洣水汤汤，鹿原苍苍

　　东方的神话从这里流淌

　　是谁举火把告别蛮荒

　　造耒耜创世远古合众开疆

　　是谁教稼穑演绎春秋

　　大九州桑麻萋萋稻菽芬芳

　　啊，炎帝，无私奉献的布衣先皇

　　你用智慧点燃岁月的炊烟

　　你用激情托起民族的摇篮，

　　家园的圣光 农耕的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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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厚而悠远的《炎帝颂》，引领着炎黄子孙回到开辟鸿蒙、筚路蓝缕、充满创业激情和神话色彩的远古时代，让人豪情满怀又心潮澎湃。

　　2006年，炎帝陵祭典被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炎帝是远古时期的帝王,也是"三皇"之一。中国古代的传说中，他是农业的鼻祖，是他发明了农业的耕种法,所以叫他"神农氏"。

　　农耕文明由神农肇始，照耀了中国几千年，农民，是这个国家最显著的标记。

　　中国，一个当之无愧的农民大国，穿越几千年的农耕时代走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交织于一起的路上，形成一道错综复杂的特殊风景。

　　当贵阳的城市居民开着车去上班的时候，奉节大山里的农民要走10小时山路才能到镇里买双凉鞋；当华西村的村民住在洋房里，分享着年产值300亿元的喜悦的时候，云南蒿店村的村民只能几代人挤在阴暗的土房里，盘算着每年600元的收入该怎么花；当河南西平县粮棉基地的20台联合收割机，3天收完3000亩小麦时，相隔不到50里的某村里，农民还在用传承千年的传统农具，为8亩地里的麦子，全家人要弯腰驼背忙上半个月。

　　历史就在这多维的空间中交错，生机和衰败、机遇和冲突、不变和巨变交织在一起。

　　站在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节点上，农业农村农民，他们去向何方？农民之痛，痛在何处？谁能增加农民的财富？谁能保障农民的幸福？什么才是田野的希望所在？

　　"三农"真相

　　农民还吃不饱吗

　　2005年2月15日，安徽省青阳县。张有才老汉最小的一个女儿昨日登上了去往深圳的列车，家里低矮的土房映衬着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外孙，显然老张已经习惯了这种祖孙共处的生活。张有才留守在家有两个任务，一是照看年幼的外孙，二是拾掇家中的几亩地，种种水稻和玉米。种粮挣不了几个钱，但足够他们祖孙三个吃饱了。而孩子的学费、日常花销以及偶尔生病的医疗费用，他负担不起，拿他的话说，"卖粮食能卖多少钱呢，一年的粮食收入还不如我女儿在外面打几个月工的，还要刨去农药、化肥等成本……"虽然女儿在外打工的工资也不太高，但她会定期寄几百块钱回来。吃得上饭却不富裕，这就是张老汉的生活写照。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曾这样说道，"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中国，不了解农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这是三个角度，在中国称为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温饱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做到了，1950年，中国人均粮食239公斤，到了2008年，是398公斤。今天的三农问题是什么呢？"

　　从横向看，与"有稳定工作，无需长年累月在外漂泊，也不会为了给孩子买一支铅笔、一张纸而斤斤计较"的城市人相比，这个以张老汉为代表的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城市发展速度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在百米冲刺，一个却在步行，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落伍掉队了，而且被越甩越远。这正是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所在。

　　但是，从纵向看，与先前"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相比，张老汉是幸福的，他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农民能吃上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农民跳出人民公社的圈子，走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路子。

　　人民公社着眼于一个"公"字，原来农业合作社中还把农民私有的财产如自留地、牲畜以及果林、生产工具、甚至房屋桌椅充公。然而，过于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集体式制度抉择并没有让农民产生更多的劳动热情，那些被口号、批斗所堆砌起来的道德约束，显然不能填补制度缺陷。

　　于历史无益的，终要被历史抛弃，人民公社最终成为弃儿。伴随着小岗村的"秘密起义"，广大的中国农村逐渐砸了大锅饭，走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农民有了自主权，卯足了劲在自家田里耕种。1993年底，中共中央又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农民可以掌握自己的劳动，也能占有自己的劳动收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不再磨洋工，天不亮就下地，日落还不回家，再也听不到生产队长三番五次的吹哨催促了；人人都在地里忙得热火朝天，四处晃荡、蹲在墙角晒太阳的懒汉也不见了……

　　要说到解决中国人吃饭和农民增收问题，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叫袁隆平。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人刚刚吃饱了肚子，一个也吃饱了的美国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袁隆平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９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1998年8月，袁隆平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有关专家对48亩实验田的超级杂交水稻晚稻的实测结果表明：水稻稻谷结实率达95%以上，稻谷千粒重达27%以上，每亩高产847公斤。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了一部名著，叫《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到，"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袁隆平让中国人看到了农业的希望，由于他的努力，我国粮食单产连续增长。但粮食单产再有突破也是有极限的。袁隆平在谈到农民增收的时候，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农民不可能在土地上真正富裕起来，他说，"农民越少越好。农民多了，小康不起来。"

　　下面这样一幅场景，恐怕很多人都记忆犹新：

　　芒种过后，就要收麦了。那时联合收割机还很少，挥着镰刀把麦子收回来后，拉到场院里，用拖拉机或驴拉磨，把麦压过头遍。天黑了，一家人围在桌子上吃着晚饭，村口的大喇嘛就开始响了，"全村的老少爷们注意了，今年又要交公粮了，每家每户按人头交，每人40公斤。不交麦子，拿钱也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在10天内交上。"听了村长催命似的声音，有些人索性连饭也吃不下了，"催什么催，麦子还刚压头遍呢。唉，什么时候才能不交公粮啊？"抱怨归抱怨，叹气归叹气。几天后，通往粮所的大路，人流车辆络绎不绝，其中以排子车和独轮车居多，拖拉机和三轮车稀稀拉拉。在粮所，人头攒动，还不时传来争吵声，粮所的负责人与农民，往往会为少了几斤几两而争得面红耳赤。

　　这就是老百姓眼中的"交公粮"，指的是三提五统（所谓"三提"指的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指的是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和民办交通费）以及后来的农业税。

　　2004年3月5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中,决定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2005年12月29日下午3时零4分，人民大会堂，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郑重地按下了自己桌上的表决器。

　　赞成162票,弃权1票,反对0票。"通过!"吴邦国委员长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获得通过。这是一个牵动亿万人心弦的时刻--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成为历史档案。

　　今天，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热闹的"交公粮"场景了。"不交公粮"，为农民卸下了一块很大的石头，农民身上的担子越来越轻。

　　不再吃大锅饭混日子，可以在自家的自耕田里放开手脚干，没有人会强制他们在田里撒什么种子，撒多少，什么时候去撒；农业技术不断提高，农产品产量越来越高；农业税取消了，再也不用交"公粮"了。以上种种，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粮食产量，也使中国农民跨过了温饱线。

　　粮食是人民温饱之源，物价平稳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的根本。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人们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6户农民，按手印签订实行包产到户的契约，邓小平同志给予首肯，也促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普及。

　　从全村人打着花鼓到处去讨饭，到吃饱肚子有了余粮，这个普通村子的经历成为中国千千万万村庄中的一个缩影。温饱问题解决的同时，农民生活也随之改善，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农村改革近30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实际增长6.3倍。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东部农村增长幅度较大。

　　"再也不用挨饿了，我就很知足了。"老汉张有才一脸的憨笑，幸福从他脸上沟壑般的皱纹中溢出来。不再忍受饥饿的折磨，农民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若干年前，见面时的口头语--"你吃了吗？"是一句真诚的问候，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吃不饱。而今天，这句"你吃了吗"的口头禅只是习惯用语了。是的，我们不但吃了，还吃饱了！
 农村还穷吗

　　安徽老汉张有才跨过了温饱线，但他从那台14寸二手彩色电视上屡屡看到的字眼--小康，距离他很远很远。他说，"我知道华西村早就到小康了，我们刚能吃饱饭，能比吗？"能比吗？能，只是比出来的结果让人心酸。

　　华西村果然有明星村的派头，连张老汉都知道。

　　华西村位于长江下游的江苏省，一个全国闻名的明星村--我们见到了中国最富的农民。家家户户，汽车，别墅。在华西村的周围，在苏南，浙江，一些村镇虽然没有明星的帽子，但这些村镇沿途林立的楼房和私营企业显示着它们的实力。

　　然而，沿长江上溯至安徽省，另外一个出名的村庄小岗村，曾经是1978年全国农村包产到户的榜样，可20年来的变化却并不明显。这里的农民还在为修缮旧瓦房攒钱。小岗村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些年村里流传一个对联：一步跨越温饱线，廿年未进富裕门。"

　　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小岗村人均年收入包产到户后曾一路飙升，可在跨越2000元后就徘徊不前。因村里无钱修缮，自来水已经不"自来"了，因为无钱维持；有线电视也已经废弃不用了。曾经的小岗社员们，在1978年勇敢地背叛了人民公社，并经过六年的跌宕起伏，成为全国模仿的旗帜，为全国公社划上了句号。但是，突破温饱瓶颈，农民的收入似乎就遇到了天花板。"一包就灵"也变得不灵了，农民一直在温饱线兜兜转转。

　　沿着长江继续向西，来到陕西南泥湾。这是一个同样颇有名气的村庄，曾是革命年代靠双手靠土地，自给自足的典型，如今这里的农民仍然保持着勤劳的传统，虽然是早春2月，家家户户已经在地里忙碌。

　　这里的农民也有苦水倒，"起早贪晚在地里忙活，可还是有饭吃，没钱花，几乎没钱用于开支。""年收入突破2800元后，就一直为如何增加收入发愁。肚子是鼓的，钱袋子却是瘪的。"

　　到了长江上游，温饱线越来越模糊，而贫困线越来越清晰。在长江上游四川、云南等省，贫困的痕迹越来越重：

　　巫山县某村是当地一个普通的村庄，房子仍然是土墙，窗户围着塑料布，孩子们习惯扳着手指计算着逢年过节的日期，到那个时候，饭桌上才会有一点肉；

　　云南澜沧江边的蒿店村村民有400余人，他们种在江边的农作物既面临着干旱的威胁，水灾时收成又随同江水一瞬间消失。他们有的几代人住在阴暗的土房里，从来没有见过工业文明如何造就了城市的繁华。

　　东西部不同地区、甚至同一省份间隔不足20公里的地方，农民收入都有明显差异。就在国家免税、补贴等举措产生普遍利好的同时，受生产方式、粮食价格、自然灾害、农资涨价等因素影响，农民们仍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横向看，农民收入总体上仍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差距仍在扩大，2006年收入差距达到了8172.5元。当城市居民已把上网当成日常生活的时候，陕北十几岁的农村孩子还没见过电脑；当北京等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成为一块令人无比兴奋的大工地的同时，环京津地区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的贫困带。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是历史遗留问题，而农村之间也存在横向差距。

　　改革30年，中国农民前所未有地解决了温饱，粮食等农副产品从不足到有余。因此，三农问题中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但是农村和农民问题没解决，尤其是农民收入问题。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制约，农民生活改善仍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

　　农民的贫弱是相对城市居民比较而言，是相对国家的经济成就而言。城乡二元体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弱，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拉大。与此同时，其它问题也是频频爆发：由于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没有谈判权，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被征用的土地补偿过低；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依然存在。

　　有饭吃，没钱花。这正是多数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实际上就是温饱状态，再往小康路上走的时候，卡住了。温饱阶段非常脆弱，经不起一点点生活上的变故。

农民：该怎么创富

　　扶持!扶持!扶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祭拜大多含有祈望风调雨顺、祈望五谷丰登的寓意。中国有7.37亿农民，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也是粮食大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是崇尚农业的民族。

　　作为一个崇尚农业的民族，我们是没有理由遗忘农民这个庞大群体。而且，无数农民用淳朴的双肩和无限的热情，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温润的土壤。谁也不能忘记那段"以农养工"的历史，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征收农业税，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还实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村在发展也在付出。但是，当城市化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前进时，农村却落后了。

　　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巨大的鸿沟，刺痛了农民质朴的双眼，也刺痛了中国的平衡发展。单靠农民自身摸爬滚打，恐怕难以填平城乡鸿沟，是时候撑起保护伞了。扶持！扶持！扶持！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中，扶持的声音一直都很强劲。

　　最让张有才感到欣慰的是，不用交农业税了。祖祖辈辈上缴的农业税，在他这一代戛然而止。

　　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一位乡长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信中直接表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在信中，他表达了当地农民负担如"泰山"："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地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

　　从2000年起，减负越来越成为中央会议桌上的重头戏。经过近六年的试点与推广，《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这是中国农民命运开始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废止农业税条例，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启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大部分省份农民人均减负都在100元以上，如河北108元，辽宁120元，上海118元，安徽109.4元，广东106.93元，四川124元，陕西115元，宁夏100元……

　　农业税最高时，张有才一家要向当地镇政府上缴1200元，超过全家一年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农业税取消了，张有才的日子不再那么紧巴巴了。

　　农业税的取消，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心理负担，农民不再为乡村干部催缴税款而担忧。同时，粮食收成能直接体现为农民自己的经济收入，加上中央的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还草等各种惠农政策，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取消农业税，也是中国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从国际范围而言，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一例外地都要对农业实行零税制，并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取消农业税，顺应了时代要求，也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在制度上为农村源源不断输血。越来越肥沃的制度土壤，使中国农村逐渐挣扎出饥饿的泥沼，跨过温饱线。但是，不管哪个群体，如果单纯依靠外力输血，自身造血不足，输血永远只是缓兵之计。中国农村要真正崛起，从温饱走向富裕，就要发挥农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效整合各种有利资源。
从输血到造血

　　这是一些让人沉重的数字：

　　2008年，中国7亿多农民中还有2.6亿人存在饮水困难、饮用水安全问题，还有740多万人口没用上电，9万来个行政村至今不通公路，8万多座水库现在还有2.7万多座年久失修，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改变，基础设施急需大投入。

　　这一年，距离湖北监利县人士李昌平上书总理，发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已有8年。

　　这一年，距离第四代领导人上任伊始，提出"本届政府第一个挑战就是三农"，已有6年。

　　这一年，中国政府对农民进行粮食、良种等补贴已有4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已经2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已经1年；农村合作医疗普及率已经达到80%------

　　这些沉重的数字如同中国农村土地上的一块块伤疤，令人难以忘记。要抚平伤疤，国家需关注，农民自己更要学会造血。不管是喝不上水，用不上电还是通不上路，说到底，还是一个"钱"字，农民挣不到钱，贫穷这顶大帽子就会结结实实扣在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头上。

　　然而，承载梦想与希望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已不能为农民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土地的经济效益似乎已经到达顶点，农民越来越难从土地上挖到金了。那么，农业真的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显然不是。

　　农民易温饱，难致富，很大程度在于土地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过低，缺乏科技含量。同时，由于对市场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农产品往往与市场脱节，始终游走在产业链的低端，在市场上处于"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弱势地位，在定价上几乎没有发言权，谷贱伤农的事件时有发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应用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最根本力量。在2008年下发的"1号文件"中，中央审时度势，把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摆在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并制定一系列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中国制造以低价换市场的时代越来越不畅销，农产品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技术，不但生产成本降不下来，产品质量也拿不出门去，也会在市场失去更多机会。

　　农民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他们在多年的实践中更容易总结出原创性的经验，也更本土化；同时，大量的科研人员则是农业技术发展的强有力后备力量。科技兴农，应该是发展农业的习惯性行为，懂得创新的真谛，不断以技术含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其含金量就越高，农民获得的利润也就越丰厚。

　　2009年，在湖北省潜江市，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拍卖会。湖北省潜江市某小龙虾野生寄养基地的两只小龙虾，拍出了天价。其中，重达103.8克的虾王拍得8.6万元的价格，重达115.3克的虾后拍到了5.8万元的价格。

　　金融危机肆虐，很多出口加工产业陷入困境，而小龙虾逆市走红，发展势头非常强劲。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对小龙虾"垂涎三尺"，也难怪小龙虾市场如此红火了。我国在小龙虾的种苗培育、养殖技术上越来越精湛，有效保证了小龙虾的质量，这成为小龙虾在国际市场上披荆斩棘的杀手锏。我国的小龙虾已多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小龙虾需求量有所下降，但企业的海外订单并未受太大影响。

　　国内市场，小龙虾的阵地也在不断扩大。在武汉、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合肥等城市，吃小龙虾的热潮一浪高一浪，有些城市的小龙虾一条街，上演着万人同吃小龙虾的火爆场面。

　　小龙虾市场财源茂盛，但并不是所有跻身这个行业的养殖户都能赚得盆满钵满。2006年，小龙虾价格一路走高，武汉市江夏区的一位农民投资200多万元，在江夏区租赁了3000亩荒湖，开始养殖小龙虾。不想，在养殖时，不断有小龙虾死去，甚至出现了虾吃虾的惨烈场面，虾的个头也越来越小。这个农民向技术专家请教，他是吃了技术不足的亏。不恰当的投食时间和投食量导致虾吃虾现象，而近亲繁殖导致小龙虾品种退化。

　　财源再茂盛的市场，也恪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与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再红火的市场也可能亏得血本无归。

　　科技带来增产，增产带动农民增收。江西南充市西充县双凤镇凤头村农民冯全红利用先进种植技术，2007年种植反季节大棚黄瓜、海椒2.8亩，一季就收入现金2.4万元，在他带动下，2008年全村种植大棚蔬菜800多亩，仅此一项就可增收300多万元。

　　而湖南吉首市采取以科技发展为先导，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大力推动蔬菜产业发展，仅2008年，该市各类主要蔬菜总产量就达1.65亿公斤，其中专业蔬菜基地农民通过种菜，人均增加收入375元，蔬菜产业已成为吉首市农民增收的"聚宝盆"。

　　仅有精耕细作，再好的土地也会很快抵达其产量天花板。唯有植入科技元素，才有可能在优先的空间中创造出无限的生产能力和农村财富。

　　即使是农产品，也不能做无名英雄，品牌同样重要。品牌是农民打出的一张名片，好的品牌是产品在市场上的通行证，能够为产品镀金，保证产品在市场上的生命力。而市场上的无名小卒，很难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一个浪头打过来，最先倒下的也是他们。

　　每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现场，总会有一盆盆水仙花，生机盎然，为春晚增添了几分春意和情趣。这些幸运的水仙花来自福建省漳州市九湖镇蔡坂村，能登春晚这个大雅之堂，蔡坂村的水仙花可不一般。

　　漳州水仙的清香和花型在水仙花市场独树一帜。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如果没有漳州市的大力宣传，漳州水仙花的清香还飘不到央视春晚的现场。

　　"低头看地，抬头看市场。"发展农业，需要技术、质量，更需要品牌，他们都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农民创富的造血之路。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人口数量短期内保持不变，农民减少的途径只能是离开土地。于是，一些农民在看到土地不能承载自己创富的希望时，开始探索离开土地，乡镇企业成为中国农民增收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转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有了政策的庇护，社队企业蓬勃发展，但作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附属品，社队企业的功能是为农业生产"拾遗补缺"，是社队集体经济的"边角废料"。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一文件的出台，将乡镇企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的范畴，为乡镇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一批批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点燃了农民走上富裕的希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乡镇企业能够异军突起，很大程度在于其在改革开放之初占就的优势。政府是乡镇企业的关键角色，他们控制着重要资源，分享部分收益，并为乡镇企业提供保护。有了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乡镇企业会很自然地把政府纳入企业的组织生产范畴；乡镇企业选择的产业也具有优势，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农村农业水平的提高，把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告诉我们，"我们知道8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黄金增长，主要靠乡镇企业，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每年解决了农民就业，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同时创造了连续三到四年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增长的速度，农村的消费大幅度上涨，拉动了国内的需求，那是典型的内需拉动型发展。"

　　乡镇企业大红大紫时，江苏无锡春雷村很是有名。1954年，春雷村就有了中国第一家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春雷造船厂。上世纪60年代，春雷的社队企业就在无锡拿下了多个第一：在工厂工作的村民比例最高，高达10%；收入最高，每户人均收入达1000多元，工业收入占到全村收入的40%；第一个村里通电、用拖拉机耕地……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及乡镇企业的明星--华西村。

　　江苏省华西村，被称为中国最富裕的村庄，每户农民都拥有400-600平米的别墅，1-3辆轿车，存款从100万元-1000万元不等。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它还只是一个欠债1.5万元的贫困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吴仁宝，从1961年建村之初就认准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道理，领导华西村"偷偷"创办一个小五金厂。1978年改革开放揭开全国人民的思想束缚，华西五金厂正式挂牌经营，1979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却先人一步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于是，华西村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办起冶金、有色金属和纺织为主的40多个企业，全村95%以上的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在副业上，华西村还实行专业承包，形成"千头羊"、"千头猪"、"万只鸡"的养殖规模。工业的崛起为农业铺平道路，促进了农业机械化、专业化。

　　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迎来真正的春天，企业规模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全面掀起乡镇企业改制的浪潮，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村民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以从事个体，走出了一条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混合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此外，华西村又构建起以旅游为主的农村第三产业，2008年第三产业在华西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高达20%。

　　华西村58家企业提供2万多个就业岗位，使村民在充分就业中实现增收。2008年，华西村全村实现销售收入500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8万元。

　　春雷村与华西村，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乡镇企业发展曲线。

　　春雷村没落了，曾经的辉煌逐渐暗淡，名噪一时的春雷造船厂变成修船厂，再过些日子，修船厂就成为一座博物馆，专门收藏乡镇企业发展各时期的文史资料和文物，先锋变成先烈。在中国，经过短暂的繁荣，大多数乡镇企业都与春雷村面临相同的命运--没落。

　　华西村则一直延续着它的盛世。在中国，与华西村相类似的"富裕村"不止一家，三朱元村等村庄，都通过乡镇企业这条路，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也实现了农村富裕之路。但它们同样也是无法复制的明星村，数量有限地矗立在中国农村广阔的土地上。
乡镇企业黯淡转身

　　现在，"乡镇企业"现在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局"也更名称为"中小企业服务局"、"民营企业发展局"。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乡镇企业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乏人才、管理落后、设备陈旧的乡镇企业早就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历程中，乡镇企业一度是中国最活跃的经济组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力军和加速器。然而，在急速的辉煌之后，乡镇企业开始迅速分化。农村改革初期，中国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将近100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就业，到1996年就业总人数已达到1.35亿人，全国新增了1亿多个就业岗位，但到1997年以后每年增加就业人数仅为200万人左右。仅从数量上而言，就可以看出乡镇企业日趋走弱。

　　江苏无锡、镇江一带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当年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就出在那里。江苏镇江市丹阳县司徒镇，原本是一个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的穷地方，靠几家磨眼镜片的村办企业起家，当地农民的年收入也以9%的速度递增，现在已经打造成了闻名全国的"眼镜城"。但就在紧邻丹阳的武义镇，先后办过的印染厂、钢铁厂一个个萧条，因为没有效益，在这些乡镇企业拿过工资的农民，又回到田里干起了农活。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普遍感到资金不足，1994年，江苏亏损乡镇企业达到6700多个，1年后增加到9000多个，1年时间增加了25%。

　　乡镇企业发展两极分化严重，真正发展壮大并持续的乡镇企业，只是其中的少部分。

　　乡镇企业具有很强的爆发力，曾经盛极一时足以证明。同时，乡镇企业自身也有很多软肋，这就决定了乡镇企业"跑短跑易，跑长跑难"。

　　乡镇企业一方面是乡镇政府的小金库。另一方面，由于产权不清，也使得社会各方面都打着不同的幌子分享利益。同时，产权不清也导致职工与乡镇企业的利益联系过于松散，职工甚至一些管理人员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上心。

　　改革开放给乡镇企业提供了野蛮生长的空间，但时间久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等弊病显露出来，不少企业面临亏损和改制的双重压力。而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重心逐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移，政府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逐渐削弱。乡镇企业改制被逼到了十字路口。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实施，乡镇企业重新被定义，此前乡镇企业指的是乡村集体经济举办的工厂，强调所有制；而1997年后，人们更多地从地域上界定，只要地处乡村，利用农村资源，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就是乡镇企业，这场所有制改革，带给乡镇企业新的难题。

　　乡镇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应该再戴乡镇企业的帽子，由此也不再受乡镇企业法的约束，更不再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被迫进入市场去体验竞争。

　　此时，它们的软肋一一暴露：研发能力不足，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文化程度不高，其领导的乡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人才流失严重，资料显示，以各种形式招聘到乡镇企业的人才，平均供职时间仅有2年……由于行政色彩过浓，在决策、用人、经营机制上，乡镇企业都缺乏市场应变性，竞争力过弱，成为市场竞争中遭遇洗牌的排头兵。

　　每一次面对事关乡镇企业生死的变局时，能成功转型并生存下来的"幸运儿"不多。一位见证中国很多乡镇企业兴衰的企业表示："我们在江苏也有十几家，实际上现在整个江苏就剩下3家千斤顶企业，其它转产的转产，停产的停产，市场经济也是比较残酷的。"

　　在拥有58家乡镇企业的华西村，每天都有2000多人前来参观学习，老书记吴仁宝也会向一批又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乡村干部介绍经验。然而，私底下，吴仁宝最经常说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华西村不可复制，58家乡镇企业没法克隆，农民增收的大路不一样。"
　从农村飞来的城市候鸟群

　　80年代初，张有才的小女儿还不过10岁。那时，张有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会忍心让他最小的女儿背井离乡，孤身一人前去深圳打工。今天，张有才已坦然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在他的村子里，像他女儿一样在外打工的有很多，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甚至年过半百的，也去某个大城市的公园种种树、广场扫扫地。张有才也知道，她的小女儿以及他的老乡们，有一个共同的很"时髦"的称呼--农民工。

　　当曾经群星璀璨的乡镇企业变得明暗不一，当"离土不离乡"承载不动7.3亿农民希望，为了生计，一些农民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勇敢走出农村，以其吃苦耐劳的本性，顽强而执着地向城市的缝隙中扎根。

　　一张薄薄的户口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身份的证明，也是居住地的标识。它把城里人和农村人区分开来。但是，包产到户却让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挣脱土地的束缚。

　　农民工，这些候鸟一般的农民，是人类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迁徙群体。下面的画面，很多人都看着眼熟：

　　画面一：新年刚过，民工流动骤起高潮，他们的身影在候车厅随处可见；

　　画面二：深夜车站广场人挤人，寒风刺骨之下，农民工将可以御寒的衣物都裹在身上；

　　画面三：在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人群，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画面四：在工厂体检处，拥挤的人群中，远道而来的农民显得十分紧张；在繁华的都市夜景中，小鞋厂、五金厂的农民工在熬夜工作，灯光照亮着那些年轻稚气的面孔……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3年我国有1.139亿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2008年增加到2.3亿人。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大会报告。而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大农村几乎取之不竭、成本低微的后备力量，吸引全球的资本蜂拥而来，短短十数年时间就建构了整个人类工业史上最为辉煌的制造业市场。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1亿多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

　　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专家拿出了一份报告。透过这份报告中的一些数字，我们看到了这支"产业大军"的威力。报告说，改革开放近30年，劳动力流动对GDP贡献率达21%。报告说，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换言之，如果没有农民工，超过一半的饭店要停业，近七成的生产厂家要关门，近八成的大楼建不起来！

　　经济学家刘易斯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本身即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开拓了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渠道，还推进了我国城镇化进程。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家盖新房；一户打工，带动全村，一人打工，带动全家。"是流传在农村关于出外打工的言论。据统计，四川省每年外出农民工高达1600万人，全省劳务收入将近700亿元；2005年，河南省外出打工人数达到1557万人，占全国劳务输出数量的八分之一，外出务工收入达到730亿元。从全国统计来看，2005年农民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贡献之一就是农民打工收入占增长部分的40%。

　　安徽无为县是一个因为打工而出名的县城，从当初一个村三五个人进程当保姆，发展到2万多人，无为县的保姆已经闻名全国。徐兆兰就是其中一个，"当初家里人不同意我出来，我找人开介绍信也开不到，后来自己不怕死就跑到北京了。"10多年过去，徐兆兰从一个当年的村姑，过去的保姆，变成了一家颇具规模服装公司的老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打工农民都能成为企业家，但走出了农村，就像打开一扇封闭的窗户，眼前是新的天地。

　　让多数人走进城市，让少数人留在农村，让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准基本持平，这样一个城市化过程，英国用了150年的时间，美国用了100年时间，日本用了60年时间，韩国用了25年时间。具体到中国国情更复杂，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邓卫这样阐述："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要有4亿多人涌进城市，这样一个规模，在全球城市化历史中都是罕见的，另外，中国情况太特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地域差别那么大，发展又不平衡，所以，我们国家也很难以某个国家为蓝本进行学习。"

　　站在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转为非农人口，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都必须经过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但携带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中国将要用多少年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改变城乡失衡？没有人算得清具体的数字，但能肯定的是，这是一条漫长艰辛、又无法回避的道路。
进城的路好走吗

　　进城打工，走上城市化的道路，是农民改变千百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方式的道路，是离开土地增收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并不轻松。

　　2003年的一件事，揭开了农民工讨薪的序幕。

　　2003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坐车从重庆万州区驶向云阳县城方向，视察移民区人民生活状况。当行至距离云阳县城约40公里处，公路附近隐约可见几处农舍，温总理当即要求停车。通过一条高低不平，且十分泥泞的狭窄小路，温总理带领随行人员来到公路下边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隶属于云阳县人和镇。

　　走近村庄，温总理面带笑容，一一询问村民生活生产状况，"家里几口人？孩子都能上学吗？粮食够吃吗？移民补偿拿到没有？家里有几个人在外面打工……"坐在总理左侧的农家妇女熊德明腼腆地说，"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在总理的鼓励下，熊德明说出事情原委：现在农民的收入主要靠打工，村里大多数劳动力都在云阳新县城搞建筑，一年收入有五、六千元左右，但是在修建新县城中心广场阶梯的过程中，包工头拖欠农民的工钱一直不还。她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

　　听完熊德明的讲述，温总理的表情顿时变得凝重。沉吟片刻，总理说："一会我到县里去，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当天晚上，温总理就赶到云阳县新城，一见到县里负责人，就立即追问起农民务工工资被拖欠的事情。晚上11点左右，熊德明与丈夫就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

　　当拖欠农民工工资变成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时，熊德明夫妇是幸运的，温总理帮助其讨回工资，但在中国，更多的农民工并不像熊德明夫妇那么幸运。

　　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有很多。一直以来，农民工都处于社会的底层，自身法律意识不强，为弱势群体，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就有了可乘之机。

　　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农民工往往缺乏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一些企业根本没有建立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工会，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存在失灵、协调错位等失职现象。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农民工，会隐瞒或弱化劳工纠纷，导致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

　　据劳动部门统计显示，2002年全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400多亿元，以广东省最为突出，调查表明，64.4%的"三资"与民营企业存在拖欠工人工资现象。

　　于是，在2003年末至2005岁初，一场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200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12月，建设部等六部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贯彻国办通知精神。

　　2004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一定要在春节前抓紧兑付2003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的愿望很简单，拿到劳动所应得的报酬。即使在人们看来天经地义的愿望，竟也经历了如此大的波折。其实，保证农民工的工资不再拖欠，只是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在城市，工资低，农民工得不到完善的社会保障，也缺乏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孩子在城市上学难等一系列难题，不断削减着农民进城打工的热情。

　　"来这个厂一年了，每月最多能挣1200元，但工作压力太大了，几乎每天加班3个小时，每天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下班。"一位农民工表示。2007年，北京掀起建筑热潮，这离不开这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群，就是农民工，他们背着行李卷辗转在各个工地之间，住在简易的工棚里，所赚的工时费低至每小时4元钱。

　　一位30多岁的建筑工人，在上海工作近10年，建造了20多座摩天大楼，自己却居住在工棚里，相隔不远就是车水马龙的陆家嘴金融中心。他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融入城市。

　　下面是夫妻俩讨论进城务工的故事：

　　丈夫："过了春节，我就跟着我们村的老刘进城打工去了，一个月能挣800元钱。"

　　妻子："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地我一个人怎么种？"

　　丈夫，："你在家里种地照顾孩子。遇到播种、秋收，可以请亲戚朋友帮忙啊。"

　　妻子："七八亩地呢，再说别人也都去打工了。农忙一到，连帮忙的人都找不到。"

　　丈夫："要不你也一起去，打零工也行。"

　　妻子："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丈夫："把孩子接到城里上学吧！"

　　妻子："城里学费那么高，怎么上得起？"

　　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耕作，还是进城打工，成了中国很多农民的一个两难选择。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农民进城的路并不好走。

　　尽管各种利好消息不断出现：清理农民工欠薪、工伤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开始提上日程，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给农民工建造廉租房，一些企业也开始主动提高工资水平，但是迅速进入城市的庞大人口与完善的制度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农业还危险吗

　　每年春节，是张有才的外孙感觉最幸福的时光。日思夜想的父母，终于打工回来了，给他们带来了漂亮的衣服、好吃的零食。原本冷清的村子也变得热闹起来，家家灯火通明、笑声此起彼伏，张有才不禁感叹，这才是"过日子"啊。

　　春节后不久，村里的青壮年又不约而同背着行囊离开了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现在，连孩子也越来越少了，有的跟着父母去城里上学，有的初中毕业就匆忙加入打工的大军。村子越来越空，成了空心村。一遇到播种、收割等需要较多劳动力的时节，张有才和他的老伙计互帮互助，总算不会耽误播种、收割。

　　农业生产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土地、资金和劳动力。

　　农村改革30年期间，20世纪80年代农业农村经济出现十年黄金增长，与农业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留在农村内部密不可分，农民自主把三要素变成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资源，并占有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进程中的增值收益，也就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农村内需也随之扩大。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发展要素的"净流入"。而受二元社会结构和传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要素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使农村出现"三化"现象，即农民兼并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弱质化，导致农业粗放经营。

　　按照中国政府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迎来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即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2008年的40%提升至55%，也意味着城市的超常扩张。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农村失去了建设的中坚力量，某些农村的确正面临着人力不足的尴尬。

　　在未来的十多年中，中国可用建设用地仅为0.27亿亩。一边是城市建设用地的缺口越长越大，一方面是农村大量闲置的宅基地，以及大量耕地荒置，在城乡土地制度和保障二元制度的背景下，进城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给人口转移留下了后遗症。

　　张高山是重庆开县渠口镇农民，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儿子在浙江打工，一年可以净挣1万多元，儿媳在浙江海宁一家服装厂上班，一年挣2万元左右。依子女收入，张高山完全可以在开县县城买房成为"城里人"，但他只在城里租房，经常还会去老家看看，以表示自己继续对土地的占有权。

　　这种现象在农村颇为常见，被称为不彻底的农业人口转移。其产生的一系列恶果正在显现：一方面，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孩子，他们基本没有耕种能力，耕地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大批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还导致了农舍大量空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则作这样一个假设：假设全国有1亿农舍空置，每座农舍平均价值为3万元，总价值在3万亿；假设每座农舍占地0.5亩，土地总面积也在5000亩左右。这个供应是庞大的，如果不能被购买或继承，浪费也是巨大的。

　　而且，土地与土地价值在不断减少，"人增地减"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矛盾。目前，全国耕地面积从1995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自1979年改革开发以来，全国平均每年建设占地400万亩以上，30年来共征用农村耕地1亿多亩。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从征用土地中得到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5000亿元，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转让中积累了9万多亿元资产。据权威专家统计，每征一亩地就伴随1.5个农民失业。全国因"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已达到4500万人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1.1亿人左右。

　　资金方面，随着金融业开始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中期，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地区。目前，我国城市人均贷款是农村的10倍，农村贷款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速度5.94%；金融机构全国平均每万人网点数，城市是农村的3.7倍。中国农民的主要融资渠道仍是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农户还不到五分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县范围内平均每年流出资金数额高达6000亿元，平均每个县每年净流出3亿元左右。

　　农村三要素净流出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都被抽走，农民没有土地可耕种、没有资金支持发展、没有劳动力种植粮食，三农问题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十六大以来，中央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要求，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

　　新世纪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紧绷，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所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谁来保障农民的生活

　　在国家发改委存放着这样一份文件，一份没有完成的指标。2000年当我国宣布总体达到小康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在评价的16项指标中，3项没有达到，都直接与农民有关:农民收入指标、农民日均摄入蛋白质指标、农民的医保。时至今日，这种短腿现象还是中国三农问题面临的一个难点。

　　湖北武汉一家医院里，先后住院的两个心脏病人，一个是当阳市童台村51岁的冯德凤，另一个是武汉个体营业者王鼎，同样花费3万多元的医疗费，王鼎用自己的存款一次性全部支付。冯德凤由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8750元，缓解了部分压力。剩余部分从亲戚朋友借的1万多元，至今无法还清，成了她另一块心病。

　　甘肃省靖远县65岁的农民宋雪芳，自从肝部疼痛得没法干农活后，家里已经变卖了30只羊当作医疗费，钱花光后她就离开了医院。与此同时，和她患有同一种病的兰州市民正在医院治疗，病情已经好转。而现在回到村里的宋雪芳病已经越来越重，不打算再进行医治的她常这样望着远处的农田，静静等待生命的终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教授田玉科长期在农村调查中，得出令人堪忧的"三个1／3"：在农村，有1／3的农民"抗病"，有病不治；1／3是没钱看病，望病兴叹；还有1／3是借债看重病，但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正在普及的农村合作医疗可以缓解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要农民要增收，自己腰包里要有钱，否则，如果按住院的平均费用9000元，报销45％，短期住院对农民仍然意味着倾家荡产。

　　在山西钦镇东雷村的村支书眼里，最让人发愁的不仅是村里那一两户生了重病的人家，还有10多户供过大学生的村民。其中几户至今还住在100多年前的老房子中。

　　记者在湖北和家庄镇北渠西村党某家看到，党家的大门就是在黄土墙上掏了个洞，用块破木板当作门扇。以前党家在村里算得上中等户，因供3个孩子上学，现在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

　　一位16年来走访110户农家，写出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的农民党宪宗，给记者算了笔账：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在合阳，这相当于一个3口农家10年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

　　"城乡收入上出现断层，但教育医疗等等市场却是统一的，尽管目前一些高校为贫困生设立了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但如果农民收入不出现大的改观，因学返贫很难根本改变。
　　让农民幸福起来

　　新农村建设，世界上有没有经验可以供中国学习。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巴西，无论是印度，还是孟加拉，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印度尼西亚……比较普遍的问题都是土地私有化条件下大地主、大农场主、大庄园主扩张土地，同时伴随着农村凋敝、小农破产。由于普遍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变革，就在封建庄园制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农业现代化，导致大批被剥离的农业剩余人口涌入城市，却又遭到城市的抵制，农民只能在城市周围自建的贫民窟中生活。

　　中国却是唯一的虽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而并没有简单地强调城市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不断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负担，从"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再到免征农业税，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已经连续第六年将重点锁定在"三农"问题，与之相配套的是，国家财政每年向三农注入3000多亿元。

　　自1982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三农问题共发布了11个一号文件。前5个一号文件是1982-1986年发布的，勾画了当时农村改革的基本蓝图。

　　接下来6个一号文件奠定了城乡统筹的基础。

　　2004年，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的一号文件指出"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2006年发布的新世纪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长期历史任务。

　　2007年的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切实加大农业投入，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2008年的一号文件再次把农民增收作为主题词。

　　从放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闸门、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到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尽管每一个文件的主题各不相同，但都贯穿着扶持农村这条主线，让"农村富起来，农民生活幸福起来"，成为11个"中央一号"文件雷打不动的主旨。

　　"中央一号"都是针对农民的，不过，农民张有才并不知道还有这么多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大多数农民，对实惠的关注远远多于对政策的关注，他们更愿意知道种一亩小麦能拿到多少补贴，他们的医疗保险到底有用没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欣慰的是，中央的几板斧下去，终于出现成效，然而，这仅仅是复苏，要想解决农村落后尤其是农民收入滞后，就像冰河融化，形势仍然严峻。"

　　虽然从不同行业和不同侧面，可以看到三农问题正在发生转机，但在中国长期形成的国情制约下，寻求有效的改善之道，仍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新农村建设中，拉美的教训仍值得借鉴。

　　防止一哄而起，将新农村建设看成政绩工程。要在尊重农民的意愿下进行，如果视农民的承受能力于不顾，结果只能是背离新农村建设的初衷。

　　克服急于求成的心态，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是毕功于一役，从实际和现有条件出发，尊重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从农民最关注的事情做起，一步步向新农村建设目标推进。

　　防止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不能盲目模仿城市，根据不同地域条件分别进行具体指导，"一个标准包打天下"，尊重探索和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模式，因地制宜，提倡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中国农民走向城市还需要很长一段路，今天，土地依然是中国农民的根。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不能盲目地在自然村基础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人为规划撤村合并，这样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偏离新农村建设的宗旨与目标。
　　农村墙体广告里的门道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

　　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

　　……

　　1982年，作曲家施光南与词作家晓光联手，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绩与希冀，写下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农村生机勃勃。

　　歌曲是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唱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定义，也唱出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歌曲相似，标语也是一种意愿的表达，在墙上刷下标语，是中国传统，也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具有号召性的政治标语，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就起到了强化革命意识、激励人们投身革命事业的作用，在标语的影响下，无数农民毅然参加了革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城乡墙上，处处可以看见"服务于阶级斗争"类似的口号，成为那个年代的一道特殊景观。时间转到改革开放初期，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基本国策的标语开始大行其道，从而深入人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标语至今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农村墙上标语的变迁，是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侧影。时至今日，走进中国农村地区，商业广告随处可见，"以前墙上都是政策宣传标语，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广告，"陕西省长治县郝家庄50岁的王祥龙回忆，"最初是一些饲料、种子、肥料广告，都是用文字写的，后来各种各样的广告越来越多，图文并茂，越来越好看。"手机、药品、电视机等，都一一选择在农村做墙体广告。

　　由于门前就是一条宽阔的马路，二十多年来，王祥龙家的院墙一直都担任着"广告牌"的作用，2009年新年刚过，就有人向他支付一笔费用，用一则电脑广告置换了原来的电动车广告。

　　走在农村的公路上，从中国家电业首屈一指的海尔电器，到日本雅马哈摩托车，从农村最实用的化肥饲料，到时髦的婚纱摄影，公路两侧只要有房屋，墙上就会有这样的广告。而且只要是农村生产生活需要，都可以在墙上找到卖家的手机号码。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充满活力的农村市场成为商家必争之地，同时，墙体广告以其费用低廉、传播效果理想等优点，成为商家在农村发布广告的最佳选择。"遍及农村各个角落的商业广告，是中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生动体现。"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长这样说。

　　2003年上任伊始，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采访时，首先谈到了三农："我本人到过全国1800多个县，可以说中国最穷困的地方我都到过。我深知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

　　2007年，两会期间，温总理答记者问时话题依然沉重："在中国城乡，困难群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农民。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变了困难群体的生活，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状况。"

　　一支庞大的舰队，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潮流中，扬帆起航。它发展的奇迹、它前行的速度，令世界瞩目。然而，如何穿过沉积的冰层，让最慢的船只赶上队伍，是"千年未有之变"中的农民大国，正在破解的一道世界级难题。

　　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画家罗中立创作了一幅题为《父亲》的油画，展现了生活在贫困中的老农形象：开裂的嘴唇、满脸的皱纹以及手中粗劣的碗等写实的描绘，是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的见证。30多年来它吸引人们驻足凝视，这位农民父亲的眼睛和皱纹穿越时空，至今仍在提醒人们，别忘了这个民族的根，别忘了农民的痛，别忘了我们血脉相连。
　　　　　　　　　　　　　　　　　　　　　　　　　　　　　　　　　　　　　　　　 （责任编辑：吴宏英）