术在广大农村的应用普遍倒退的198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有了显著的增长，大部分农民一下子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直至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农村还是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耕作方式，但绝大部分农民却能丰衣足食。

　　很多地方公共汽车实行了无人售票，据说公交车无人售票属于"与国际接轨"。可是，由于实行无人售票，整座城市因没有了售票员而少很多就业机会。欧美等发达国家劳动力紧缺，无人售票是他们明智的选择。可是依照我们的国情，有什么理由步人家的后尘？

　　如果我们但单纯以农业机械化、无人售票等以现代化方式，把劳动者挤出粗放型产业，逼迫他们在阵痛中蜕变。我们会悲哀地发现，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这些被挤出粗放型产业的劳动者，涅槃过后，不是重生而是迷茫。

　　优先投资人的发展，步子不能迈得过急，过大，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需要本土化，更需要原创。但无论如何，唯有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才能提高人口素质，从人力资本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这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中国人口问题的每一个细节失衡，都有可能使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偏离正常的航道。

　　类似的考验，未来将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中国。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既是包袱，又是财富。这是我们在审视中国国情时，永远都无法绕开的话题。我们需要做的是，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荣光，从容挥洒蓝图，在减轻包袱重量的同时，也要保持人口持续的进化优势。

　　中国，你做好准备了吗？

　　　　　　　　　　　　　　　　　　　　　　　　　　　　　　　  　　（责任编辑：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